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王海燕. 低年資護士不良事件報告態度的調查及原因分析. 華西醫學, 2015, 30(9): 1730-1732. doi: 10.7507/1002-0179.20150495 復制
護理不良事件是對護理服務缺陷的反映,是影響患者安全的重要因素。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實踐表明,不良事件報告及分析能有效促進醫療質量和患者安全[1]。在醫療不安全問題中,護理安全問題占40%[2],因此護士在不良事件的報告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在實際中,一方面,傳統的“責備文化”及追責機制易造成護士因擔心受到懲罰或丟掉工作而不愿意報告不良事件[3]。醫院不良事件的實際發生率被嚴重低估,不利于護理質量的管理及持續改進。另一方面,護士資源短缺已經成為全球性問題,大量工作經驗欠缺的低年資護士被招入醫院工作,以緩解人力資源緊張。但有研究表明,低年資護士(工作年限在6年以下)護理缺陷的發生率為54%,其中工作2年以下護士差錯發生率最高,屬高危人群[4]。因此,探討低年資護士這一特殊群體的不良事件報告意愿對醫院上報策略的制定及上報系統的完善具有重要意義。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討低年資護士不良事件報告的總體意愿及影響因素。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對2013年10月-12月間在某三級甲等醫院工作的低年資護士進行調查。低年資護士定義為:工作年限在5年以下的執業注冊護士。所有的研究對象必須遵循以下納入標準:①工作經驗在5年及以下;②有護士執業許可證并進行了注冊登記;③愿意接受調查;④未接受過相同主題的調查。排除標準:①擁有5年以上工作經驗者;②處于醫院實習期者;③不愿意接受相關主題調查者。
1.2 研究方法
采用Wilson等[5]于2003年研制的臨床不良事件報告研究量表(RoCAES)對護士的不良事件上報態度進行調查。該量表包括一般資料、不良事件的經過、上報態度3個部分。其中上報態度由5個維度25個條目構成:對責備文化的感知、對不良事件上報標準的感知、對同事期望的感知、不良事件上報益處的感知及對上報流程感知。回答采用Likert4級分度法,從極其同意(1分)到極其不同意(4分),得分越高提示不良事件的上報意愿越低。
首先,組織臨床護理專家及英語專業人士對量表進行翻譯-回譯-再翻譯后,選取50名護士進行問卷的信效度檢驗。其結果顯示,量表具有較好的內部一致性(Cronbach α系數為0.83),較高的外部可信度(Spearman相關系數為0.65)。
其次,在人員資源管理庫通過電腦隨機抽取200名符合研究納入標準的護士進行問卷調查。調查采取集中調查、當場回收的原則,由經過培訓的調查員負責調查目的的解釋及問卷的發放與回收。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Epidata專業數據管理軟件對數據進行錄入與管理。為保證數據的準確性,錄入由雙人進行。無效問卷定義為:空格項達到3個及以上。
采用SPSS 17.0軟件對收集到的數據進行統計學分析。研究對象的一般資料及問卷的得分值采取描述性統計學方法,結果以均數、標準差、百分比的方式呈現。運用Pearson相關系數對影響不良事件上報意愿的因素進行分析。雙側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共計發放問卷200份,回收190份,回收率為95.0%;在所回收的問卷中,11份問卷定義為無效問卷,179份問卷數據納入分析,問卷有效率為94.2%。
179名低年資護士年齡19~29歲,平均23.9歲;工作年限1~5年,平均2.7年;大專學歷116人(64.8%),本科及以上學歷63人(35.2%);來自內科系統92人(51.4%),外科系統63人(35.2%),急診科19人(10.6%),重癥醫學科5人(2.8%)。
在不良事件經過中,76%的低年資護士見過或者涉及到不良事件,74.3%的低年資護士報告了不良事件;超過150名(89.9%)低年資護士在以后的不良事件報告意愿中持積極態度。
低年資護士的不良事件上報態度平均得分為(48.5±7.2)分。以平均得分為界,56.4%(101/179)的護士不良事件的得分大于平均分,顯示多數低年資護士不良事件上報的意愿較低(圖 1),其各維度得分見表 1。


在Pearson相關分析中,年齡與不良事件上報意愿具有相關性(r=0.20,P=0.01)。其他因素與不良事件上報意愿間關系未見有明顯的相關性,見表 2。

3 討論
不良事件是指在實施醫療活動過程中,與醫療活動本身無關,任何可能影響患者的診療結果、增加患者的痛苦和傷害,并可能引發醫療糾紛、事故的事件[5-6]。據世界衛生組織報道,在發達國家每10例患者中即有1例在接受治療時受到傷害[7]。不同國家和地區的不良事件的發生率不同,但在發展中國家尤為嚴重。美國住院患者的不良事件發生率大約為2.5%~3.7%;英國大約為10.8%;澳大利亞為16.8%左右[8];據我們所知,關于全國醫院不良事件發生率的調查研究還未在中國開展。不良事件將導致患者住院時間延長,醫療成本增加,患者軀體功能障礙甚至死亡。自1999年美國醫學研究機構發布關于患者安全及醫療失誤數據以來,患者安全已經成為醫務人員及醫院管理者優先關注的領域[9]。近年來,對低年資護士在不良事件發生中扮演的角色引發了廣泛研究。有研究報道,工作3年內護士發生比 例>80%,是發生不良事件的主要群體[10]。因此,研究這一特殊群體的不良事件上報意愿對于護理質量管理具有重要意義。
我國自2004年起,在各醫院開始逐步普及護理不良事件上報工作并取得了長足進步,但不良事件的上報率依然偏低[3]。本研究的結果也提示低年資護士的不良事件上報意愿總體偏低,這與Evans等[11]的研究結果不一致。其原因可能是醫院管理文化不同所致。長期以來,護理差錯或事故以強制性形式上報,處理原則是找出犯錯誤人,對個人或科室進行批評處罰,無形中給護士心理帶來陰影[12]。本研究中,低年資護士對責備文化的感知與孫曉等[13]對護士不良事件報告意愿的調查結果相近。提示國內的懲罰文化對不同階段護士的影響是普遍存在的。因此,尚需在相關政策的指導下構建非懲罰性安全報告氛圍來改善護士的報告態度;同時,如何在非懲罰性環境下建立一個有效的、暢通的、無障礙的自愿性報告系統也亟待解決。
不良事件態度量表不僅能分析阻礙不良事件報告的相關因素,還能直接分析護士對不良事件報告益處的感知。本研究中護士對報告后的益處較為肯定。從患者角度講,公開不良事件可有效地將不良事件所造成的損害降低至最小程度,最大限度保障患者安全;從護士角度講,可以識別需接受業務培訓的護士,對其開展強化訓練以提高護士綜合素質。因此,以不良事件報告益處為出發點,通過教育培訓是改善護士不良事件上報意愿的重要手段之一[14]。
本研究還發現護士的年齡與不良事件上報意愿間具有明顯的相關性。可能的原因在于隨著年齡的增加,護士的工作經歷及心理承受能力也相應增加,這些有利于理性看待不良事件上報對自身所帶來的影響。因此有必要對低年資護士進行有關心理學方面的教育,緩解護士的心理壓力。
綜上,本研究結果表明低年資護士不良事件報告的意愿偏低,應當結合影響報告不良事件行為意向的因素,從報告主體、系統本身以及政策環境出發,建立非懲罰性的醫院安全文化以及高效的護理不良事件報告系統,提升護理服務質量。
護理不良事件是對護理服務缺陷的反映,是影響患者安全的重要因素。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實踐表明,不良事件報告及分析能有效促進醫療質量和患者安全[1]。在醫療不安全問題中,護理安全問題占40%[2],因此護士在不良事件的報告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在實際中,一方面,傳統的“責備文化”及追責機制易造成護士因擔心受到懲罰或丟掉工作而不愿意報告不良事件[3]。醫院不良事件的實際發生率被嚴重低估,不利于護理質量的管理及持續改進。另一方面,護士資源短缺已經成為全球性問題,大量工作經驗欠缺的低年資護士被招入醫院工作,以緩解人力資源緊張。但有研究表明,低年資護士(工作年限在6年以下)護理缺陷的發生率為54%,其中工作2年以下護士差錯發生率最高,屬高危人群[4]。因此,探討低年資護士這一特殊群體的不良事件報告意愿對醫院上報策略的制定及上報系統的完善具有重要意義。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討低年資護士不良事件報告的總體意愿及影響因素。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對2013年10月-12月間在某三級甲等醫院工作的低年資護士進行調查。低年資護士定義為:工作年限在5年以下的執業注冊護士。所有的研究對象必須遵循以下納入標準:①工作經驗在5年及以下;②有護士執業許可證并進行了注冊登記;③愿意接受調查;④未接受過相同主題的調查。排除標準:①擁有5年以上工作經驗者;②處于醫院實習期者;③不愿意接受相關主題調查者。
1.2 研究方法
采用Wilson等[5]于2003年研制的臨床不良事件報告研究量表(RoCAES)對護士的不良事件上報態度進行調查。該量表包括一般資料、不良事件的經過、上報態度3個部分。其中上報態度由5個維度25個條目構成:對責備文化的感知、對不良事件上報標準的感知、對同事期望的感知、不良事件上報益處的感知及對上報流程感知。回答采用Likert4級分度法,從極其同意(1分)到極其不同意(4分),得分越高提示不良事件的上報意愿越低。
首先,組織臨床護理專家及英語專業人士對量表進行翻譯-回譯-再翻譯后,選取50名護士進行問卷的信效度檢驗。其結果顯示,量表具有較好的內部一致性(Cronbach α系數為0.83),較高的外部可信度(Spearman相關系數為0.65)。
其次,在人員資源管理庫通過電腦隨機抽取200名符合研究納入標準的護士進行問卷調查。調查采取集中調查、當場回收的原則,由經過培訓的調查員負責調查目的的解釋及問卷的發放與回收。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Epidata專業數據管理軟件對數據進行錄入與管理。為保證數據的準確性,錄入由雙人進行。無效問卷定義為:空格項達到3個及以上。
采用SPSS 17.0軟件對收集到的數據進行統計學分析。研究對象的一般資料及問卷的得分值采取描述性統計學方法,結果以均數、標準差、百分比的方式呈現。運用Pearson相關系數對影響不良事件上報意愿的因素進行分析。雙側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共計發放問卷200份,回收190份,回收率為95.0%;在所回收的問卷中,11份問卷定義為無效問卷,179份問卷數據納入分析,問卷有效率為94.2%。
179名低年資護士年齡19~29歲,平均23.9歲;工作年限1~5年,平均2.7年;大專學歷116人(64.8%),本科及以上學歷63人(35.2%);來自內科系統92人(51.4%),外科系統63人(35.2%),急診科19人(10.6%),重癥醫學科5人(2.8%)。
在不良事件經過中,76%的低年資護士見過或者涉及到不良事件,74.3%的低年資護士報告了不良事件;超過150名(89.9%)低年資護士在以后的不良事件報告意愿中持積極態度。
低年資護士的不良事件上報態度平均得分為(48.5±7.2)分。以平均得分為界,56.4%(101/179)的護士不良事件的得分大于平均分,顯示多數低年資護士不良事件上報的意愿較低(圖 1),其各維度得分見表 1。


在Pearson相關分析中,年齡與不良事件上報意愿具有相關性(r=0.20,P=0.01)。其他因素與不良事件上報意愿間關系未見有明顯的相關性,見表 2。

3 討論
不良事件是指在實施醫療活動過程中,與醫療活動本身無關,任何可能影響患者的診療結果、增加患者的痛苦和傷害,并可能引發醫療糾紛、事故的事件[5-6]。據世界衛生組織報道,在發達國家每10例患者中即有1例在接受治療時受到傷害[7]。不同國家和地區的不良事件的發生率不同,但在發展中國家尤為嚴重。美國住院患者的不良事件發生率大約為2.5%~3.7%;英國大約為10.8%;澳大利亞為16.8%左右[8];據我們所知,關于全國醫院不良事件發生率的調查研究還未在中國開展。不良事件將導致患者住院時間延長,醫療成本增加,患者軀體功能障礙甚至死亡。自1999年美國醫學研究機構發布關于患者安全及醫療失誤數據以來,患者安全已經成為醫務人員及醫院管理者優先關注的領域[9]。近年來,對低年資護士在不良事件發生中扮演的角色引發了廣泛研究。有研究報道,工作3年內護士發生比 例>80%,是發生不良事件的主要群體[10]。因此,研究這一特殊群體的不良事件上報意愿對于護理質量管理具有重要意義。
我國自2004年起,在各醫院開始逐步普及護理不良事件上報工作并取得了長足進步,但不良事件的上報率依然偏低[3]。本研究的結果也提示低年資護士的不良事件上報意愿總體偏低,這與Evans等[11]的研究結果不一致。其原因可能是醫院管理文化不同所致。長期以來,護理差錯或事故以強制性形式上報,處理原則是找出犯錯誤人,對個人或科室進行批評處罰,無形中給護士心理帶來陰影[12]。本研究中,低年資護士對責備文化的感知與孫曉等[13]對護士不良事件報告意愿的調查結果相近。提示國內的懲罰文化對不同階段護士的影響是普遍存在的。因此,尚需在相關政策的指導下構建非懲罰性安全報告氛圍來改善護士的報告態度;同時,如何在非懲罰性環境下建立一個有效的、暢通的、無障礙的自愿性報告系統也亟待解決。
不良事件態度量表不僅能分析阻礙不良事件報告的相關因素,還能直接分析護士對不良事件報告益處的感知。本研究中護士對報告后的益處較為肯定。從患者角度講,公開不良事件可有效地將不良事件所造成的損害降低至最小程度,最大限度保障患者安全;從護士角度講,可以識別需接受業務培訓的護士,對其開展強化訓練以提高護士綜合素質。因此,以不良事件報告益處為出發點,通過教育培訓是改善護士不良事件上報意愿的重要手段之一[14]。
本研究還發現護士的年齡與不良事件上報意愿間具有明顯的相關性。可能的原因在于隨著年齡的增加,護士的工作經歷及心理承受能力也相應增加,這些有利于理性看待不良事件上報對自身所帶來的影響。因此有必要對低年資護士進行有關心理學方面的教育,緩解護士的心理壓力。
綜上,本研究結果表明低年資護士不良事件報告的意愿偏低,應當結合影響報告不良事件行為意向的因素,從報告主體、系統本身以及政策環境出發,建立非懲罰性的醫院安全文化以及高效的護理不良事件報告系統,提升護理服務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