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周丹, 唐夢琳, 羅玉蘭, 馮梅, 冉孟冬. 重癥監護病房新生先天畸形兒的父母焦慮與抑郁狀況及影響因素分析. 華西醫學, 2015, 30(3): 522-526. doi: 10.7507/1002-0179.20150149 復制
先天畸形是指出生時即存在的形態或結構上的異常，據國內外研究報道，先天畸形發生率約為1%～3%[1-3]。一項研究顯示，新生兒重癥監護病房（NICU）患兒中約10%為先天畸形，盡管只占有10%，但先天畸形卻占有13%的NICU住院時間和26%的死亡病例[4]。而另一研究報道，先天畸形占NICU患兒的15.3%[5]。新生兒對父母有完全的依賴，如果父母存在心理問題，不僅影響他們自身的身心健康，同時也會影響患兒的治療及預后[6-7]。分別針對先天畸形兒的父母和重癥監護病房（ICU）新生兒父母的研究顯示，其焦慮與抑郁評分均高于國內常模[6, 8-9]。ICU新生先天畸形兒的父母可能承受著更多更大的心理應激，但目前缺乏專門針對這些父母焦慮與抑郁狀況的研究。本研究旨在調查ICU新生先天畸形兒父母的心理狀況，并分析其影響因素，為探討心理護理和干預提供借鑒和依據。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調查對象
采用問卷調查的方式，以2013年6月1日－11月29日入住我院ICU新生先天畸形兒的父母為研究對象。納入標準：① 新生兒期發現先天性畸形的患兒的父母；② 患兒入住ICU時間＞12 h；③ 簽署知情同意書自愿加入本研究；④ 能正確表達自己的意愿。排除標準：① 經解釋后不能充分理解問卷內容的調查者；② 不合格的問卷。
1.2 調查問卷
包括自制的一般資料問卷及焦慮自評量表（SAS）和抑郁自評量表（SDS）。① 一般資料問卷：包括父母的性別、年齡、職業、居住地、民族、文化程度、家庭收入、宗教信仰、抑郁或焦慮家族史、患兒入住ICU的時間以及孩子是否唯一等；② SAS和SDS量表：由Zung先后于1965年和1971年編制，兩個量表各包含有20個條目，分1～4級評分，20個條目得分相加為粗分。其中，焦慮粗分乘以1.25后取整數部分，為焦慮標準分，依據中國常模結果，標準分＜50分為無焦慮，50～59分為輕度焦慮，60～69分為中度焦慮，≥70分為重度焦慮；抑郁嚴重度指數=抑郁粗分/80，抑郁嚴重度指數＜0.50為無抑郁，0.50～0.59為輕微至輕度抑郁，0.60～0.69為中度抑郁，≥0.70為重度抑郁[10]。
1.3 調查方法
在下午探視之后，向調查對象說明問卷調查的目的，取得同意后，說明整個量表的填寫方法，提示其認真理解每條問題的涵義，獨立填寫。對不能理解或看不懂問卷內容的，給予逐條解釋，然后讓其獨立地完成量表。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0.0軟件進行數據處理。組間焦慮、抑郁評分的比較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組間焦慮、抑郁程度的比較采用秩和檢驗；多因素分析采用有序結果的累積優勢logistic回歸模型。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本次調查共發放問卷160份，回收有效問卷152份，有效回收率95.0%。包含152名父母，其中男88名（57.9%），女64名（42.1%）；年齡19～44歲，平均29.8歲。患兒102例，其疾病構成：消化系統畸形81例（79.4%），神經系統畸形5例（4.9%），畸胎瘤3例（2.9%），先天性膈疝3例（2.9%），先天性心臟病6例（5.9%），其他4例（3.9%）。
2.1 患兒父母的焦慮、抑郁情況
SAS粗分為21～63分，平均（39.45±8.53）分，64名（42.1%）父母存在不同程度的焦慮，其中33名（21.7%）為輕度焦慮，23名（15.1%）為中度焦慮，8名（5.3%）為重度焦慮。SDS粗分為20～72分，平均（43.28±10.76）分，92名（60.5%）父母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其中39名（25.7%）為輕度抑郁，30名（19.7%）為中度抑郁，23名（15.1%）為重度抑郁。
2.2 患兒父母的焦慮、抑郁狀況的單因素分析
2.2.1 各種因素對焦慮、抑郁評分的影響
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家庭收入≤2 000元/月、有家族史的調查者較高中及以上的文化程度、家庭收入＞2 000元/月、無家族史的父母擁有更高的焦慮評分（P＜0.05）；漢族、家庭收入≤2 000元/月、有家族史的調查者較非漢族、家庭收入＞2 000元/月、無家族史的父母擁有更高的抑郁評分（P＜0.05）。見表 1。
表1
各種因素對焦慮、抑郁評分的影響（n=152，2.2.2 各因素對焦慮、抑郁程度的影響
焦慮的嚴重程度受居住地、文化程度、家庭收入、家族史的影響（P＜0.05）；父母的焦慮狀況與孩子的性別、孩子是否唯一、父母的性別、民族、年齡、宗教信仰及病情了解情況等因素無統計學意義（P＞0.05）；抑郁的嚴重程度受民族、家庭收入、家族史的影響（P＜0.05）。父母的抑郁狀況與孩子的性別、孩子是否唯一、父母的性別、居住地、年齡、文化程度、宗教信仰及病情了解情況等因素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2。
表2
各因素對焦慮、抑郁程度的影響（n=152，例）
2.3 患兒父母焦慮、抑郁狀況的多因素分析
以各影響因素為自變量，焦慮程度、抑郁程度為應變量，分別對焦慮程度、抑郁程度進行單因素累積優勢logistic回歸分析。將單因素分析中P＜0.10者放入多因素回歸模型中，以α=0.05為檢驗水準。回歸分析結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影響的前提下，居住在城市的父母發生焦慮嚴重1個或以上等級的可能性是農村的0.405倍，有家族史的父母是無家族史的3.180倍。少數民族的父母發生抑郁嚴重1個或以上等級的可能性是漢族的0.276倍，有家族史的父母是無家族史的3.294倍，家庭收入每提高1個等級，患兒父母發生抑郁嚴重1個或以上等級的可能性平均降低43.1%。見表 3、4。
表3
各因素與患兒父母焦慮的累積優勢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
表4
各因素與父母抑郁的累積優勢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
3 討論
先天畸形發生率較高，這部分患兒父母的焦慮與抑郁狀況應受到關注。本次調查結果顯示42.1%的父母存在不同程度的焦慮，60.5%的父母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其焦慮評分[（39.45±8.53）分]、抑郁評分[（43.28±10.76）分]均顯著高于國內常模[焦慮（29.78±10.07）分、抑郁（33.46±8.55）分][6]，與前人研究NICU患兒父母焦慮[（37.90±5.54）分]與抑郁[（40.95±8.38）分]的結果[6]相比也明顯更高。當滿懷欣喜迎接新生命誕生的父母不僅要面對孩子先天畸形這一事實，更加不幸的是這些孩子還需重癥監護相關治療以及存在較高的死亡風險，在這些強烈心理應激的作用下，他們的心理狀況可能發生很大的改變，更易出現焦慮、抑郁。
單因素分析發現，文化程度低的父母更容易發生焦慮，其程度更重，與前人研究結果相似[11-12]，但與張子明等[9]的調查結果不同。文化程度對不同人群的焦慮、抑郁狀況的影響尚存爭議。本次調查人群中，文化程度低可能對先天畸形缺乏正確的認識，心理應對相對不足。所以醫務人員可以利用探視時間對患兒父母進行健康宣教，多與其溝通疾病治療及預后，提升他們對疾病的認識，特別是對于文化程度低的父母更應該如此。
家庭收入是患兒父母抑郁的主要影響因素之一，對焦慮評分也有一定影響。目前ICU的醫療費用較高，而新生兒醫療保險制度尚不完善，大部分醫療費用需要自己支付，這對普通家庭來說是一個不小的經濟負擔，有的家庭甚至難以承受。高治療費用可能是一個較大的心理應激，可能會增加家庭收入低的父母出現焦慮和抑郁的風險。因此，在治療過程中應當詳細向家屬告知治療方案、預后及費用，使其對治療有充分的認識，在經濟上有充足的心理準備。盡量呼吁社會的力量，讓更多人得到愛心人士的幫助。同時，應進一步完善新生兒醫療保險制度，以減少其經濟負擔。
家庭居住地作為焦慮的一個獨立危險因素，對抑郁的嚴重程度也有一定影響。這與張子明等[9]NICU住院患兒家屬焦慮情緒的調查結果相似。本次調查結果中居住地與文化程度和家庭收入具有一定的相關性。居住在農村的父母，49.4%的文化程度在初中及以下，43.7%的家庭收入≤2 000元/月；而居住在城市的父母，僅9.2%的文化程度在初中及以下，家庭收入≤2 000元/月的為18.5%。由此可見，對居住在農村地區、文化程度較低、家庭收入較差父母應額外關注他們的焦慮心理。
家族史在本次調查中對焦慮和抑郁都有顯著影響，與國內肖融等[13]的調查結果和國外Tenev等[14]的Meta分析結果相似。這可能與遺傳、家庭環境的影響有關。Roy等[15]對雙生子的研究發現，遺傳是廣泛性焦慮與重癥抑郁的重要影響因素 。由于習俗和文化背景的差異，民族也可能是一個影響心理狀態的因素，盡管在針對不同人群研究中結果并不一致[16-18]，本次調查中發現漢族父母的抑郁心理狀態較少數民族的父母顯著。
父母的心理障礙不僅影響著他們自己健康，也與患兒的治療及預后有著密切關系[8]。本項研究對于我們以后的醫療工作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醫護人員應了解并重視父母的心理狀況，及時發現患兒父母的不良情緒，并給予關心以及心理疏導，特別是給予那些具有危險因素的父母更多關注。面對日益緊張的醫患關系，醫患之間的溝通越來越重要，了解家屬的心理狀況，建立良好的醫患關系有利于醫療救治的順利進行。同時這也體現了“以健康為中心”的護理理念。
先天畸形是指出生時即存在的形態或結構上的異常，據國內外研究報道，先天畸形發生率約為1%～3%[1-3]。一項研究顯示，新生兒重癥監護病房（NICU）患兒中約10%為先天畸形，盡管只占有10%，但先天畸形卻占有13%的NICU住院時間和26%的死亡病例[4]。而另一研究報道，先天畸形占NICU患兒的15.3%[5]。新生兒對父母有完全的依賴，如果父母存在心理問題，不僅影響他們自身的身心健康，同時也會影響患兒的治療及預后[6-7]。分別針對先天畸形兒的父母和重癥監護病房（ICU）新生兒父母的研究顯示，其焦慮與抑郁評分均高于國內常模[6, 8-9]。ICU新生先天畸形兒的父母可能承受著更多更大的心理應激，但目前缺乏專門針對這些父母焦慮與抑郁狀況的研究。本研究旨在調查ICU新生先天畸形兒父母的心理狀況，并分析其影響因素，為探討心理護理和干預提供借鑒和依據。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調查對象
采用問卷調查的方式，以2013年6月1日－11月29日入住我院ICU新生先天畸形兒的父母為研究對象。納入標準：① 新生兒期發現先天性畸形的患兒的父母；② 患兒入住ICU時間＞12 h；③ 簽署知情同意書自愿加入本研究；④ 能正確表達自己的意愿。排除標準：① 經解釋后不能充分理解問卷內容的調查者；② 不合格的問卷。
1.2 調查問卷
包括自制的一般資料問卷及焦慮自評量表（SAS）和抑郁自評量表（SDS）。① 一般資料問卷：包括父母的性別、年齡、職業、居住地、民族、文化程度、家庭收入、宗教信仰、抑郁或焦慮家族史、患兒入住ICU的時間以及孩子是否唯一等；② SAS和SDS量表：由Zung先后于1965年和1971年編制，兩個量表各包含有20個條目，分1～4級評分，20個條目得分相加為粗分。其中，焦慮粗分乘以1.25后取整數部分，為焦慮標準分，依據中國常模結果，標準分＜50分為無焦慮，50～59分為輕度焦慮，60～69分為中度焦慮，≥70分為重度焦慮；抑郁嚴重度指數=抑郁粗分/80，抑郁嚴重度指數＜0.50為無抑郁，0.50～0.59為輕微至輕度抑郁，0.60～0.69為中度抑郁，≥0.70為重度抑郁[10]。
1.3 調查方法
在下午探視之后，向調查對象說明問卷調查的目的，取得同意后，說明整個量表的填寫方法，提示其認真理解每條問題的涵義，獨立填寫。對不能理解或看不懂問卷內容的，給予逐條解釋，然后讓其獨立地完成量表。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0.0軟件進行數據處理。組間焦慮、抑郁評分的比較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組間焦慮、抑郁程度的比較采用秩和檢驗；多因素分析采用有序結果的累積優勢logistic回歸模型。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本次調查共發放問卷160份，回收有效問卷152份，有效回收率95.0%。包含152名父母，其中男88名（57.9%），女64名（42.1%）；年齡19～44歲，平均29.8歲。患兒102例，其疾病構成：消化系統畸形81例（79.4%），神經系統畸形5例（4.9%），畸胎瘤3例（2.9%），先天性膈疝3例（2.9%），先天性心臟病6例（5.9%），其他4例（3.9%）。
2.1 患兒父母的焦慮、抑郁情況
SAS粗分為21～63分，平均（39.45±8.53）分，64名（42.1%）父母存在不同程度的焦慮，其中33名（21.7%）為輕度焦慮，23名（15.1%）為中度焦慮，8名（5.3%）為重度焦慮。SDS粗分為20～72分，平均（43.28±10.76）分，92名（60.5%）父母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其中39名（25.7%）為輕度抑郁，30名（19.7%）為中度抑郁，23名（15.1%）為重度抑郁。
2.2 患兒父母的焦慮、抑郁狀況的單因素分析
2.2.1 各種因素對焦慮、抑郁評分的影響
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家庭收入≤2 000元/月、有家族史的調查者較高中及以上的文化程度、家庭收入＞2 000元/月、無家族史的父母擁有更高的焦慮評分（P＜0.05）；漢族、家庭收入≤2 000元/月、有家族史的調查者較非漢族、家庭收入＞2 000元/月、無家族史的父母擁有更高的抑郁評分（P＜0.05）。見表 1。
表1
各種因素對焦慮、抑郁評分的影響（n=152，2.2.2 各因素對焦慮、抑郁程度的影響
焦慮的嚴重程度受居住地、文化程度、家庭收入、家族史的影響（P＜0.05）；父母的焦慮狀況與孩子的性別、孩子是否唯一、父母的性別、民族、年齡、宗教信仰及病情了解情況等因素無統計學意義（P＞0.05）；抑郁的嚴重程度受民族、家庭收入、家族史的影響（P＜0.05）。父母的抑郁狀況與孩子的性別、孩子是否唯一、父母的性別、居住地、年齡、文化程度、宗教信仰及病情了解情況等因素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2。
表2
各因素對焦慮、抑郁程度的影響（n=152，例）
2.3 患兒父母焦慮、抑郁狀況的多因素分析
以各影響因素為自變量，焦慮程度、抑郁程度為應變量，分別對焦慮程度、抑郁程度進行單因素累積優勢logistic回歸分析。將單因素分析中P＜0.10者放入多因素回歸模型中，以α=0.05為檢驗水準。回歸分析結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影響的前提下，居住在城市的父母發生焦慮嚴重1個或以上等級的可能性是農村的0.405倍，有家族史的父母是無家族史的3.180倍。少數民族的父母發生抑郁嚴重1個或以上等級的可能性是漢族的0.276倍，有家族史的父母是無家族史的3.294倍，家庭收入每提高1個等級，患兒父母發生抑郁嚴重1個或以上等級的可能性平均降低43.1%。見表 3、4。
表3
各因素與患兒父母焦慮的累積優勢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
表4
各因素與父母抑郁的累積優勢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
3 討論
先天畸形發生率較高，這部分患兒父母的焦慮與抑郁狀況應受到關注。本次調查結果顯示42.1%的父母存在不同程度的焦慮，60.5%的父母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其焦慮評分[（39.45±8.53）分]、抑郁評分[（43.28±10.76）分]均顯著高于國內常模[焦慮（29.78±10.07）分、抑郁（33.46±8.55）分][6]，與前人研究NICU患兒父母焦慮[（37.90±5.54）分]與抑郁[（40.95±8.38）分]的結果[6]相比也明顯更高。當滿懷欣喜迎接新生命誕生的父母不僅要面對孩子先天畸形這一事實，更加不幸的是這些孩子還需重癥監護相關治療以及存在較高的死亡風險，在這些強烈心理應激的作用下，他們的心理狀況可能發生很大的改變，更易出現焦慮、抑郁。
單因素分析發現，文化程度低的父母更容易發生焦慮，其程度更重，與前人研究結果相似[11-12]，但與張子明等[9]的調查結果不同。文化程度對不同人群的焦慮、抑郁狀況的影響尚存爭議。本次調查人群中，文化程度低可能對先天畸形缺乏正確的認識，心理應對相對不足。所以醫務人員可以利用探視時間對患兒父母進行健康宣教，多與其溝通疾病治療及預后，提升他們對疾病的認識，特別是對于文化程度低的父母更應該如此。
家庭收入是患兒父母抑郁的主要影響因素之一，對焦慮評分也有一定影響。目前ICU的醫療費用較高，而新生兒醫療保險制度尚不完善，大部分醫療費用需要自己支付，這對普通家庭來說是一個不小的經濟負擔，有的家庭甚至難以承受。高治療費用可能是一個較大的心理應激，可能會增加家庭收入低的父母出現焦慮和抑郁的風險。因此，在治療過程中應當詳細向家屬告知治療方案、預后及費用，使其對治療有充分的認識，在經濟上有充足的心理準備。盡量呼吁社會的力量，讓更多人得到愛心人士的幫助。同時，應進一步完善新生兒醫療保險制度，以減少其經濟負擔。
家庭居住地作為焦慮的一個獨立危險因素，對抑郁的嚴重程度也有一定影響。這與張子明等[9]NICU住院患兒家屬焦慮情緒的調查結果相似。本次調查結果中居住地與文化程度和家庭收入具有一定的相關性。居住在農村的父母，49.4%的文化程度在初中及以下，43.7%的家庭收入≤2 000元/月；而居住在城市的父母，僅9.2%的文化程度在初中及以下，家庭收入≤2 000元/月的為18.5%。由此可見，對居住在農村地區、文化程度較低、家庭收入較差父母應額外關注他們的焦慮心理。
家族史在本次調查中對焦慮和抑郁都有顯著影響，與國內肖融等[13]的調查結果和國外Tenev等[14]的Meta分析結果相似。這可能與遺傳、家庭環境的影響有關。Roy等[15]對雙生子的研究發現，遺傳是廣泛性焦慮與重癥抑郁的重要影響因素 。由于習俗和文化背景的差異，民族也可能是一個影響心理狀態的因素，盡管在針對不同人群研究中結果并不一致[16-18]，本次調查中發現漢族父母的抑郁心理狀態較少數民族的父母顯著。
父母的心理障礙不僅影響著他們自己健康，也與患兒的治療及預后有著密切關系[8]。本項研究對于我們以后的醫療工作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醫護人員應了解并重視父母的心理狀況，及時發現患兒父母的不良情緒，并給予關心以及心理疏導，特別是給予那些具有危險因素的父母更多關注。面對日益緊張的醫患關系，醫患之間的溝通越來越重要，了解家屬的心理狀況，建立良好的醫患關系有利于醫療救治的順利進行。同時這也體現了“以健康為中心”的護理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