本研究通過免疫組織化學和組織化學法檢測喉鱗狀細胞癌(LSCC)中的血管生成擬態(VM)和微血管密度(MVD)情況,并研究它們與半乳糖凝集素-3(Gal-3)以及LSCC患者臨床病理因素之間的相互關系。在正常喉組織中未見VM現象,而LSCC組織中VM陽性率為33.7%,兩組之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VM情況以及MVD計數在LSCC患者的不同年齡、性別、腫瘤位置等亞組之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在腫瘤不同分化程度、臨床病理分期以及淋巴結轉移狀態亞組之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LSCC組織中VM陽性率、MVD計數與Gal-3蛋白表達兩兩之間均為正相關關系(P＜0.05)。研究結果提示Gal-3可能參與了LSCC的發生、血管生成以及VM形成,且Gal-3、血管生成以及VM形成均促進LSCC的發展、侵襲及轉移。
引用本文： 武世伍, 俞嵐, 周蕾, 承澤農, 王丹娜. 喉鱗狀細胞癌中的血管生成擬態及其臨床病理意義. 生物醫學工程學雜志, 2014, 31(4): 865-869. doi: 10.7507/1001-5515.20140163 復制
引言
喉癌在頭頸部癌癥中僅次于鼻咽癌、鼻腔癌而位于第三位，鱗狀細胞癌是其最常見的病理類型。盡管近年來醫學診療技術水平不斷提高，喉癌患者的總體生存率和5年生存率并沒有明顯的提高(35.0%~70.0%)[1]。傳統的觀念認為腫瘤侵襲與轉移的主要方式是依賴血管生成或形成，但近年來認為腫瘤的侵襲與轉移可能不僅僅依賴于血管生成或形成，還可能依賴于血管生成擬態(vasculogenic mimicry,VM)。VM是美國學者Maniotis等[2]于20世紀末所描述的一種類似血管生成的獨立通路，即某些高侵襲性腫瘤在沒有血管內皮細胞的參與下，腫瘤細胞自身能夠模擬血管內皮細胞并通過重塑細胞外基質而形成管道樣結構，且可與宿主微血管系統相連，以獲取營養和氧。具有VM結構的腫瘤常常意味著腫瘤演進和預后不良[2-3]。β-半乳糖凝集素-3(galectin-3，Gal-3)為動物凝集素Lectin家族成員，是一種碳水化合物結合蛋白，相對分子量31 kD，可以參與細胞生長、黏附、侵襲、血管生成以及轉移等多種生理或病理過程[4-5]。本研究通過免疫組化方法檢測83例喉鱗狀細胞癌(laryn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LSCC)患者組織中Gal-3蛋白的表達、微血管密度(microvessel density,MVD)計數和VM情況，分析Gal-3蛋白與微血管形成及VM的關系，并探討它們與臨床病理因素之間的相互關系。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收集蚌埠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臨床病理科2003年1月~12月存檔石蠟包埋LSCC組織標本83例(術前均未行放、化療)和對照組標本20例(均為正常喉組織)，所有患者均有完整的臨床病理資料。其中男性75例，女性8例。根據不同腫瘤位置，分為聲門上51例，聲門29例，聲門下3例。高分化者30例，中分化者47例，低分化者6例。年齡43~84歲，中位年齡62.1歲；≥60歲56例，＜60歲27例。淋巴結轉移者34例，無淋巴結轉移者49例。腫瘤長徑＜2.0 cm者43例，≥2.0 cm者40例。根據UICC2002版分期標準進行分期，其中Ⅰ期21例，Ⅱ期32例，Ⅲ期22例，Ⅳ期8例。
對照組20例樣本取自離喉癌腫塊＞5.0 mm的喉組織，均經病理H&E染色證實為正常喉組織。
1.2 試劑
鼠抗人CD34(產品編號：MAB-0034，克隆號QBEnd/10)單克隆抗體和Gal-3(產品編號：MAB-0572，克隆號9C4)單克隆抗體、ElivisionTM plus配套試劑盒和DAB顯色試劑盒全部購自福州邁新生物技術開發有限公司。過碘酸-雪夫(periodic acid-Schiff，PAS)染色液為蚌埠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臨床病理科配制。
1.3 實驗方法
1.3.1 免疫組織化學方法
將石蠟包埋的LSCC組織以4 μm厚連續切片，烤干，然后于二甲苯及梯度濃度的乙醇溶液中依次脫蠟至水洗。免疫組織化學染色步驟按試劑盒說明書進行操作。采用已知陽性片作對照，并以PBS液代替一抗作空白對照。
1.3.2 CD34和PAS套染
CD34抗體DAB顯色后，流水沖洗3 min終止顯色反應，然后將切片置于0.5%高碘酸溶液中氧化10 min，流水沖洗2 min，再置于Schiff液中染色15 min(背光處)，最后蒸餾水沖洗3次，每次1 min；此后依次經蘇木素淺染細胞核、鹽酸酒精分化、返藍、脫水透明以及中性樹膠封片。
1.3.3 MVD計數
CD34蛋白主要表達在血管內皮細胞的胞膜和胞質，因此可以通過CD34陽性表達的小管狀結構來進行MVD計數，具體參照修改過的Weidner法[6]來計數。
1.4 結果判定
CD34蛋白主要定位于細胞膜和細胞質，Gal-3蛋白主要定位于細胞質和細胞核，均以出現黃色或棕黃色顆粒為陽性。具體計分方法見參考文獻[7]，最終結果積分≤1為陰性，＞1為陽性。本實驗通過蚌埠醫學院倫理委員會批準。免疫組織化學結果由兩位病理醫師采用獨立雙盲法判定。
1.5 統計分析
采用SPSS20.0統計軟件包進行數據分析。采用χ2檢驗Spearman等級相關以及t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本研究組的前期實驗已經分析了LSCC中Gal-3蛋白與臨床病理因素之間的關系[8]，發現Gal-3蛋白過表達的LSCC組織分化更差，臨床分期更高以及更易于發生淋巴結轉移。
2.1 LSCC組織中存在VM
H&E染色，于光鏡下可見部分管道樣結構僅由腫瘤細胞圍成，并無內皮細胞襯覆。經CD34蛋白與PAS套染后，管壁呈現CD34蛋白陰性而PAS陽性的結構，即為VM樣結構(見圖 1)，還可以見到部分呈分枝狀和網絡狀結構的VM。83例LSCC標本中，在28例(33.7%)LSCC組織中發現有VM樣結構，而對照組中未發現有VM樣結構，兩組之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
圖1
LSCC組織中的VM形成(ElivisionTM,400×)
紅色箭頭為VM，VM呈現出管狀或網絡狀結構；黑色箭頭為血管
Figure1. Positive staining of VM in LSCC tissue (ElivisionTM,400×)red arrows are VM and it appears tube or network; black arrows are vessels
2.2 LSCC組織中VM與臨床病理的關系
VM的陽性率在LSCC患者的不同性別、年齡、腫瘤位置及腫瘤大小之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隨著LSCC的組織分化程度越差，VM的陽性率越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在淋巴結轉移組中，發現22例具有VM樣結構，在無淋巴結轉移組中，發現僅6例具有VM樣結構，兩組之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pTNM分期為Ⅰ~Ⅱ期的患者中VM陽性率為18.9%(10/53)，Ⅲ~Ⅳ期的患者中VM陽性率為60.0%(18/30)，即具有VM樣結構的患者pTNM分期更高(P＜0.05)(見表 1)。
表1
LSCC組織中MVD計數和VM與臨床病理因素的關系
Table1.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core of MVD,VM and clinicopathologic characteristics in LSCC tissues
2.3 MVD計數與臨床病理因素的關系
在VM陽性組中，MVD計數的均值為29.3±6.3，在VM陰性組中，MVD計數的均值為18.1±5.3，兩組之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即在具有VM樣結構的患者中，微血管密度顯著高于無VM樣結構的患者(P＜0.01)。MVD計數在LSCC腫瘤組織不同分化程度、臨床分期及淋巴結轉移狀態之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見表 1)。
2.4 在LSCC組織中MVD、Gal-3及VM三者之間的關系
Spearman等級相關分析顯示，Gal-3蛋白的表達與MVD計數呈正相關關系(r=0.413，P＜0.001)；Gal-3蛋白的表達與VM的陽性率呈正相關關系(r=0.299，P＜0.01)；VM的陽性率與MVD計數亦呈正相關關系(r=0.609，P＜0.001)。
3 討論
Gal-3是一種β-半乳糖結合蛋白[9-11]，是一種在細胞內、外均有的凝集素，其特征性的結構是富含甘氨酸、脯氨酸和酪氨酸重復序列的結合域，這個結構是基質金屬蛋白酶的底物。Gal-3蛋白廣泛表達于上皮細胞、免疫細胞以及多種腫瘤細胞內，但在正常組織中通常呈低表達或不表達，Gal-3通過各種方式參與多種生理和病理過程。近年來，有研究[12-14]發現Gal-3蛋白在前列腺癌中表達降低，但大多數研究表明Gal-3蛋白過表達與腫瘤的侵襲、轉移及預后不良有關[15-19]。
我們的前期研究表明，LSCC組織中Gal-3蛋白陽性表達率顯著高于正常對照組(P＜0.01)，表明Gal-3蛋白表達增加可能參與了LSCC的發生。同時也發現，Gal-3蛋白的表達增加可能還參與了LSCC的發展、侵襲及轉移等等過程。
在腫瘤生長、侵襲和轉移的過程中，都需要足夠的氧及營養。經典的腫瘤血管形成理論認為腫瘤或者通過原有血管內皮細胞的芽生，或者通過誘導血管內皮前體細胞分化成內皮細胞后形成血管。1999年，Maniotis等[2]在研究葡萄膜黑色素瘤時發現一種不是由血管內皮細胞圍成、而是由具有可塑性的腫瘤細胞模擬血管內皮細胞以及細胞外基質重塑所圍成的管道樣結構，通過這種管道樣結構可以獲取氧及營養。這就是VM。緊接著其他學者在黑色素瘤、卵巢癌、前列腺癌、胃癌、非小細胞肺癌、乳腺癌、肝癌及腎細胞癌[7, 20-26]等高度惡性腫瘤中相繼發現了VM樣結構。VM樣結構直接由腫瘤細胞圍成，所以腫瘤細胞與血流之間并無血管內皮細胞屏障，僅有一層PAS陽性的基底膜樣物質相隔，因此腫瘤細胞很容易穿過基底膜樣物質(通過釋放蛋白溶解酶以及血流的沖擊)而進入血流，最終造成腫瘤的侵襲及轉移。VM通常具有以下幾種結構：分支狀結構、管狀結構以及網絡狀結構等[27]。在本研究中，我們發現83例LSCC組織中符合VM樣結構標準的有28例，陽性率為33.7%；而在正常對照喉組織中，沒有發現符合VM樣結構標準的樣本。同時發現VM陽性率在不同的腫瘤組織分化程度、淋巴結轉移及臨床分期亞組之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而在不同性別、年齡、腫瘤大小及腫瘤位置等亞組之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即具有VM樣結構的腫瘤組織分化更差、臨床分期更高以及更容易發生淋巴結轉移，與文獻[1]結果一致。
同時，本研究還觀察了腫瘤周圍的血管生成情況，我們選擇CD34蛋白標記的血管內皮細胞來反映腫瘤血供情況。發現隨著腫瘤組織分化程度越差、臨床分期越高，MVD的計數就越高，且淋巴結轉移組的MVD計數顯著高于無淋巴結轉移組(P＜0.01)，以上結果表明MVD計數高的腫瘤組織更易發生侵襲、轉移及預后不良[28]。
本研究通過Spearman相關分析還發現，LSCC組織中Gal-3蛋白的表達、MVD計數和VM陽性率之間均呈正相關關系，提示Gal-3蛋白表達增加可能與血管生成及VM的形成有關。Gal-3蛋白的過表達可能參與了LSCC的發生、發展，當腫瘤超過1 mm3時，腫瘤細胞會通過各種方式誘導血管形成，以滿足其快速生長所需的氧和營養。其中Gal-3蛋白可以通過誘導血管內皮鈣粘蛋白、白細胞介素-2、基質金屬蛋白酶2、纖維連接蛋白-1等的表達而促進新生血管的形成[29]，以使腫瘤組織獲取足夠的氧及血供。但是，當所誘導的新生血管還不能夠滿足腫瘤組織快速生長所需時，一些具有可塑性的腫瘤細胞就能夠模擬血管內皮細胞，同時通過誘導細胞外基質的重塑而形成管道樣的結構，即VM。與此同時，Gal-3蛋白表達增加，還可以降低腫瘤細胞彼此之間的黏附力[5]。而新生血管、VM樣結構與血流之間，由于內皮細胞不完整或僅有一層基底膜樣物質，黏附力降低的腫瘤細胞，或是在血流的沖擊下，或因為腫瘤性分泌的蛋白酶降解基底膜樣物質形成基底膜樣物缺損區，很容易脫離母體腫瘤，穿過不完整的內皮細胞間隙或基底膜樣物缺損區而進入血流，最終造成轉移。
由此可見，Gal-3蛋白表達、MVD和VM形成與LSCC的發展、侵襲及轉移等關系密切。因此，通過聯合檢測LSCC組織中的Gal-3蛋白表達、MVD計數和VM情況，將有助于評估LSCC患者發生侵襲和轉移的危險性，并可以作為臨床預測LSCC患者預后的指標。
引言
喉癌在頭頸部癌癥中僅次于鼻咽癌、鼻腔癌而位于第三位，鱗狀細胞癌是其最常見的病理類型。盡管近年來醫學診療技術水平不斷提高，喉癌患者的總體生存率和5年生存率并沒有明顯的提高(35.0%~70.0%)[1]。傳統的觀念認為腫瘤侵襲與轉移的主要方式是依賴血管生成或形成，但近年來認為腫瘤的侵襲與轉移可能不僅僅依賴于血管生成或形成，還可能依賴于血管生成擬態(vasculogenic mimicry,VM)。VM是美國學者Maniotis等[2]于20世紀末所描述的一種類似血管生成的獨立通路，即某些高侵襲性腫瘤在沒有血管內皮細胞的參與下，腫瘤細胞自身能夠模擬血管內皮細胞并通過重塑細胞外基質而形成管道樣結構，且可與宿主微血管系統相連，以獲取營養和氧。具有VM結構的腫瘤常常意味著腫瘤演進和預后不良[2-3]。β-半乳糖凝集素-3(galectin-3，Gal-3)為動物凝集素Lectin家族成員，是一種碳水化合物結合蛋白，相對分子量31 kD，可以參與細胞生長、黏附、侵襲、血管生成以及轉移等多種生理或病理過程[4-5]。本研究通過免疫組化方法檢測83例喉鱗狀細胞癌(laryn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LSCC)患者組織中Gal-3蛋白的表達、微血管密度(microvessel density,MVD)計數和VM情況，分析Gal-3蛋白與微血管形成及VM的關系，并探討它們與臨床病理因素之間的相互關系。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收集蚌埠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臨床病理科2003年1月~12月存檔石蠟包埋LSCC組織標本83例(術前均未行放、化療)和對照組標本20例(均為正常喉組織)，所有患者均有完整的臨床病理資料。其中男性75例，女性8例。根據不同腫瘤位置，分為聲門上51例，聲門29例，聲門下3例。高分化者30例，中分化者47例，低分化者6例。年齡43~84歲，中位年齡62.1歲；≥60歲56例，＜60歲27例。淋巴結轉移者34例，無淋巴結轉移者49例。腫瘤長徑＜2.0 cm者43例，≥2.0 cm者40例。根據UICC2002版分期標準進行分期，其中Ⅰ期21例，Ⅱ期32例，Ⅲ期22例，Ⅳ期8例。
對照組20例樣本取自離喉癌腫塊＞5.0 mm的喉組織，均經病理H&E染色證實為正常喉組織。
1.2 試劑
鼠抗人CD34(產品編號：MAB-0034，克隆號QBEnd/10)單克隆抗體和Gal-3(產品編號：MAB-0572，克隆號9C4)單克隆抗體、ElivisionTM plus配套試劑盒和DAB顯色試劑盒全部購自福州邁新生物技術開發有限公司。過碘酸-雪夫(periodic acid-Schiff，PAS)染色液為蚌埠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臨床病理科配制。
1.3 實驗方法
1.3.1 免疫組織化學方法
將石蠟包埋的LSCC組織以4 μm厚連續切片，烤干，然后于二甲苯及梯度濃度的乙醇溶液中依次脫蠟至水洗。免疫組織化學染色步驟按試劑盒說明書進行操作。采用已知陽性片作對照，并以PBS液代替一抗作空白對照。
1.3.2 CD34和PAS套染
CD34抗體DAB顯色后，流水沖洗3 min終止顯色反應，然后將切片置于0.5%高碘酸溶液中氧化10 min，流水沖洗2 min，再置于Schiff液中染色15 min(背光處)，最后蒸餾水沖洗3次，每次1 min；此后依次經蘇木素淺染細胞核、鹽酸酒精分化、返藍、脫水透明以及中性樹膠封片。
1.3.3 MVD計數
CD34蛋白主要表達在血管內皮細胞的胞膜和胞質，因此可以通過CD34陽性表達的小管狀結構來進行MVD計數，具體參照修改過的Weidner法[6]來計數。
1.4 結果判定
CD34蛋白主要定位于細胞膜和細胞質，Gal-3蛋白主要定位于細胞質和細胞核，均以出現黃色或棕黃色顆粒為陽性。具體計分方法見參考文獻[7]，最終結果積分≤1為陰性，＞1為陽性。本實驗通過蚌埠醫學院倫理委員會批準。免疫組織化學結果由兩位病理醫師采用獨立雙盲法判定。
1.5 統計分析
采用SPSS20.0統計軟件包進行數據分析。采用χ2檢驗Spearman等級相關以及t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本研究組的前期實驗已經分析了LSCC中Gal-3蛋白與臨床病理因素之間的關系[8]，發現Gal-3蛋白過表達的LSCC組織分化更差，臨床分期更高以及更易于發生淋巴結轉移。
2.1 LSCC組織中存在VM
H&E染色，于光鏡下可見部分管道樣結構僅由腫瘤細胞圍成，并無內皮細胞襯覆。經CD34蛋白與PAS套染后，管壁呈現CD34蛋白陰性而PAS陽性的結構，即為VM樣結構(見圖 1)，還可以見到部分呈分枝狀和網絡狀結構的VM。83例LSCC標本中，在28例(33.7%)LSCC組織中發現有VM樣結構，而對照組中未發現有VM樣結構，兩組之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
圖1
LSCC組織中的VM形成(ElivisionTM,400×)
紅色箭頭為VM，VM呈現出管狀或網絡狀結構；黑色箭頭為血管
Figure1. Positive staining of VM in LSCC tissue (ElivisionTM,400×)red arrows are VM and it appears tube or network; black arrows are vessels
2.2 LSCC組織中VM與臨床病理的關系
VM的陽性率在LSCC患者的不同性別、年齡、腫瘤位置及腫瘤大小之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隨著LSCC的組織分化程度越差，VM的陽性率越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在淋巴結轉移組中，發現22例具有VM樣結構，在無淋巴結轉移組中，發現僅6例具有VM樣結構，兩組之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pTNM分期為Ⅰ~Ⅱ期的患者中VM陽性率為18.9%(10/53)，Ⅲ~Ⅳ期的患者中VM陽性率為60.0%(18/30)，即具有VM樣結構的患者pTNM分期更高(P＜0.05)(見表 1)。
表1
LSCC組織中MVD計數和VM與臨床病理因素的關系
Table1.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core of MVD,VM and clinicopathologic characteristics in LSCC tissues
2.3 MVD計數與臨床病理因素的關系
在VM陽性組中，MVD計數的均值為29.3±6.3，在VM陰性組中，MVD計數的均值為18.1±5.3，兩組之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即在具有VM樣結構的患者中，微血管密度顯著高于無VM樣結構的患者(P＜0.01)。MVD計數在LSCC腫瘤組織不同分化程度、臨床分期及淋巴結轉移狀態之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見表 1)。
2.4 在LSCC組織中MVD、Gal-3及VM三者之間的關系
Spearman等級相關分析顯示，Gal-3蛋白的表達與MVD計數呈正相關關系(r=0.413，P＜0.001)；Gal-3蛋白的表達與VM的陽性率呈正相關關系(r=0.299，P＜0.01)；VM的陽性率與MVD計數亦呈正相關關系(r=0.609，P＜0.001)。
3 討論
Gal-3是一種β-半乳糖結合蛋白[9-11]，是一種在細胞內、外均有的凝集素，其特征性的結構是富含甘氨酸、脯氨酸和酪氨酸重復序列的結合域，這個結構是基質金屬蛋白酶的底物。Gal-3蛋白廣泛表達于上皮細胞、免疫細胞以及多種腫瘤細胞內，但在正常組織中通常呈低表達或不表達，Gal-3通過各種方式參與多種生理和病理過程。近年來，有研究[12-14]發現Gal-3蛋白在前列腺癌中表達降低，但大多數研究表明Gal-3蛋白過表達與腫瘤的侵襲、轉移及預后不良有關[15-19]。
我們的前期研究表明，LSCC組織中Gal-3蛋白陽性表達率顯著高于正常對照組(P＜0.01)，表明Gal-3蛋白表達增加可能參與了LSCC的發生。同時也發現，Gal-3蛋白的表達增加可能還參與了LSCC的發展、侵襲及轉移等等過程。
在腫瘤生長、侵襲和轉移的過程中，都需要足夠的氧及營養。經典的腫瘤血管形成理論認為腫瘤或者通過原有血管內皮細胞的芽生，或者通過誘導血管內皮前體細胞分化成內皮細胞后形成血管。1999年，Maniotis等[2]在研究葡萄膜黑色素瘤時發現一種不是由血管內皮細胞圍成、而是由具有可塑性的腫瘤細胞模擬血管內皮細胞以及細胞外基質重塑所圍成的管道樣結構，通過這種管道樣結構可以獲取氧及營養。這就是VM。緊接著其他學者在黑色素瘤、卵巢癌、前列腺癌、胃癌、非小細胞肺癌、乳腺癌、肝癌及腎細胞癌[7, 20-26]等高度惡性腫瘤中相繼發現了VM樣結構。VM樣結構直接由腫瘤細胞圍成，所以腫瘤細胞與血流之間并無血管內皮細胞屏障，僅有一層PAS陽性的基底膜樣物質相隔，因此腫瘤細胞很容易穿過基底膜樣物質(通過釋放蛋白溶解酶以及血流的沖擊)而進入血流，最終造成腫瘤的侵襲及轉移。VM通常具有以下幾種結構：分支狀結構、管狀結構以及網絡狀結構等[27]。在本研究中，我們發現83例LSCC組織中符合VM樣結構標準的有28例，陽性率為33.7%；而在正常對照喉組織中，沒有發現符合VM樣結構標準的樣本。同時發現VM陽性率在不同的腫瘤組織分化程度、淋巴結轉移及臨床分期亞組之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而在不同性別、年齡、腫瘤大小及腫瘤位置等亞組之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即具有VM樣結構的腫瘤組織分化更差、臨床分期更高以及更容易發生淋巴結轉移，與文獻[1]結果一致。
同時，本研究還觀察了腫瘤周圍的血管生成情況，我們選擇CD34蛋白標記的血管內皮細胞來反映腫瘤血供情況。發現隨著腫瘤組織分化程度越差、臨床分期越高，MVD的計數就越高，且淋巴結轉移組的MVD計數顯著高于無淋巴結轉移組(P＜0.01)，以上結果表明MVD計數高的腫瘤組織更易發生侵襲、轉移及預后不良[28]。
本研究通過Spearman相關分析還發現，LSCC組織中Gal-3蛋白的表達、MVD計數和VM陽性率之間均呈正相關關系，提示Gal-3蛋白表達增加可能與血管生成及VM的形成有關。Gal-3蛋白的過表達可能參與了LSCC的發生、發展，當腫瘤超過1 mm3時，腫瘤細胞會通過各種方式誘導血管形成，以滿足其快速生長所需的氧和營養。其中Gal-3蛋白可以通過誘導血管內皮鈣粘蛋白、白細胞介素-2、基質金屬蛋白酶2、纖維連接蛋白-1等的表達而促進新生血管的形成[29]，以使腫瘤組織獲取足夠的氧及血供。但是，當所誘導的新生血管還不能夠滿足腫瘤組織快速生長所需時，一些具有可塑性的腫瘤細胞就能夠模擬血管內皮細胞，同時通過誘導細胞外基質的重塑而形成管道樣的結構，即VM。與此同時，Gal-3蛋白表達增加，還可以降低腫瘤細胞彼此之間的黏附力[5]。而新生血管、VM樣結構與血流之間，由于內皮細胞不完整或僅有一層基底膜樣物質，黏附力降低的腫瘤細胞，或是在血流的沖擊下，或因為腫瘤性分泌的蛋白酶降解基底膜樣物質形成基底膜樣物缺損區，很容易脫離母體腫瘤，穿過不完整的內皮細胞間隙或基底膜樣物缺損區而進入血流，最終造成轉移。
由此可見，Gal-3蛋白表達、MVD和VM形成與LSCC的發展、侵襲及轉移等關系密切。因此，通過聯合檢測LSCC組織中的Gal-3蛋白表達、MVD計數和VM情況，將有助于評估LSCC患者發生侵襲和轉移的危險性，并可以作為臨床預測LSCC患者預后的指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