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孟海鵬, 雷建勇, 楊家印, 李波, 文天夫, 曾勇, 徐明清, 嚴律南. 活體肝移植供體安全性的研究(單中心356例臨床分析). 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 2015, 22(12): 1428-1432. doi: 10.7507/1007-9424.20150375 復制
肝移植作為根治終末期肝病的唯一治療手段，在國際上得到了廣泛開展。但在東亞國家，由于受到傳統觀念和社會習俗的影響，公民死后器官捐獻率遠低于西方國家，尸體供肝的數量遠遠滿足不了等待肝源的潛在受體的需求，加之腦死亡尚未立法，來源于心臟死亡供體的供肝質量較差，使得尸體肝移植的開展受到了很大限制。在此種背景之下，活體肝移植得到了長足發展。我中心2001年完成我國首例成人間右半肝活體肝移植[1]，迄今已完成活體肝移植356例。活體肝移植以其等待時間短、可擇期安排手術、供肝質量好、術后免疫排斥發生率低等優勢，取得了較尸體肝移植更為理想的受體及移植物遠期存活率。但長期以來，關于活體肝移植的研究多著眼于受體效果，作為首要原則的供體安全性報道較少。本研究通過對我中心356例活體肝移植供體術后并發癥、肝功能變化及生活質量的回顧性分析，旨在探討活體肝移植供體的安全性。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回顧性分析我中心2001年1月至2015年9月期間實施的356例活體肝移植術供體的人口學資料、術中數據、實驗室檢查指標，分析其術后并發癥情況。術后并發癥根據Clavien系統[2]進行分級，肝功能變化由血清總膽紅素（TB）、谷丙轉氨酶（ALT）、谷草轉氨酶（AST）等指標反映，供體的生活質量評估采用SF-36健康狀況調查問卷[3]。將所有供體按時間順序以2008年1月為界分為前期供體（前期組）和后期供體（后期組），分別標志著我中心開展活體肝移植十余年歷程的前半段和后半段，對比相關臨床數據特別是并發癥方面的區別。
1.2 供體的篩選和評估
1.2.1 供體篩選
供體必須是受體三代以內的血親，具備由當地衛生行政部門及公安部門出具的書面認定，完全自愿捐獻且經過倫理審查。供體的選擇過程包括健康篩查、血液學檢查、病毒學檢查、影像學檢查、醫學、精神、心理評估等，其納入標準及排除標準如先前文獻[4]報道。
1.2.2 供體術前檢查及評估
常規行三維螺旋增強CT檢查肝動脈、肝靜脈及門靜脈有無變異，行MRI檢查明確膽管情況，并利用肝臟3D打印模型精確計算全肝體積和預計術后殘肝體積，結合肝內管道結構設計切肝平面，實現精準的解剖性肝切除。根據CT及體質量指數（BMI）判斷肝脂肪變性的程度，盡量不行肝穿刺活檢。所有供體在接受手術前均被充分告知手術可能的風險及并發癥。
1.3 供肝切取手術
我中心常規采用不帶肝中靜脈的右半肝移植，自2011年以來在國內率先常規施行腹腔鏡輔助活體供者右半肝切取術[5]。供體術后送往ICU監護，一旦情況平穩，即轉回普通病房繼續治療。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17.0統計分析軟件。所有連續型數據以均數±標準差表示，并用t檢驗作組間對比。計數資料以率表示，采用卡方（χ2）檢驗或Fisher確切概率法。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1 供體人口學特征
所有供體按時間順序以2008年1月為界分為前期組和后期組，前期組129例，后期組227例。2組供體的人口學特征見表 1。供體的平均年齡為36.0歲（19～62歲），2組供體在年齡、性別、身高、體質量、BMI及與受體關系方面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 > 0.05）。
表1
所有供體的一般資料
2.2 術中、術后情況
356例供肝切除手術類型：306例不含肝中靜脈的右半肝切除，1例含肝中靜脈的右半肝切除，42例左半肝切除，7例左外葉切除。中位隨訪期65個月（2～158個月），所有供體均存活。1例供體發生了術中并發癥，右肝靜脈破裂導致大出血，經縫合修補后止血。術后共發生并發癥83例（23.3%），根據Clavien系統分級，Ⅰ級42例（11.8%），Ⅱ級22例（6.2%），Ⅲ級18例（5.1%），Ⅳ級1例（0.3%）。
前期組和后期組在供肝切除手術類型、移植物重量、移植物/受體體重比、ICU住院時間等方面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 > 0.05）。后期組的手術持續時間、術中失血量、自體輸血量及總住院時間均明顯少于前期組（P < 0.05），總并發癥率明顯低于前期組（P < 0.05），且嚴重程度也較低，即后期組的Ⅲ級并發癥率明顯低于前期組（P < 0.05）。見表 2。
表2
供體術中、術后結果
2.3 供體具體并發癥情況
供體具體并發癥情況見表 3。從表 3中可見，并發癥中最常見者為膽管并發癥，包括膽汁漏和膽管狹窄，發生率為8.4%。第二常見的并發癥是感染，發生率為7.0%，其中以切口感染居首（3.4%），其次為腹腔內感染（3.1%）。術后出血（2.2%）和漿膜腔積液（3.7%）較少見，僅1例供體術后出現門靜脈血栓形成（0.3%），經切開取栓后痊愈。右肝供者的并發癥率明顯高于左肝供者〔25.7%（79/307）比8.2%（4/49），P < 0. 01〕，42例左半肝供者僅出現膽汁漏1例、切口感染2例和腹腔內出血1例，7例左外葉供者均無并發癥發生。
表3
供體并發癥〔例（%）〕
2.4 術后肝功能變化
供體在供肝切取術后均出現不同程度的肝功能損害，包括術后早期的一過性肝酶升高、高膽紅素血癥、低白蛋白血癥和凝血功能異常。ALT和AST在術后第1 d達到高峰，TB的最高值則出現在術后第3 d，經保守治療，均在術后30 d內恢復正常。TB、ALT和AST的術后變化趨勢見圖 1。供體術后第1 d和第2 d的腹水量分別為（120±61）mL和（62±43）mL，大多數患者的腹腔引流管在術后第3～4 d拔除，只有3例供體因術后膽汁漏而留置引流管超過5 d。
圖1
供體供肝切取術后肝功能變化。1A：TB；1B：ALT；1C：AST
2.5 術后生活質量
使用SF-36量表對供體術后1年的生活質量進行評價，共采集到252份有效答卷，供體的身體生理機能、生理角色、疼痛、一般健康、生存能力、社會功能、情緒角色及心理健康8個方面的評分分別為（93.41±7.42）分、（86.81±27.71）分、（78.17±20.22）分、（82.01±18.64）分、（68.32±21.21）分、（83.22±15.21）分、（79.51±25.10）分及（75.41±18.35）分，均呈良好狀態。另外，調查還發現，248例（98.4%）供體已恢復術前水平的社會活動和工作狀態，223例（88.5%）供體表示對自己目前的工作能力感到滿意，225例（89.3%）供體認為自己的健康狀態優良。然而，也有21例（8.3%）供體認為捐獻使他們的健康狀況惡化，反映瘢痕疼痛影響生活質量。239例（94.8%）供體認為，若有必要愿意再次捐獻，另外5.2%的供體則因為手術帶來的痛苦及并發癥而對再次捐獻持謹慎態度。所有供體的婚姻狀況均沒有因捐獻而改變，在家庭關系方面，普遍感覺受到其他家庭成員的尊重因而產生較強的成就感，特別是對子女捐獻的供體，均自覺術后親子關系改善。
3 討論
活體肝移植是解決世界性供肝短缺的重要手段，作為健康人所接受的最大手術，保障供體的安全性是其貫穿始終的首要原則。兒童活體肝移植于1988年開始應用于臨床[6]，然而由于供體的安全性問題，直至2000年以后，成人間活體肝移植才在歐美及全世界廣泛開展。
成人間活體肝移植多采用右半肝作為移植物，占供體肝體積的50%～70%，且手術難度較兒童活體肝移植明顯增大，因而供體安全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7-8]。目前世界范圍內至少已有19例供體死于術后并發癥，粗略估計供體死亡率為0.2%～0.5%，其中絕大多數為捐獻右半肝的供體，另有1例供體處于植物狀態，3例供體不得不行肝移植術[9]。Lo [10]調查了亞洲5個肝移植中心共計1 508例活體肝移植供體，提出右半肝移植的并發癥率為28%。先前文獻[11-14]報道的并發癥率差異較大，為0～67%，可能與各移植中心對術后并發癥的認定和報道標準不一、供肝切取類型不同及術后隨訪時間不同有關。鑒于此，我們總結了本中心356例活體肝移植的臨床數據，從術后并發癥、肝功能變化和生活質量3個方面對供體安全性做出評估。
3.1 術后并發癥
我中心迄今共施行活體肝移植356例，以活體右半肝移植為主，無供體死亡，總體并發癥率為23.3%（83/356）。所有供體并發癥中，過半數（50.6%）屬ClavienⅠ級，ClavienⅡ級占26.5%，ClavienⅢ級僅占21.7%，ClavienⅣ級并發癥僅占1.2%，提示大多數并發癥較輕且可控。在全部供體中，ClavienⅠ、Ⅱ、Ⅲ、Ⅳ級并發癥的發生率分別為11.8%、6.2%，5.1%和0.3%。Patel等[15]調查了美國13個肝移植中心的433例活體肝移植供體，ClavienⅠ、Ⅱ、Ⅲ級并發癥的發生率依次為13.4%、6%和2%，與本研究結果相近。并發癥中最常見者為膽管并發癥和感染，其中膽管并發癥發生率最高（8.4%），主要是術后肝斷面的膽汁漏，這與Ghobrial等[16]報道發生率最高的并發癥是感染（12%）不同。Kousoulas等[17]報道供體的并發癥率與供肝類型無關。但我們發現，右肝供者的并發癥率明顯高于左肝供者（25.7%比8.2%，P < 0.01），住院時間和住院費用亦明顯增加。42例左半肝供者僅出現膽汁漏1例、切口感染2例和腹腔內出血1例，7例左外葉供者均無并發癥發生。這也反映出成人間活體肝移植的風險遠高于兒童活體肝移植。
3.2 肝功能變化
供體在部分肝臟被切除后，肝功能的惡化通常是可逆的，但也有因此導致供體死亡或行補救性肝移植的報道，故術后對供體肝功能的密切監測至關重要，有利于早期發現并發癥，判斷預后。我們觀察到供體術后血清TB、ALT、AST均出現一過性的升高，大多數會在1周內恢復正常。TB的峰值一般出現在術后第3 d，ALT和AST的峰值則出現在術后第1 d，反映了肝細胞受損的程度。這提醒我們術后早期是肝功能劇烈變化的關鍵時期，應嚴密監測。同時我們也觀察到供肝切除術后肝功能的惡化程度往往超過因肝癌行右半肝切除術者，因為后者切除的是荷瘤右半肝，實際損失的肝組織并不多，且左肝多已有代償性增生。術后肝功能的改變除與報道較多的肝脂肪變程度、殘肝體積等因素有關外[18]，供體年齡的影響亦不可忽視。本研究中后期組中的一位65歲供體出現術后肝功能衰竭，其捐獻移植物為不含肝中靜脈的右半肝（581 g，41.5%肝臟體積），術后第16 d，患者血清總膽紅素升高至388.2μmol/L，24 h腹水量達1 100 mL，伴Ⅱ期肝性腦病，經人工肝及藥物積極治療，患者肝功能得以恢復，并于術后第34 d出院，隨訪至今，患者狀態良好。造成此例嚴重并發癥的重要原因系患者隱瞞真實年齡，虛報為58歲，給我們術前的風險評估造成誤導。
3.3 生活質量的改變
WHO將健康定義為個體在生理、心理和社會適應三個方面均良好的一種狀態[19]。因為供體在術前是一個健康的個體，故其術后生活質量不應受到大的影響，此亦為其安全性的一部分，但這類研究報道較少[20]。我們使用SF-36量表[3]對供體術后1年的生活質量進行評價，針對其身體生理機能、生理角色、疼痛、一般健康、生存能力、社會功能、情緒角色及心理健康8個方面，同時我們也自行設計了一些問題以了解供體對捐獻的態度、術后家庭生活等方面的變化。共采集到252份有效答卷，從其中的各項指標反映出供體的生活質量均呈良好狀態。絕大多數的受訪者不后悔捐肝的決定，且表現出了相當的自豪感和成就感，對自身健康恢復情況表示滿意，認為捐獻對自己術后的家庭生活和社會交往產生了積極影響。但也有個別受訪者因認為捐獻使其健康狀況惡化，多數反映瘢痕疼痛影響生活質量，從而因手術相關的并發癥和痛苦而對再次捐獻持謹慎態度。這提示我們雖然供體術后生活質量總體滿意，但仍需持續不懈地努力以確保其長遠的身心健康。同時調查也發現，多數供體在做出捐肝決定時，對手術可能帶來的風險了解甚少，反映出我們在術前宣教及科普方面的不足。
3.4 安全保障措施
我中心致力于活體肝移植事業十余年，以2008年1月為界，后期供體的并發癥率顯著低于前期供體（18.1%比32.6%，P < 0.01）。這與我們肝移植團隊及麻醉、ICU技術的逐漸成熟有關，也與我們后期積極開展旨在保障供體安全的新技術密不可分，特別是在國內率先常規施行腹腔鏡輔助活體供者右半肝切取術[5]以及利用3D打印肝臟模型對供體術前進行充分評估[21]。用腹腔鏡和開放手術結合的雜交法切取供肝，變傳統的較大的右肋緣下切口為較小的正中切口，充分發揮了微創的優勢，術后疼痛明顯減輕，患者得以積極咳痰、早期進食和下床活動，顯著降低了手術相關并發癥。術前常規制作供體肝臟的3D打印模型，不僅使我們能夠精確計算殘肝體積和移植物/體重比等關系供受體安全的關鍵指標，而且可以直觀顯示肝內管道系統的分布，為制定精準的解剖性供肝切除手術方案提供重要參考，有效避免了膽管損傷和流出道被剝奪致殘肝淤血等并發癥，最大限度地保留供體功能性肝體積，也有利于其術后肝功能的恢復。
總體來說，活體肝移植供肝切取術并發癥率較低，極少出現嚴重并發癥，造成的肝功能損害為一過性，且對供體術后生活質量無嚴重不良影響，供體的總體安全性良好。同時隨著技術的成熟和進步，供體安全性得到進一步提升。
肝移植作為根治終末期肝病的唯一治療手段，在國際上得到了廣泛開展。但在東亞國家，由于受到傳統觀念和社會習俗的影響，公民死后器官捐獻率遠低于西方國家，尸體供肝的數量遠遠滿足不了等待肝源的潛在受體的需求，加之腦死亡尚未立法，來源于心臟死亡供體的供肝質量較差，使得尸體肝移植的開展受到了很大限制。在此種背景之下，活體肝移植得到了長足發展。我中心2001年完成我國首例成人間右半肝活體肝移植[1]，迄今已完成活體肝移植356例。活體肝移植以其等待時間短、可擇期安排手術、供肝質量好、術后免疫排斥發生率低等優勢，取得了較尸體肝移植更為理想的受體及移植物遠期存活率。但長期以來，關于活體肝移植的研究多著眼于受體效果，作為首要原則的供體安全性報道較少。本研究通過對我中心356例活體肝移植供體術后并發癥、肝功能變化及生活質量的回顧性分析，旨在探討活體肝移植供體的安全性。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回顧性分析我中心2001年1月至2015年9月期間實施的356例活體肝移植術供體的人口學資料、術中數據、實驗室檢查指標，分析其術后并發癥情況。術后并發癥根據Clavien系統[2]進行分級，肝功能變化由血清總膽紅素（TB）、谷丙轉氨酶（ALT）、谷草轉氨酶（AST）等指標反映，供體的生活質量評估采用SF-36健康狀況調查問卷[3]。將所有供體按時間順序以2008年1月為界分為前期供體（前期組）和后期供體（后期組），分別標志著我中心開展活體肝移植十余年歷程的前半段和后半段，對比相關臨床數據特別是并發癥方面的區別。
1.2 供體的篩選和評估
1.2.1 供體篩選
供體必須是受體三代以內的血親，具備由當地衛生行政部門及公安部門出具的書面認定，完全自愿捐獻且經過倫理審查。供體的選擇過程包括健康篩查、血液學檢查、病毒學檢查、影像學檢查、醫學、精神、心理評估等，其納入標準及排除標準如先前文獻[4]報道。
1.2.2 供體術前檢查及評估
常規行三維螺旋增強CT檢查肝動脈、肝靜脈及門靜脈有無變異，行MRI檢查明確膽管情況，并利用肝臟3D打印模型精確計算全肝體積和預計術后殘肝體積，結合肝內管道結構設計切肝平面，實現精準的解剖性肝切除。根據CT及體質量指數（BMI）判斷肝脂肪變性的程度，盡量不行肝穿刺活檢。所有供體在接受手術前均被充分告知手術可能的風險及并發癥。
1.3 供肝切取手術
我中心常規采用不帶肝中靜脈的右半肝移植，自2011年以來在國內率先常規施行腹腔鏡輔助活體供者右半肝切取術[5]。供體術后送往ICU監護，一旦情況平穩，即轉回普通病房繼續治療。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17.0統計分析軟件。所有連續型數據以均數±標準差表示，并用t檢驗作組間對比。計數資料以率表示，采用卡方（χ2）檢驗或Fisher確切概率法。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1 供體人口學特征
所有供體按時間順序以2008年1月為界分為前期組和后期組，前期組129例，后期組227例。2組供體的人口學特征見表 1。供體的平均年齡為36.0歲（19～62歲），2組供體在年齡、性別、身高、體質量、BMI及與受體關系方面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 > 0.05）。
表1
所有供體的一般資料
2.2 術中、術后情況
356例供肝切除手術類型：306例不含肝中靜脈的右半肝切除，1例含肝中靜脈的右半肝切除，42例左半肝切除，7例左外葉切除。中位隨訪期65個月（2～158個月），所有供體均存活。1例供體發生了術中并發癥，右肝靜脈破裂導致大出血，經縫合修補后止血。術后共發生并發癥83例（23.3%），根據Clavien系統分級，Ⅰ級42例（11.8%），Ⅱ級22例（6.2%），Ⅲ級18例（5.1%），Ⅳ級1例（0.3%）。
前期組和后期組在供肝切除手術類型、移植物重量、移植物/受體體重比、ICU住院時間等方面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 > 0.05）。后期組的手術持續時間、術中失血量、自體輸血量及總住院時間均明顯少于前期組（P < 0.05），總并發癥率明顯低于前期組（P < 0.05），且嚴重程度也較低，即后期組的Ⅲ級并發癥率明顯低于前期組（P < 0.05）。見表 2。
表2
供體術中、術后結果
2.3 供體具體并發癥情況
供體具體并發癥情況見表 3。從表 3中可見，并發癥中最常見者為膽管并發癥，包括膽汁漏和膽管狹窄，發生率為8.4%。第二常見的并發癥是感染，發生率為7.0%，其中以切口感染居首（3.4%），其次為腹腔內感染（3.1%）。術后出血（2.2%）和漿膜腔積液（3.7%）較少見，僅1例供體術后出現門靜脈血栓形成（0.3%），經切開取栓后痊愈。右肝供者的并發癥率明顯高于左肝供者〔25.7%（79/307）比8.2%（4/49），P < 0. 01〕，42例左半肝供者僅出現膽汁漏1例、切口感染2例和腹腔內出血1例，7例左外葉供者均無并發癥發生。
表3
供體并發癥〔例（%）〕
2.4 術后肝功能變化
供體在供肝切取術后均出現不同程度的肝功能損害，包括術后早期的一過性肝酶升高、高膽紅素血癥、低白蛋白血癥和凝血功能異常。ALT和AST在術后第1 d達到高峰，TB的最高值則出現在術后第3 d，經保守治療，均在術后30 d內恢復正常。TB、ALT和AST的術后變化趨勢見圖 1。供體術后第1 d和第2 d的腹水量分別為（120±61）mL和（62±43）mL，大多數患者的腹腔引流管在術后第3～4 d拔除，只有3例供體因術后膽汁漏而留置引流管超過5 d。
圖1
供體供肝切取術后肝功能變化。1A：TB；1B：ALT；1C：AST
2.5 術后生活質量
使用SF-36量表對供體術后1年的生活質量進行評價，共采集到252份有效答卷，供體的身體生理機能、生理角色、疼痛、一般健康、生存能力、社會功能、情緒角色及心理健康8個方面的評分分別為（93.41±7.42）分、（86.81±27.71）分、（78.17±20.22）分、（82.01±18.64）分、（68.32±21.21）分、（83.22±15.21）分、（79.51±25.10）分及（75.41±18.35）分，均呈良好狀態。另外，調查還發現，248例（98.4%）供體已恢復術前水平的社會活動和工作狀態，223例（88.5%）供體表示對自己目前的工作能力感到滿意，225例（89.3%）供體認為自己的健康狀態優良。然而，也有21例（8.3%）供體認為捐獻使他們的健康狀況惡化，反映瘢痕疼痛影響生活質量。239例（94.8%）供體認為，若有必要愿意再次捐獻，另外5.2%的供體則因為手術帶來的痛苦及并發癥而對再次捐獻持謹慎態度。所有供體的婚姻狀況均沒有因捐獻而改變，在家庭關系方面，普遍感覺受到其他家庭成員的尊重因而產生較強的成就感，特別是對子女捐獻的供體，均自覺術后親子關系改善。
3 討論
活體肝移植是解決世界性供肝短缺的重要手段，作為健康人所接受的最大手術，保障供體的安全性是其貫穿始終的首要原則。兒童活體肝移植于1988年開始應用于臨床[6]，然而由于供體的安全性問題，直至2000年以后，成人間活體肝移植才在歐美及全世界廣泛開展。
成人間活體肝移植多采用右半肝作為移植物，占供體肝體積的50%～70%，且手術難度較兒童活體肝移植明顯增大，因而供體安全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7-8]。目前世界范圍內至少已有19例供體死于術后并發癥，粗略估計供體死亡率為0.2%～0.5%，其中絕大多數為捐獻右半肝的供體，另有1例供體處于植物狀態，3例供體不得不行肝移植術[9]。Lo [10]調查了亞洲5個肝移植中心共計1 508例活體肝移植供體，提出右半肝移植的并發癥率為28%。先前文獻[11-14]報道的并發癥率差異較大，為0～67%，可能與各移植中心對術后并發癥的認定和報道標準不一、供肝切取類型不同及術后隨訪時間不同有關。鑒于此，我們總結了本中心356例活體肝移植的臨床數據，從術后并發癥、肝功能變化和生活質量3個方面對供體安全性做出評估。
3.1 術后并發癥
我中心迄今共施行活體肝移植356例，以活體右半肝移植為主，無供體死亡，總體并發癥率為23.3%（83/356）。所有供體并發癥中，過半數（50.6%）屬ClavienⅠ級，ClavienⅡ級占26.5%，ClavienⅢ級僅占21.7%，ClavienⅣ級并發癥僅占1.2%，提示大多數并發癥較輕且可控。在全部供體中，ClavienⅠ、Ⅱ、Ⅲ、Ⅳ級并發癥的發生率分別為11.8%、6.2%，5.1%和0.3%。Patel等[15]調查了美國13個肝移植中心的433例活體肝移植供體，ClavienⅠ、Ⅱ、Ⅲ級并發癥的發生率依次為13.4%、6%和2%，與本研究結果相近。并發癥中最常見者為膽管并發癥和感染，其中膽管并發癥發生率最高（8.4%），主要是術后肝斷面的膽汁漏，這與Ghobrial等[16]報道發生率最高的并發癥是感染（12%）不同。Kousoulas等[17]報道供體的并發癥率與供肝類型無關。但我們發現，右肝供者的并發癥率明顯高于左肝供者（25.7%比8.2%，P < 0.01），住院時間和住院費用亦明顯增加。42例左半肝供者僅出現膽汁漏1例、切口感染2例和腹腔內出血1例，7例左外葉供者均無并發癥發生。這也反映出成人間活體肝移植的風險遠高于兒童活體肝移植。
3.2 肝功能變化
供體在部分肝臟被切除后，肝功能的惡化通常是可逆的，但也有因此導致供體死亡或行補救性肝移植的報道，故術后對供體肝功能的密切監測至關重要，有利于早期發現并發癥，判斷預后。我們觀察到供體術后血清TB、ALT、AST均出現一過性的升高，大多數會在1周內恢復正常。TB的峰值一般出現在術后第3 d，ALT和AST的峰值則出現在術后第1 d，反映了肝細胞受損的程度。這提醒我們術后早期是肝功能劇烈變化的關鍵時期，應嚴密監測。同時我們也觀察到供肝切除術后肝功能的惡化程度往往超過因肝癌行右半肝切除術者，因為后者切除的是荷瘤右半肝，實際損失的肝組織并不多，且左肝多已有代償性增生。術后肝功能的改變除與報道較多的肝脂肪變程度、殘肝體積等因素有關外[18]，供體年齡的影響亦不可忽視。本研究中后期組中的一位65歲供體出現術后肝功能衰竭，其捐獻移植物為不含肝中靜脈的右半肝（581 g，41.5%肝臟體積），術后第16 d，患者血清總膽紅素升高至388.2μmol/L，24 h腹水量達1 100 mL，伴Ⅱ期肝性腦病，經人工肝及藥物積極治療，患者肝功能得以恢復，并于術后第34 d出院，隨訪至今，患者狀態良好。造成此例嚴重并發癥的重要原因系患者隱瞞真實年齡，虛報為58歲，給我們術前的風險評估造成誤導。
3.3 生活質量的改變
WHO將健康定義為個體在生理、心理和社會適應三個方面均良好的一種狀態[19]。因為供體在術前是一個健康的個體，故其術后生活質量不應受到大的影響，此亦為其安全性的一部分，但這類研究報道較少[20]。我們使用SF-36量表[3]對供體術后1年的生活質量進行評價，針對其身體生理機能、生理角色、疼痛、一般健康、生存能力、社會功能、情緒角色及心理健康8個方面，同時我們也自行設計了一些問題以了解供體對捐獻的態度、術后家庭生活等方面的變化。共采集到252份有效答卷，從其中的各項指標反映出供體的生活質量均呈良好狀態。絕大多數的受訪者不后悔捐肝的決定，且表現出了相當的自豪感和成就感，對自身健康恢復情況表示滿意，認為捐獻對自己術后的家庭生活和社會交往產生了積極影響。但也有個別受訪者因認為捐獻使其健康狀況惡化，多數反映瘢痕疼痛影響生活質量，從而因手術相關的并發癥和痛苦而對再次捐獻持謹慎態度。這提示我們雖然供體術后生活質量總體滿意，但仍需持續不懈地努力以確保其長遠的身心健康。同時調查也發現，多數供體在做出捐肝決定時，對手術可能帶來的風險了解甚少，反映出我們在術前宣教及科普方面的不足。
3.4 安全保障措施
我中心致力于活體肝移植事業十余年，以2008年1月為界，后期供體的并發癥率顯著低于前期供體（18.1%比32.6%，P < 0.01）。這與我們肝移植團隊及麻醉、ICU技術的逐漸成熟有關，也與我們后期積極開展旨在保障供體安全的新技術密不可分，特別是在國內率先常規施行腹腔鏡輔助活體供者右半肝切取術[5]以及利用3D打印肝臟模型對供體術前進行充分評估[21]。用腹腔鏡和開放手術結合的雜交法切取供肝，變傳統的較大的右肋緣下切口為較小的正中切口，充分發揮了微創的優勢，術后疼痛明顯減輕，患者得以積極咳痰、早期進食和下床活動，顯著降低了手術相關并發癥。術前常規制作供體肝臟的3D打印模型，不僅使我們能夠精確計算殘肝體積和移植物/體重比等關系供受體安全的關鍵指標，而且可以直觀顯示肝內管道系統的分布，為制定精準的解剖性供肝切除手術方案提供重要參考，有效避免了膽管損傷和流出道被剝奪致殘肝淤血等并發癥，最大限度地保留供體功能性肝體積，也有利于其術后肝功能的恢復。
總體來說，活體肝移植供肝切取術并發癥率較低，極少出現嚴重并發癥，造成的肝功能損害為一過性，且對供體術后生活質量無嚴重不良影響，供體的總體安全性良好。同時隨著技術的成熟和進步，供體安全性得到進一步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