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植路君, 游潮, 龔仁蓉, 程華, 宋錦平. 后交通動脈瘤開顱夾閉患者術中體溫變化及預后的危險因素. 華西醫學, 2020, 35(3): 336-341. doi: 10.7507/1002-0179.201911160 復制
后交通動脈發起于頸內動脈后壁，止于大腦后動脈，與椎基底動脈相通。后交通動脈是顱內動脈瘤的多發部位，后交通動脈瘤發病率占顱內動脈瘤的 22%～30%[1-3]。近年來，隨著影像技術的發展，顱內動脈瘤能快速明確診斷并得到及時處理；隨著顯微外科、微侵襲神經外科技術的發展，手術操作的精準度得到提高；隨著術中監測技術的輔助、麻醉技術的發展，顱內動脈瘤患者預后有較好的改善，但仍表現出高致死率（8.3%～66.7%）和高致殘率（19%）[4]。因此減少顱內動脈瘤患者死亡率，提高生存質量很有意義。有研究顯示，降溫可降低腦氧代謝率，增強腦組織對缺血缺氧的耐受性，因此低溫具有腦保護作用[5]。但目前顱內動脈瘤手術中治療性低溫因療效不明確而應用較少，術中由于環境溫度、麻醉及手術原因導致的低體溫對顱內動脈瘤患者神經功能的影響也鮮有報道，因此對術中體溫應采取何種措施（不予干預、維持常溫或降溫），一直無統一的認識。故本研究通過監測、分析后交通動脈瘤開顱夾閉患者術中體溫變化與預后的關系，旨在為顱內動脈瘤手術患者圍手術期體溫的管理提供參考依據。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回顧性納入我院麻醉手術中心 2018 年 10 月—2019 年 7 月后交通動脈瘤開顱夾閉患者共 129 例。納入標準：① 術前行螺旋 CT 血管造影術或數字減影全腦血管造影術發現后交通動脈瘤，并經開顱手術證實；② 年齡≥18 歲；③ 術前體溫正常（≥36.0 且<37.5℃）。排除標準：① 伴先天血管疾病（動靜脈畸形、煙霧病）；② 伴腫瘤切除；③ 術中發熱（≥37.5℃）。本研究通過四川大學華西醫院生物醫學倫理分委會審查，審查號：2018 年審（363）號。
1.2 研究方法
1.2.1 體溫監測
監測鼻咽溫度，鼻咽溫度探頭為邁瑞 Bene Vision N17 患者監護儀的組件。具體流程：待患者麻醉后，將鼻咽溫度探頭插入患者鼻腔，深度為鼻腔到耳垂距離，待麻醉監護儀上體溫數字穩定后記錄體溫值，并作為入室基線溫度，以后每 30 分鐘記錄 1 次麻醉監護儀上體溫值直至手術結束。本研究定義術中低體溫為術中任意時刻體溫<36.0℃，正常體溫為≥36.0 且<37.5℃。本研究所有患者手術過程中均施行常規保暖措施。
1.2.2 觀察指標
通過查閱和廣泛收集近年來國內外關于后交通動脈瘤開顱手術夾閉患者預后影響因素的相關文獻，對后交通動脈瘤開顱手術夾閉患者預后的可能影響因素進行總結整理，并咨詢相關專家確定影響預后的危險因素：年齡、性別、既往史（高血壓史，吸煙史）、Hunt-Hess 分級、顱內動脈瘤的部位、大小。記錄手術相關信息，包括術中出血量（儲血罐液體量減去術中沖洗液量，術中使用紗布按照 20 mL/塊計算）、術中動脈瘤破裂、術中臨時阻斷動脈瘤供血動脈與否及術中臨時阻斷時間、手術夾閉動脈瘤個數［單個和多個（≥2 個）］、術后并發癥（肺部感染、腦梗死）。
1.2.3 預后評價
出院時由固定的一名隨訪人員及患者管床醫生根據格拉斯哥預后評分（Glasgow outcome scale，GOS）評價患者預后（恢復良好 5 分，輕度殘疾 4 分，重度殘疾 3 分，植物生存 2 分，死亡 1 分），將 4～5 分納入預后良好組，將 1～3 分納入預后不良組。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 21.0 軟件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表示，計數資料采用例數和/或百分比表示。單因素分析時，等級資料采用 Mann-Whitney 秩和檢驗，二分類資料采用 χ2 檢驗；將單因素分析 P<0.25 的變量納入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將統計資料轉換成分類變量進行賦值后納入回歸分析，其中術中最低體溫作為分類協變量納入回歸模型，采用輸入法進入模型，尋找與后交通動脈瘤開顱夾閉患者短期預后相關的獨立影響因素。用比值比（odds ratio，OR）及 95% 置信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CI）進行評價，采用 Hosmer-Lemeshow 檢驗評價回歸模型結果與整體數據擬合程度。檢驗水準 α=0.05。
2 結果
2.1 患者基本資料及手術情況
本研究共納入 129 例患者，其中 1 例術后動脈瘤復發再次行介入治療，1 例術中體溫>37.5℃，最終納入 127 例患者。127 例患者中，男 29 例（22.8%），女 98 例（77.2%）；年齡 20～81 歲，平均（55.26±11.82）歲；術中發生低體溫 64 例（50.4%），其中術中最低體溫為≥35.0 且<36.0℃ 者 38 例（29.9%），術中最低體溫<35.0℃ 者 26 例（20.5%）；平均手術時間（3.34±0.99）h，其中正常體溫組平均手術時間（3.15±0.74）h，低體溫組平均手術時間（3.52±1.17）h；共檢出后交通動脈瘤 198 枚，其中多發動脈瘤患者 51 例（40.2%）；手術夾閉動脈瘤 178 枚，其中 51 例（40.2%）患者夾閉 2 枚動脈瘤；患者出院時格拉斯哥預后評分：預后良好（4～5 分）93 例（73.2%），預后不良（1～3 分）34 例（26.8%）。
2.2 患者術中體溫各時點的變化趨勢
本研究數據顯示術前體溫正常的后交通動脈瘤患者術中體溫維持正常 63 例（49.6%），發生低體溫 64 例（50.4%）。術中體溫變化呈現：麻醉誘導后 1 h 快速下降，麻醉誘導后 2～3 h 緩慢下降，后期進入平臺期。見表1、圖1。
表1
患者術中體溫情況
圖1
患者術中體溫情況
2.3 患者預后因素的單因素分析
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后交通動脈瘤開顱夾閉患者預后與 Hunt-Hess 分級、術中出血量、術中最低體溫、術后并發癥相關（P<0.05）。見表2。
表2
影響預后因素的單因素分析［例（%）］
2.4 患者預后因素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
將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 P<0.25 的研究變量（年齡、高血壓、Hunt-Hess 分級、術中出血量、術后并發癥、術中最低體溫）按表 3 所示進行變量賦值后，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結果顯示高 Hunt-Hess 分級（Ⅳ、Ⅴ級）、術中最低體溫<35.0℃、術后并發癥為影響后交通動脈瘤開顱夾閉患者短期預后獨立危險因素，見表 4。
表3
變量賦值表
表4
后交通動脈瘤開顱夾閉術患者的預后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
3 討論
一般正常人核心體溫維持在 36.5～37.5℃[6]，隨生理性調節及監測位置不同略有波動。手術患者由于患者自身因素、麻醉藥物因素、手術因素、環境溫度因素等影響會出現術中低體溫[7]。本研究結果顯示術中低體溫發生率為 50.4%，較 Yi 等[8]研究高，其原因一方面可能與本研究沒有采取主動加溫保暖方式有關，另一方面與本研究納入研究對象手術時間相對較長，術中常規輸注脫水劑，需補充較多容量有關。正常體溫組及低體溫組術中體溫均呈現經典的三段式改變（快速下降，緩慢下降，平臺期）[9-10]。
低溫治療可改善多種危重患者的病情，低溫對心肺復蘇后腦損害、新生兒缺血缺氧腦病具有確切保護作用，被多個指南推薦應用[11-13]。低溫腦保護的機制：可抑制有害基因表達，減輕缺血導致的腦損傷；減少導致細胞死亡的氧自由基的生成；抑制炎性因子生成，阻斷炎性級聯反應[14-18]。動物及人體研究均表明低溫具有腦保護作用[19-21]。神經外科術中低溫治療主要應用在顱內動脈瘤手術，但臨床研究結果提示低溫治療的療效不明確[22]，所以術中低溫治療開展得并不理想。對術中由環境溫度、麻醉及手術原因導致的低體溫現有的研究較多關注低體溫導致的并發癥[23-24]，對顱內動脈瘤患者神經功能的影響卻鮮有報道。
本研究顯示術中低體溫與后交通動脈瘤開顱夾閉患者預后具有相關性，并比較了術中最低體溫<35.0℃ 與術中最低體溫≥36.0 且<37.5℃ 患者的情況，結果顯示術中最低體溫<35.0℃ 是后交通動脈瘤開顱夾閉患者短期預后的獨立危險因素。這可能與低溫腦保護的作用不能平衡其導致的相關并發癥的影響有關，也可能與低體溫腦保護作用起效時間窗有關。本研究還發現術中最低體溫為≥35.0 且<36.0℃ 的患者與術中體溫正常患者預后差異無統計學意義，這可能與術中最低體溫≥35.0 且<36.0℃ 未達低溫腦保護及發生并發癥的閾值溫度有關。
Hunt-Hess 分級是一項目前使用廣泛的用于對顱內動脈瘤患者臨床狀態進行分級以選擇手術時機和判斷預后的評分量表。Hunt-Hess 分級主要從意識水平、頭痛程度、神經功能缺損程度評定顱內動脈瘤患者神經功能情況，分值越高，病情越嚴重。Hunt-Hess 分級為 0、Ⅰ、Ⅱ、Ⅲ級為低分級，Hunt-Hess 分級為Ⅳ、Ⅴ級為高分級[25]。本研究結果顯示高 Hunt-Hess 分級（Ⅳ、Ⅴ級）是后交通動脈瘤開顱夾閉患者短期預后獨立危險因素，與其他研究結果[26-27]一致。這可能與高 Hunt-Hess 分級患者病情重，易并發再出血、腦血管痙攣、肺部感染等并發癥有關。
顱內動脈瘤術中出血主要原因之一即術中破裂，顱內動脈瘤術中破裂可以分為分離顱內動脈瘤前破裂和分離顱內動脈瘤時破裂 2 類。分離顱內動脈瘤前破裂的預后往往較差，其主要發生在麻醉誘導時（血壓波動、嗆咳、疼痛）及動力系統切削顱骨產生震動。而分離顱內動脈瘤時破裂大多可控且極少影響腦部供血。顱內動脈瘤術中破裂的發生并不總是導致預后不良，但缺乏準備、管理不足及手術中的恐慌有可能導致不良結果[28-29]。本研究顯示動脈瘤術中破裂、術中出血量對后交通動脈瘤開顱夾閉患者預后的影響無統計學意義，其原因：首先我院醫生手術技巧嫻熟、經驗豐富，能沉著應對各種突發狀況；其次我院目前術中神經生理監測輔助的臨時阻斷動脈的應用，可早期發現局灶性腦缺血和相關神經損傷，提高解剖分離動脈瘤的安全性；最后可能與我們定義動脈瘤術中破裂為容易被吸引控制的動脈瘤穹頂的小泄漏[1]有關。
本研究發生術后并發癥 35 例（27.6%），包括肺部感染及腦梗死，主要為肺部感染，占 27 例次（73.0%），其原因為：顱內動脈瘤破裂伴有意識障礙患者不能自主咳嗽、咳痰；患者因病情需脫水降顱壓治療，容易導致呼吸道水化不足，痰液黏稠引流不暢；顱內動脈瘤破裂出血導致顱壓增高，易致神經源性肺水腫[30]。本研究結果顯示術后并發癥是影響交通動脈瘤開顱夾閉患者短期預后獨立危險因素，與既往研究[31-32]一致。
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之處：首先本研究為單中心單病種研究，因此樣本量相對較少，可能導致研究對象的選擇偏倚及研究內容偏倚；第二，由于時間倉促，本研究僅隨訪患者出院時的預后情況；第三，頭部從皮質到腦內溫度的變化是很復雜的，人體各部位的體溫也是有差異的，本研究考慮可行性及實際情況后選擇了監測鼻咽溫度；最后，低體溫導致相關并發癥的研究有待進一步完善。
綜上所述，后交通動脈瘤開顱夾閉患者術中體溫呈現經典三段式改變。高 Hunt-Hess 分級（Ⅳ、Ⅴ級）、術中最低體溫<35.0℃、術后并發癥是后交通動脈瘤開顱夾閉患者短期預后的獨立危險因素。術中最低體溫<35.0℃、術后并發癥是可干預改變的因素，因此臨床醫務人員應根據患者個體情況，制定治療干預措施，以提高患者生存質量。
后交通動脈發起于頸內動脈后壁，止于大腦后動脈，與椎基底動脈相通。后交通動脈是顱內動脈瘤的多發部位，后交通動脈瘤發病率占顱內動脈瘤的 22%～30%[1-3]。近年來，隨著影像技術的發展，顱內動脈瘤能快速明確診斷并得到及時處理；隨著顯微外科、微侵襲神經外科技術的發展，手術操作的精準度得到提高；隨著術中監測技術的輔助、麻醉技術的發展，顱內動脈瘤患者預后有較好的改善，但仍表現出高致死率（8.3%～66.7%）和高致殘率（19%）[4]。因此減少顱內動脈瘤患者死亡率，提高生存質量很有意義。有研究顯示，降溫可降低腦氧代謝率，增強腦組織對缺血缺氧的耐受性，因此低溫具有腦保護作用[5]。但目前顱內動脈瘤手術中治療性低溫因療效不明確而應用較少，術中由于環境溫度、麻醉及手術原因導致的低體溫對顱內動脈瘤患者神經功能的影響也鮮有報道，因此對術中體溫應采取何種措施（不予干預、維持常溫或降溫），一直無統一的認識。故本研究通過監測、分析后交通動脈瘤開顱夾閉患者術中體溫變化與預后的關系，旨在為顱內動脈瘤手術患者圍手術期體溫的管理提供參考依據。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回顧性納入我院麻醉手術中心 2018 年 10 月—2019 年 7 月后交通動脈瘤開顱夾閉患者共 129 例。納入標準：① 術前行螺旋 CT 血管造影術或數字減影全腦血管造影術發現后交通動脈瘤，并經開顱手術證實；② 年齡≥18 歲；③ 術前體溫正常（≥36.0 且<37.5℃）。排除標準：① 伴先天血管疾病（動靜脈畸形、煙霧病）；② 伴腫瘤切除；③ 術中發熱（≥37.5℃）。本研究通過四川大學華西醫院生物醫學倫理分委會審查，審查號：2018 年審（363）號。
1.2 研究方法
1.2.1 體溫監測
監測鼻咽溫度，鼻咽溫度探頭為邁瑞 Bene Vision N17 患者監護儀的組件。具體流程：待患者麻醉后，將鼻咽溫度探頭插入患者鼻腔，深度為鼻腔到耳垂距離，待麻醉監護儀上體溫數字穩定后記錄體溫值，并作為入室基線溫度，以后每 30 分鐘記錄 1 次麻醉監護儀上體溫值直至手術結束。本研究定義術中低體溫為術中任意時刻體溫<36.0℃，正常體溫為≥36.0 且<37.5℃。本研究所有患者手術過程中均施行常規保暖措施。
1.2.2 觀察指標
通過查閱和廣泛收集近年來國內外關于后交通動脈瘤開顱手術夾閉患者預后影響因素的相關文獻，對后交通動脈瘤開顱手術夾閉患者預后的可能影響因素進行總結整理，并咨詢相關專家確定影響預后的危險因素：年齡、性別、既往史（高血壓史，吸煙史）、Hunt-Hess 分級、顱內動脈瘤的部位、大小。記錄手術相關信息，包括術中出血量（儲血罐液體量減去術中沖洗液量，術中使用紗布按照 20 mL/塊計算）、術中動脈瘤破裂、術中臨時阻斷動脈瘤供血動脈與否及術中臨時阻斷時間、手術夾閉動脈瘤個數［單個和多個（≥2 個）］、術后并發癥（肺部感染、腦梗死）。
1.2.3 預后評價
出院時由固定的一名隨訪人員及患者管床醫生根據格拉斯哥預后評分（Glasgow outcome scale，GOS）評價患者預后（恢復良好 5 分，輕度殘疾 4 分，重度殘疾 3 分，植物生存 2 分，死亡 1 分），將 4～5 分納入預后良好組，將 1～3 分納入預后不良組。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 21.0 軟件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表示，計數資料采用例數和/或百分比表示。單因素分析時，等級資料采用 Mann-Whitney 秩和檢驗，二分類資料采用 χ2 檢驗；將單因素分析 P<0.25 的變量納入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將統計資料轉換成分類變量進行賦值后納入回歸分析，其中術中最低體溫作為分類協變量納入回歸模型，采用輸入法進入模型，尋找與后交通動脈瘤開顱夾閉患者短期預后相關的獨立影響因素。用比值比（odds ratio，OR）及 95% 置信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CI）進行評價，采用 Hosmer-Lemeshow 檢驗評價回歸模型結果與整體數據擬合程度。檢驗水準 α=0.05。
2 結果
2.1 患者基本資料及手術情況
本研究共納入 129 例患者，其中 1 例術后動脈瘤復發再次行介入治療，1 例術中體溫>37.5℃，最終納入 127 例患者。127 例患者中，男 29 例（22.8%），女 98 例（77.2%）；年齡 20～81 歲，平均（55.26±11.82）歲；術中發生低體溫 64 例（50.4%），其中術中最低體溫為≥35.0 且<36.0℃ 者 38 例（29.9%），術中最低體溫<35.0℃ 者 26 例（20.5%）；平均手術時間（3.34±0.99）h，其中正常體溫組平均手術時間（3.15±0.74）h，低體溫組平均手術時間（3.52±1.17）h；共檢出后交通動脈瘤 198 枚，其中多發動脈瘤患者 51 例（40.2%）；手術夾閉動脈瘤 178 枚，其中 51 例（40.2%）患者夾閉 2 枚動脈瘤；患者出院時格拉斯哥預后評分：預后良好（4～5 分）93 例（73.2%），預后不良（1～3 分）34 例（26.8%）。
2.2 患者術中體溫各時點的變化趨勢
本研究數據顯示術前體溫正常的后交通動脈瘤患者術中體溫維持正常 63 例（49.6%），發生低體溫 64 例（50.4%）。術中體溫變化呈現：麻醉誘導后 1 h 快速下降，麻醉誘導后 2～3 h 緩慢下降，后期進入平臺期。見表1、圖1。
表1
患者術中體溫情況
圖1
患者術中體溫情況
2.3 患者預后因素的單因素分析
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后交通動脈瘤開顱夾閉患者預后與 Hunt-Hess 分級、術中出血量、術中最低體溫、術后并發癥相關（P<0.05）。見表2。
表2
影響預后因素的單因素分析［例（%）］
2.4 患者預后因素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
將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 P<0.25 的研究變量（年齡、高血壓、Hunt-Hess 分級、術中出血量、術后并發癥、術中最低體溫）按表 3 所示進行變量賦值后，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結果顯示高 Hunt-Hess 分級（Ⅳ、Ⅴ級）、術中最低體溫<35.0℃、術后并發癥為影響后交通動脈瘤開顱夾閉患者短期預后獨立危險因素，見表 4。
表3
變量賦值表
表4
后交通動脈瘤開顱夾閉術患者的預后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
3 討論
一般正常人核心體溫維持在 36.5～37.5℃[6]，隨生理性調節及監測位置不同略有波動。手術患者由于患者自身因素、麻醉藥物因素、手術因素、環境溫度因素等影響會出現術中低體溫[7]。本研究結果顯示術中低體溫發生率為 50.4%，較 Yi 等[8]研究高，其原因一方面可能與本研究沒有采取主動加溫保暖方式有關，另一方面與本研究納入研究對象手術時間相對較長，術中常規輸注脫水劑，需補充較多容量有關。正常體溫組及低體溫組術中體溫均呈現經典的三段式改變（快速下降，緩慢下降，平臺期）[9-10]。
低溫治療可改善多種危重患者的病情，低溫對心肺復蘇后腦損害、新生兒缺血缺氧腦病具有確切保護作用，被多個指南推薦應用[11-13]。低溫腦保護的機制：可抑制有害基因表達，減輕缺血導致的腦損傷；減少導致細胞死亡的氧自由基的生成；抑制炎性因子生成，阻斷炎性級聯反應[14-18]。動物及人體研究均表明低溫具有腦保護作用[19-21]。神經外科術中低溫治療主要應用在顱內動脈瘤手術，但臨床研究結果提示低溫治療的療效不明確[22]，所以術中低溫治療開展得并不理想。對術中由環境溫度、麻醉及手術原因導致的低體溫現有的研究較多關注低體溫導致的并發癥[23-24]，對顱內動脈瘤患者神經功能的影響卻鮮有報道。
本研究顯示術中低體溫與后交通動脈瘤開顱夾閉患者預后具有相關性，并比較了術中最低體溫<35.0℃ 與術中最低體溫≥36.0 且<37.5℃ 患者的情況，結果顯示術中最低體溫<35.0℃ 是后交通動脈瘤開顱夾閉患者短期預后的獨立危險因素。這可能與低溫腦保護的作用不能平衡其導致的相關并發癥的影響有關，也可能與低體溫腦保護作用起效時間窗有關。本研究還發現術中最低體溫為≥35.0 且<36.0℃ 的患者與術中體溫正常患者預后差異無統計學意義，這可能與術中最低體溫≥35.0 且<36.0℃ 未達低溫腦保護及發生并發癥的閾值溫度有關。
Hunt-Hess 分級是一項目前使用廣泛的用于對顱內動脈瘤患者臨床狀態進行分級以選擇手術時機和判斷預后的評分量表。Hunt-Hess 分級主要從意識水平、頭痛程度、神經功能缺損程度評定顱內動脈瘤患者神經功能情況，分值越高，病情越嚴重。Hunt-Hess 分級為 0、Ⅰ、Ⅱ、Ⅲ級為低分級，Hunt-Hess 分級為Ⅳ、Ⅴ級為高分級[25]。本研究結果顯示高 Hunt-Hess 分級（Ⅳ、Ⅴ級）是后交通動脈瘤開顱夾閉患者短期預后獨立危險因素，與其他研究結果[26-27]一致。這可能與高 Hunt-Hess 分級患者病情重，易并發再出血、腦血管痙攣、肺部感染等并發癥有關。
顱內動脈瘤術中出血主要原因之一即術中破裂，顱內動脈瘤術中破裂可以分為分離顱內動脈瘤前破裂和分離顱內動脈瘤時破裂 2 類。分離顱內動脈瘤前破裂的預后往往較差，其主要發生在麻醉誘導時（血壓波動、嗆咳、疼痛）及動力系統切削顱骨產生震動。而分離顱內動脈瘤時破裂大多可控且極少影響腦部供血。顱內動脈瘤術中破裂的發生并不總是導致預后不良，但缺乏準備、管理不足及手術中的恐慌有可能導致不良結果[28-29]。本研究顯示動脈瘤術中破裂、術中出血量對后交通動脈瘤開顱夾閉患者預后的影響無統計學意義，其原因：首先我院醫生手術技巧嫻熟、經驗豐富，能沉著應對各種突發狀況；其次我院目前術中神經生理監測輔助的臨時阻斷動脈的應用，可早期發現局灶性腦缺血和相關神經損傷，提高解剖分離動脈瘤的安全性；最后可能與我們定義動脈瘤術中破裂為容易被吸引控制的動脈瘤穹頂的小泄漏[1]有關。
本研究發生術后并發癥 35 例（27.6%），包括肺部感染及腦梗死，主要為肺部感染，占 27 例次（73.0%），其原因為：顱內動脈瘤破裂伴有意識障礙患者不能自主咳嗽、咳痰；患者因病情需脫水降顱壓治療，容易導致呼吸道水化不足，痰液黏稠引流不暢；顱內動脈瘤破裂出血導致顱壓增高，易致神經源性肺水腫[30]。本研究結果顯示術后并發癥是影響交通動脈瘤開顱夾閉患者短期預后獨立危險因素，與既往研究[31-32]一致。
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之處：首先本研究為單中心單病種研究，因此樣本量相對較少，可能導致研究對象的選擇偏倚及研究內容偏倚；第二，由于時間倉促，本研究僅隨訪患者出院時的預后情況；第三，頭部從皮質到腦內溫度的變化是很復雜的，人體各部位的體溫也是有差異的，本研究考慮可行性及實際情況后選擇了監測鼻咽溫度；最后，低體溫導致相關并發癥的研究有待進一步完善。
綜上所述，后交通動脈瘤開顱夾閉患者術中體溫呈現經典三段式改變。高 Hunt-Hess 分級（Ⅳ、Ⅴ級）、術中最低體溫<35.0℃、術后并發癥是后交通動脈瘤開顱夾閉患者短期預后的獨立危險因素。術中最低體溫<35.0℃、術后并發癥是可干預改變的因素，因此臨床醫務人員應根據患者個體情況，制定治療干預措施，以提高患者生存質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