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曹舸, 余慧, 曾玲. 體外循環術后發生急性腎損傷患者的危險因素分析——單中心回顧性研究. 中國胸心血管外科臨床雜志, 2016, 23(10): 960-964. doi: 10.7507/1007-4848.20160230 復制
根據不同的基線特征和手術類型，心臟術后急性腎損傷的發病率為8.9%～39.0%[1]。約有30%的患者在心臟體外循環手術后發生不同程度的急性腎功能損傷，其中約3%的患者需要行連續性腎臟替代治療。對于那些發生嚴重急性腎損傷需行連續性腎臟替代治療的患者，圍手術期死亡率高達50%[2]。國內外研究心臟術后急性腎損傷患者的診治與預后的文獻非常多，而對進一步行連續性腎臟替代治療患者的預后相關危險因素的研究文獻較少，且樣本量較小。本文將回顧性評估心臟術后急性腎損傷行連續性腎臟替代治療患者發生死亡的危險因素。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和分組
2009年5月至2014年6月間我院共有66例患者因腎臟功能不全行心臟外科術后行連續性腎臟替代治療，其中男38例、女28例，平均年齡（59.11±12.62） 歲。納入標準為：心臟術后發生急性腎損傷，滿足以下任意一條：血肌酐增加≥0.3 mg/dl在48 h之內，血肌酐增加≥1.5倍基線值，這個基線值是已知或假定為發生在之前7d之內的；尿量＜0.5 ml ? kg-1 ? h-1達6 h [3]且行連續性腎臟替代治療。排除標準：術前有慢性腎衰竭病史已行血液透析者，術后連續性腎臟替代治療時間短于12 h者。所有納入患者按照出院時治療結果分為存活組（18例）和死亡組（48例）。
1.2 方法
1.2.1 連續性腎臟替代治療方法
患者在常規治療后仍然存在高鉀血癥、酸中毒、氮質血癥、明顯的組織水腫、少尿、無尿等情況，符合連續性腎臟替代治療指征時按Seldinger法經深靜脈留置單針雙腔導管Bard透析導管（REF 5554150、5553200，Bard Access Systems，Inc.）行連續性腎臟替代治療，模式采用連續性靜脈-靜脈血液濾過（continuous venovenous hemofiltration，CVVH），血流量150～180 ml/min，置換液采用改良Port配方，后稀釋法，置換液流量25～40 ml ?kg-1 ? h-1，超濾率50～400 ml/h。
連續性腎臟替代治療期間微量注射泵給予肝素5～15 UI ? kg-1 ? h-1抗凝，維持激活全血凝固時間（ACT） 140～160 s。有出血傾向者改用低分子肝素或無肝素化血濾。每4 h測定血氣分析電解質，調整置換液內電解質添加量。每4 h記錄體溫，連續記錄有創血壓，同時監測心臟指數、心排血量等有創血流動力學指標，直接評價左心室功能。通過監護儀連續動態地監測并記錄心率、呼吸、脈搏、動脈血氧飽和度以及心電圖等生命體征的變化。根據患者容量負荷情況、肝腎功能、電解質指標等調整置換液流量。根據血電解質檢查結果調整患者鉀、鈉、鎂、鈣、磷制劑的用量，積極對癥處理血糖搏動。當尿量超過l ml ? kg-1 ? h-1、代謝紊亂糾正、容量負荷改善、尿素或血肌酐水平下降及血流動力學穩定時停止連續性腎臟替代治療。
1.2.2 監測指標
患者一般資料包括年齡、性別、糖尿病、高血壓、心臟手術史、左心室射血分數、心功能分級、肺動脈壓、術前血常規和肝腎功能等指標。
術中資料包括手術類型、體外循環時間、主動脈阻斷時間、深低溫停循環時間、乳酸峰值、血糖峰值、輸血量及出血量。
術后資料包括術后l d總膽紅素、腎功能、血常規、血鉀等血液檢查指標，是否出現低血壓（術后收縮壓＜90 mm Hg或平均壓＜60 mm Hg，且持續1 h以上)、低氧血癥、氣道出血、消化道出血、肺部感染、敗血癥、低心排血量綜合征、多器官功能障礙等并發癥；術后二次開胸探查、再次氣管內插管、機械通氣時間、連續性腎臟替代治療時間、少尿到血濾間隔時間、住ICU時間。其中術后低心排血量綜合征診斷標準為：（1）收縮壓下降超過術前基礎血壓20%，持續92 h；（2）尿量每小時＜0.5 ml/kg，持續92 h；（3）中心靜脈壓＞13 mm Hg，持續時間≥2 h；（4）中心體溫與體表體溫之差＞5℃，持續時間≥2 h，導致四肢發涼；（5）心臟指數＜2.5 ml/m2。發生上述兩項或兩項以上事件時則可以明確診斷。
1.3 統計學分析
使用SPSS 19.0軟件，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計數資料以頻數（百分率）表示。單因素分析，計量資料比較用F檢驗，計數資料用卡方檢驗。多因素分析，使用logistic回歸分析，死亡賦值1，存活賦值0，計數資料中事件發生賦值為1，未發生賦值為0。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患者基本情況
共有66例患者納入統計，其中存活組18例，死亡組48例，接受連續性腎臟替代治療患者圍手術期死亡率72.7%，術后30d死亡率48.5%，術后90d死亡率63.6%。死亡原因為多臟器衰竭（20例）、低心排血量綜合征（17例）、感染性休克（7例）、消化道出血（3例）和氣道出血（1例）。
手術類型包括心臟瓣膜手術46例、主動脈手術8例、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CABG）5例、CABG聯合瓣膜手術2例、其它心臟手術5例。
2.2 單因素分析結果
兩組術前一般資料和實驗室檢查指標、手術情況、體外循環時間和主動脈阻斷時間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輸血量、術中血糖、乳酸峰值差異有統計學意義。而術后l d低血壓在死亡組發生率為77.08%，高于存活組的33.33%，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死亡組肺部感染發生率高于存活組（70.83% vs. 33.33%，P＜0.05）。死亡組MODS發生率也高于存活組（100.00% vs. 83.33%），兩組差異也有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其它并發癥發生率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死亡組的總膽紅素高于存活組，而血小板顯著低于存活組。死亡組少尿到血濾間隔時間更長（9.92 d vs. 4.69 d，P＜0.05），表 1。
表1
單因素分析結果[X±s /例（%）]
2.3 多因素分析結果
將單因素分析結果中P＜0.05的變量納入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心臟術后連續性腎臟替代治療患者死亡的危險因素有術后l d低血壓和少尿到血濾間隔時間，而術后1 d血小板值（B=-0.026，OR=0.974）是保護因素，見表 2。
表2
多因素分析中有意義的結果
3 討論
本研究結果顯示，心臟術后因腎臟功能不全行連續性腎臟替代治療的發生率約1.0%，而此類患者出院時死亡率高達72.7%，術后30 d死亡率48.5%，術后90 d死亡率63.6%。死亡原因主要為并發MODS和LCOS。急性腎損傷是心臟術后的常見并發癥[1]，而發生嚴重急性腎損傷的患者需要進行連續性腎臟替代治療，研究顯示，該類患者的圍手術期死亡率可高達50%[2]，與本研究相仿。本文通過回顧性多因素分析研究進一步發現，心臟體外循環術后急性腎損傷行連續性腎臟替代治療的患者發生死亡的危險因素主要包括術后l d低血壓、肺部感染發生率、MODS、高總膽紅素、低血小板、少尿到血濾間隔時間等，對于該類并發癥的發生原因的風險評估及潛在干預措施提供了新的證據。
王旭冬等[3]報道心臟術后急性腎損傷患者的院內死亡率為4.07%，死亡的主要原因為心力衰竭與多臟器衰竭。Cosentino等[4]的研究表明，單純的急性腎損傷死亡率在10%，伴有多器官衰竭的急性腎損傷死亡率高達80%。兩項研究均與我們的結果吻合，提示術后嚴格保護器官功能、預防功能障礙和衰竭、糾正功能在預防連續性腎臟替代治療患者死亡上可能有著較為重大的作用。此外，Bapat等[5]對心臟手術后急性腎衰竭接受CVVH患者的研究還顯示，死亡組的敗血癥發生率高于存活組，腎功能衰竭以外的其他器官衰竭顯著增加死亡率。本研究中兩組患者敗血癥及低心排血量綜合征發生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但死亡組肺部感染和MODS的發生率顯著高于存活組。因此，對積極預防感染性并發癥也應予以充分重視。
Lecomte等[6]研究指出，對于非糖尿病患者，嚴格的圍術期血糖控制與心臟術后腎損傷和衰竭的顯著減少相關，也與術后透析需求下降、30 d死亡率下降相關。有研究表明隨機血糖＞11.1 mmol/L者，心臟缺血事件的發生率比血糖較低者高2.6倍[7]。本研究術中血糖峰值的范圍在6.4～25.2 mmol/L，死亡組中大于11.1 mmol/L的頻數為26（54.2%），顯著高于存活組的4（22.2%），顯示出與心臟術后連續性腎臟替代治療死亡率的相關性。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合理控制血糖、預防血糖過高可能有助于降低連續性腎臟替代治療患者的死亡率。 我們還發現死亡組患者術中輸血量更多，術中動脈血乳酸峰值和術后1 d總膽紅素更高。Hauer等[8]對1 574例心臟手術患者的研究也提示存活組與死亡組之間的乳酸和膽紅素峰值以及輸血量差異有統計學意義。有報告指出總膽紅素的濃度反映了心力衰竭的程度[9]，因此術后高膽紅素血癥可能是心臟功能衰竭的一種表現，最終與患者預后相關，這與本研究的結果一致。本研究中死亡組的少尿到血濾間隔時間為存活組的兩倍多，是患者死亡的危險因素。Kumar等[10]對心臟手術后急性腎損傷患者的多中心回顧性研究表明當心臟術后患者發生急性腎損傷與利尿劑抵抗時，腎臟替代治療應盡快啟動，我國學者也相繼證實了這一點[11-12]。因此，我們認為對于有需要的患者應當盡早行連續性腎臟替代治療。
我們的研究結果中存活組術后l d血小板基本正常，而死亡組均數低于正常范圍，差異有統計學意義，且在多因素分析的危險因素結果中血小板與死亡負相關。血小板水平是人體凝血功能的反映，體外循環時血液和非生理性表面之間的接觸會影響血小板和凝血功能[13]。在出血、膿毒癥、MODS患者中，血小板都明顯下降。Ng等[14]對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患者術后急性腎損傷的研究提示血小板降低能增加急性腎損傷的風險。王常田等[15]的研究結論為心血管術后血小板減少的患者感染率和死亡率均明顯增高，術后血小板減少是死亡的危險因素。張麗琴等[16]對采用連續性腎臟替代治療284例重癥急性腎損傷研究結果顯示，連續性腎臟替代治療24 h前的平均動脈壓和血小板計數，在腎功能恢復組顯著高于腎功能未恢復組。而在我們的研究中，盡管采取了一些措施，直接死于出血和相關并發癥的患者并不少，我們認為監測血小板等凝血相關指標、預防出血和相關并發癥是改善患者安全、降低死亡率的重要措施。
術后1 d出現低血壓是我們研究中心臟術后連續性腎臟替代治療患者死亡的另一個危險因素。引起低血壓的因素包括失血、容量不足、低心排血量綜合征、麻醉反應、血管麻痹等。術后低血壓是心臟手術的嚴重的并發癥之一，它會導致拔管延遲和重癥監護室住院時間延長[17]。血管麻痹性低血壓，尤其常見于心臟手術后，是心臟手術的一種嚴重并發癥，發生率為5%～25%，而死亡率更可達25%[18]。徐靜等[19]行logistic回歸分析得出影響連續性腎臟替代治療患者預后的危險因素依次為機械通氣、高膽紅素血癥和低血壓。當循環血量減少時，交感神經系統興奮，激活相應的腎素-血管緊張素-醛固酮系統，從而增加腎血管收縮[20]。低血壓時腎臟血流量減少，持續時間過長，機體血流重分布，心、腦優先灌注，其余器官、組織則可能發生低灌注，引起缺血性腎損傷甚至MODS。患者圍術期的血管張力障礙和低容量狀態導致的腎臟低灌注可能通過腎臟損害引起一系列嚴重后果。保證患者容量狀態不僅是保護患者腎臟功能的要求，也是提高醫療質量的要求。
綜上所述，加強術中管理，減少出血和輸血，控制血糖、積極處理低血壓、肺部感染、MODS等并發癥，及早啟動腎臟替代治療，有利于降低死亡率。監測術后第1 d的血壓和血小板對于預后判斷具有指導意義。
根據不同的基線特征和手術類型，心臟術后急性腎損傷的發病率為8.9%～39.0%[1]。約有30%的患者在心臟體外循環手術后發生不同程度的急性腎功能損傷，其中約3%的患者需要行連續性腎臟替代治療。對于那些發生嚴重急性腎損傷需行連續性腎臟替代治療的患者，圍手術期死亡率高達50%[2]。國內外研究心臟術后急性腎損傷患者的診治與預后的文獻非常多，而對進一步行連續性腎臟替代治療患者的預后相關危險因素的研究文獻較少，且樣本量較小。本文將回顧性評估心臟術后急性腎損傷行連續性腎臟替代治療患者發生死亡的危險因素。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和分組
2009年5月至2014年6月間我院共有66例患者因腎臟功能不全行心臟外科術后行連續性腎臟替代治療，其中男38例、女28例，平均年齡（59.11±12.62） 歲。納入標準為：心臟術后發生急性腎損傷，滿足以下任意一條：血肌酐增加≥0.3 mg/dl在48 h之內，血肌酐增加≥1.5倍基線值，這個基線值是已知或假定為發生在之前7d之內的；尿量＜0.5 ml ? kg-1 ? h-1達6 h [3]且行連續性腎臟替代治療。排除標準：術前有慢性腎衰竭病史已行血液透析者，術后連續性腎臟替代治療時間短于12 h者。所有納入患者按照出院時治療結果分為存活組（18例）和死亡組（48例）。
1.2 方法
1.2.1 連續性腎臟替代治療方法
患者在常規治療后仍然存在高鉀血癥、酸中毒、氮質血癥、明顯的組織水腫、少尿、無尿等情況，符合連續性腎臟替代治療指征時按Seldinger法經深靜脈留置單針雙腔導管Bard透析導管（REF 5554150、5553200，Bard Access Systems，Inc.）行連續性腎臟替代治療，模式采用連續性靜脈-靜脈血液濾過（continuous venovenous hemofiltration，CVVH），血流量150～180 ml/min，置換液采用改良Port配方，后稀釋法，置換液流量25～40 ml ?kg-1 ? h-1，超濾率50～400 ml/h。
連續性腎臟替代治療期間微量注射泵給予肝素5～15 UI ? kg-1 ? h-1抗凝，維持激活全血凝固時間（ACT） 140～160 s。有出血傾向者改用低分子肝素或無肝素化血濾。每4 h測定血氣分析電解質，調整置換液內電解質添加量。每4 h記錄體溫，連續記錄有創血壓，同時監測心臟指數、心排血量等有創血流動力學指標，直接評價左心室功能。通過監護儀連續動態地監測并記錄心率、呼吸、脈搏、動脈血氧飽和度以及心電圖等生命體征的變化。根據患者容量負荷情況、肝腎功能、電解質指標等調整置換液流量。根據血電解質檢查結果調整患者鉀、鈉、鎂、鈣、磷制劑的用量，積極對癥處理血糖搏動。當尿量超過l ml ? kg-1 ? h-1、代謝紊亂糾正、容量負荷改善、尿素或血肌酐水平下降及血流動力學穩定時停止連續性腎臟替代治療。
1.2.2 監測指標
患者一般資料包括年齡、性別、糖尿病、高血壓、心臟手術史、左心室射血分數、心功能分級、肺動脈壓、術前血常規和肝腎功能等指標。
術中資料包括手術類型、體外循環時間、主動脈阻斷時間、深低溫停循環時間、乳酸峰值、血糖峰值、輸血量及出血量。
術后資料包括術后l d總膽紅素、腎功能、血常規、血鉀等血液檢查指標，是否出現低血壓（術后收縮壓＜90 mm Hg或平均壓＜60 mm Hg，且持續1 h以上)、低氧血癥、氣道出血、消化道出血、肺部感染、敗血癥、低心排血量綜合征、多器官功能障礙等并發癥；術后二次開胸探查、再次氣管內插管、機械通氣時間、連續性腎臟替代治療時間、少尿到血濾間隔時間、住ICU時間。其中術后低心排血量綜合征診斷標準為：（1）收縮壓下降超過術前基礎血壓20%，持續92 h；（2）尿量每小時＜0.5 ml/kg，持續92 h；（3）中心靜脈壓＞13 mm Hg，持續時間≥2 h；（4）中心體溫與體表體溫之差＞5℃，持續時間≥2 h，導致四肢發涼；（5）心臟指數＜2.5 ml/m2。發生上述兩項或兩項以上事件時則可以明確診斷。
1.3 統計學分析
使用SPSS 19.0軟件，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計數資料以頻數（百分率）表示。單因素分析，計量資料比較用F檢驗，計數資料用卡方檢驗。多因素分析，使用logistic回歸分析，死亡賦值1，存活賦值0，計數資料中事件發生賦值為1，未發生賦值為0。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患者基本情況
共有66例患者納入統計，其中存活組18例，死亡組48例，接受連續性腎臟替代治療患者圍手術期死亡率72.7%，術后30d死亡率48.5%，術后90d死亡率63.6%。死亡原因為多臟器衰竭（20例）、低心排血量綜合征（17例）、感染性休克（7例）、消化道出血（3例）和氣道出血（1例）。
手術類型包括心臟瓣膜手術46例、主動脈手術8例、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CABG）5例、CABG聯合瓣膜手術2例、其它心臟手術5例。
2.2 單因素分析結果
兩組術前一般資料和實驗室檢查指標、手術情況、體外循環時間和主動脈阻斷時間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輸血量、術中血糖、乳酸峰值差異有統計學意義。而術后l d低血壓在死亡組發生率為77.08%，高于存活組的33.33%，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死亡組肺部感染發生率高于存活組（70.83% vs. 33.33%，P＜0.05）。死亡組MODS發生率也高于存活組（100.00% vs. 83.33%），兩組差異也有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其它并發癥發生率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死亡組的總膽紅素高于存活組，而血小板顯著低于存活組。死亡組少尿到血濾間隔時間更長（9.92 d vs. 4.69 d，P＜0.05），表 1。
表1
單因素分析結果[X±s /例（%）]
2.3 多因素分析結果
將單因素分析結果中P＜0.05的變量納入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心臟術后連續性腎臟替代治療患者死亡的危險因素有術后l d低血壓和少尿到血濾間隔時間，而術后1 d血小板值（B=-0.026，OR=0.974）是保護因素，見表 2。
表2
多因素分析中有意義的結果
3 討論
本研究結果顯示，心臟術后因腎臟功能不全行連續性腎臟替代治療的發生率約1.0%，而此類患者出院時死亡率高達72.7%，術后30 d死亡率48.5%，術后90 d死亡率63.6%。死亡原因主要為并發MODS和LCOS。急性腎損傷是心臟術后的常見并發癥[1]，而發生嚴重急性腎損傷的患者需要進行連續性腎臟替代治療，研究顯示，該類患者的圍手術期死亡率可高達50%[2]，與本研究相仿。本文通過回顧性多因素分析研究進一步發現，心臟體外循環術后急性腎損傷行連續性腎臟替代治療的患者發生死亡的危險因素主要包括術后l d低血壓、肺部感染發生率、MODS、高總膽紅素、低血小板、少尿到血濾間隔時間等，對于該類并發癥的發生原因的風險評估及潛在干預措施提供了新的證據。
王旭冬等[3]報道心臟術后急性腎損傷患者的院內死亡率為4.07%，死亡的主要原因為心力衰竭與多臟器衰竭。Cosentino等[4]的研究表明，單純的急性腎損傷死亡率在10%，伴有多器官衰竭的急性腎損傷死亡率高達80%。兩項研究均與我們的結果吻合，提示術后嚴格保護器官功能、預防功能障礙和衰竭、糾正功能在預防連續性腎臟替代治療患者死亡上可能有著較為重大的作用。此外，Bapat等[5]對心臟手術后急性腎衰竭接受CVVH患者的研究還顯示，死亡組的敗血癥發生率高于存活組，腎功能衰竭以外的其他器官衰竭顯著增加死亡率。本研究中兩組患者敗血癥及低心排血量綜合征發生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但死亡組肺部感染和MODS的發生率顯著高于存活組。因此，對積極預防感染性并發癥也應予以充分重視。
Lecomte等[6]研究指出，對于非糖尿病患者，嚴格的圍術期血糖控制與心臟術后腎損傷和衰竭的顯著減少相關，也與術后透析需求下降、30 d死亡率下降相關。有研究表明隨機血糖＞11.1 mmol/L者，心臟缺血事件的發生率比血糖較低者高2.6倍[7]。本研究術中血糖峰值的范圍在6.4～25.2 mmol/L，死亡組中大于11.1 mmol/L的頻數為26（54.2%），顯著高于存活組的4（22.2%），顯示出與心臟術后連續性腎臟替代治療死亡率的相關性。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合理控制血糖、預防血糖過高可能有助于降低連續性腎臟替代治療患者的死亡率。 我們還發現死亡組患者術中輸血量更多，術中動脈血乳酸峰值和術后1 d總膽紅素更高。Hauer等[8]對1 574例心臟手術患者的研究也提示存活組與死亡組之間的乳酸和膽紅素峰值以及輸血量差異有統計學意義。有報告指出總膽紅素的濃度反映了心力衰竭的程度[9]，因此術后高膽紅素血癥可能是心臟功能衰竭的一種表現，最終與患者預后相關，這與本研究的結果一致。本研究中死亡組的少尿到血濾間隔時間為存活組的兩倍多，是患者死亡的危險因素。Kumar等[10]對心臟手術后急性腎損傷患者的多中心回顧性研究表明當心臟術后患者發生急性腎損傷與利尿劑抵抗時，腎臟替代治療應盡快啟動，我國學者也相繼證實了這一點[11-12]。因此，我們認為對于有需要的患者應當盡早行連續性腎臟替代治療。
我們的研究結果中存活組術后l d血小板基本正常，而死亡組均數低于正常范圍，差異有統計學意義，且在多因素分析的危險因素結果中血小板與死亡負相關。血小板水平是人體凝血功能的反映，體外循環時血液和非生理性表面之間的接觸會影響血小板和凝血功能[13]。在出血、膿毒癥、MODS患者中，血小板都明顯下降。Ng等[14]對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患者術后急性腎損傷的研究提示血小板降低能增加急性腎損傷的風險。王常田等[15]的研究結論為心血管術后血小板減少的患者感染率和死亡率均明顯增高，術后血小板減少是死亡的危險因素。張麗琴等[16]對采用連續性腎臟替代治療284例重癥急性腎損傷研究結果顯示，連續性腎臟替代治療24 h前的平均動脈壓和血小板計數，在腎功能恢復組顯著高于腎功能未恢復組。而在我們的研究中，盡管采取了一些措施，直接死于出血和相關并發癥的患者并不少，我們認為監測血小板等凝血相關指標、預防出血和相關并發癥是改善患者安全、降低死亡率的重要措施。
術后1 d出現低血壓是我們研究中心臟術后連續性腎臟替代治療患者死亡的另一個危險因素。引起低血壓的因素包括失血、容量不足、低心排血量綜合征、麻醉反應、血管麻痹等。術后低血壓是心臟手術的嚴重的并發癥之一，它會導致拔管延遲和重癥監護室住院時間延長[17]。血管麻痹性低血壓，尤其常見于心臟手術后，是心臟手術的一種嚴重并發癥，發生率為5%～25%，而死亡率更可達25%[18]。徐靜等[19]行logistic回歸分析得出影響連續性腎臟替代治療患者預后的危險因素依次為機械通氣、高膽紅素血癥和低血壓。當循環血量減少時，交感神經系統興奮，激活相應的腎素-血管緊張素-醛固酮系統，從而增加腎血管收縮[20]。低血壓時腎臟血流量減少，持續時間過長，機體血流重分布，心、腦優先灌注，其余器官、組織則可能發生低灌注，引起缺血性腎損傷甚至MODS。患者圍術期的血管張力障礙和低容量狀態導致的腎臟低灌注可能通過腎臟損害引起一系列嚴重后果。保證患者容量狀態不僅是保護患者腎臟功能的要求，也是提高醫療質量的要求。
綜上所述，加強術中管理，減少出血和輸血，控制血糖、積極處理低血壓、肺部感染、MODS等并發癥，及早啟動腎臟替代治療，有利于降低死亡率。監測術后第1 d的血壓和血小板對于預后判斷具有指導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