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鄭興菊, 王齊艷, 李謀, 黃子星, 宋彬. 體素內不相干運動擴散加權成像在肝臟和胰腺中的應用及研究進展. 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 2016, 23(8): 1000-1004. doi: 10.7507/1007-9424.20160262 復制
擴散加權成像（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DWI）屬于功能磁共振范疇，其通過梯度回波技術來反映組織內水分子的布朗運動，利用水分子的布朗運動進行成像，能夠無創地檢測活體組織內水分子擴散運動，通過測量水分子擴散運動中受限的方向和程度，間接反映組織內微觀結構的變化及特點。DWI最初主要在中樞神經系統中被應用。隨著磁共振軟硬件技術的發展，如梯度性能的提高、多通道表面接受線圈的使用、并行采集技術的進步、脂肪抑制技術的成熟等，使得DWI在體部多個器官和（或）多種組織中得到應用[1-15]。隨著對DWI的深入認識及不斷研究，研究者[16]發現，傳統單指數模型DWI的量化參數表觀彌散系數（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ADC）有一定的局限性，由于ADC包含了組織內水分子擴散及微循環血流灌注兩方面的信息，使其在數值上高于純水分子擴散系數D值。由此，Le Bihan等[16-17]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了體素內不相干運動擴散加權成像（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IVIM-DWI）概念，IVIM-DWI應用雙指數模型，通過多b值分析，能夠將組織內的純水分子擴散信息和微循環血流灌注信息區分開來。本綜述旨在簡要綜述IVIM-DWI的原理及了解其在肝臟和胰腺中的應用現狀及進展。
1 IVIM-DWI基本原理介紹
IVIM-DWI采用雙指數模型，可準確描述組織信號衰減與b值間的關系，獲取組織內純水分子擴散和微循環血流灌注效應的參數，即Sb /S0=（1-f）× exp（-bD）+f×exp〔-b（D+D*）〕，其中，S代表感興趣區組織的信號強度；D代表感興趣區組織內純水分子擴散，即Dslow，亦稱真性擴散系數；D*代表感興趣區組織內微循環血流灌注，即Dfast，亦稱假性擴散系數；f為灌注分數，代表感興趣區組織內微循環血流灌注效應占總體擴散效應的容積比率。其中，D、D*的單位為mm2/s，f無單位。
利用IVIM-DWI模型對多b值的DWI進行圖像采集和數據分析，能夠獲得擴散參數D和灌注相關參數D*和f。由于分子運動速度及空間分布的不同，D*值明顯大于D值，常達數十個數量級。一般認為，選用低b值（b < 200 s/mm2）成像，DWI包含水分子擴散運動和微循環血流灌注效應，但對后者更敏感，此時D*成為主要信號；選用高b值（b > 200 s/mm2）成像，此時微循環血流灌注效應所致信號衰減可忽略不計，DWI信號主要反映D，即純水分子擴散運動[18]。需要注意的是，當b值超過800 s/mm2時，圖像質量下降，不利于觀察和測值。
2 IVIM-DWI在肝臟中的應用現狀
肝臟是人體最大的實質性器官，是人體的代謝中心，進行著各種各樣的生理生化反應，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肝臟病變可分為局灶性病變和彌漫性病變。
2.1 肝纖維化或肝硬化
肝纖維化屬于肝臟彌漫性病變中的一種，是各種損傷因素累及肝臟后肝臟啟動的一種病理修復狀態，最終發展成為肝硬化，肝硬化患者罹患終末期肝病、門靜脈高壓及肝細胞癌的風險大大增加[19]；此外，因慢性病毒性肝炎所致肝硬化者，其對抗病毒治療的反應不佳[20-21]。肝組織活檢是診斷肝纖維化的金標準，但其為有創檢查，且存在取樣誤差、不宜重復使用的缺點。因此，無創診斷方式對于患有慢性肝臟疾病并導致肝纖維化或肝硬化的患者至關重要。MRI尤其是IVIM-DWI成為一種有良好前景的評估肝纖維化的方法。
Patel等[22]應用IVIM-DWI評價肝纖維化，結果表明，肝纖維化組患者的ADC、D、D*及f值與正常肝臟相比均明顯下降，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5 6～0.037 7）。Chen等[23]應用Metavir評分將患者肝纖維化分為0～4度（0度為無肝纖維化，1～4度為肝纖維化程度由輕到重），結果發現，D、D*、f及ADC值在0～1度組和2～4度組肝纖維化患者及0～2度組和3～4度組肝纖維化患者間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且肝纖維化程度越重，這些值下降越明顯。Hu等[24]對大鼠肝纖維化模型研究發現，D*、f及ADC值隨肝纖維化程度（0～4度）的加重而降低，D值在0～2度肝纖維化組間逐漸降低，在2～4度肝纖維化組間大小不一，并且這些參數值在各組間（0～4度）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D、D*及f值聯合診斷的效能好于單個ADC值，同時D*值在肝纖維化程度0度和1度間的差異提示其可能作為診斷早期肝纖維化的指標。Yoon等[25]的研究也提示，D*值可鑒別嚴重肝纖維化與早期肝纖維化。而Luciani等[18]應用IVIM-DWI評價肝硬化患者和正常肝臟人群的相關擴散參數（D、D*、f）是否存在差異，結果發現，肝硬化患者和正常肝臟人群的ADC值均明顯高于D值（P=0.03）；肝硬化患者的ADC值和D*值較正常肝臟人群均明顯下降，差異有統計學意義，二者間的D值和f值分別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分析肝硬化患者ADC值較正常肝臟人群下降的原因主要是因為肝硬化導致纖維間隔及膠原纖維的增生，使水分子布朗運動受限；同時肝硬化時，門靜脈高壓導致肝臟血流灌注減少，從而造成D*值下降；結果提示，肝硬化時結構的變化對擴散的影響小于灌注對擴散的影響。
總體而言，肝纖維化時IVIM-DWI的ADC、D*及f值較正常肝臟降低，但對于D值的改變卻出現差異，可能是由于每個研究所用的磁共振掃描儀不一致、采用不同數量的b值、計算數據的方式有所差異、研究對象的種屬差異等原因引起的[26]。IVIM-DWI對肝纖維化或肝硬化的應用價值值得深入研究。
2.2 肝臟惡性腫瘤
肝臟惡性腫瘤分為原發性和繼發性兩大類。惡性腫瘤的發展迅速，治療效果及預后不佳。原發性腫瘤中以肝細胞肝癌最常見。繼發性腫瘤常通過血行轉移累及肝臟，這與肝臟的雙重血液供應特點有關。門靜脈為肝臟提供了約3/4的血流，因此，消化道的腫瘤常轉移到肝臟，其中以結直腸癌肝轉移最多。良惡性病變的準確鑒別以及對惡性腫瘤進行術前病理分級，對制定治療方案及預后非常關鍵。
Yoon等[27]應用IVIM-DWI研究了169個肝臟局灶性病變的D、D*、f及ADC值，結果顯示，惡性病變的D和ADC值較良性病變明顯下降，同時D值的受試者工作特征曲線（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下面積（0.971）大于ADC值的ROC下面積（0.933），提示D值的鑒別診斷肝臟局灶性病變良惡性的效能優于ADC值。李玉博等[28]用Edmondson-Steiner分級法將肝細胞肝癌進行分組，Ⅰ、Ⅱ級肝細胞肝癌歸為低級別組，Ⅲ、Ⅳ級肝細胞肝癌歸于高級別組，而后比較兩組間IVIM-DWI相關參數值的差異，結果發現，高級別組D*和f值明顯高于低級別組，而D和ADC值則明顯低于低級別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當D值取閾值0.87×10-3 mm2/s時，其鑒別診斷高、低級別肝細胞肝癌的敏感度和特異度分別為90.0%和80.0%，結果提示，IVIM-DWI可用于術前評估肝細胞肝癌的病理分級。Woo等[29]通過比較低級別組肝細胞肝癌和高級別組肝細胞肝癌的D、D*、f及ADC值，結果發現，D值和ADC值與肝細胞肝癌的病理分級呈負相關關系（r=-0.604，P < 0.000 1；r=-0.448，P=0.002），且高級別組肝細胞肝癌的D值和ADC值均明顯低于低級別組肝細胞肝癌的D值和ADC值（P < 0.000 1和P=0.029）；此外，通過ROC分析證實，D值區別高、低級別肝細胞肝癌的ROC下面積大于ADC值區別高、低級別肝細胞肝癌的ROC下面積（0.838比0.728，P=0.026），結果提示，IVIM-DWI的D值對區分高、低級別肝細胞肝癌的診斷效能優于ADC值。
應用IVIM-DWI研究結腸癌肝轉移的結果[30]顯示，肝轉移瘤的f值明顯低于周圍正常肝組織，間接印證了結腸癌肝轉移腫瘤的病理特點，即結腸癌肝轉移病灶是乏血供病變。Chiaradia等[31]研究D、D*、f及ADC值與結直腸癌肝轉移病灶的壞死程度和存活腫瘤組織的相關性，結果發現，D、ADC值與腫瘤壞死程度相關，而與存活腫瘤組織無關。
綜合而言，IVIM-DWI的D、D*及f在鑒別診斷肝臟良惡性病變及診斷惡性腫瘤有重要價值。但也有學者[32]則認為，IVIM-DWI的D、D*及f值在鑒別肝臟良、惡性病變方面并不比ADC值好，用ADC值鑒別肝臟良、惡性病變的準確度與D值相似，且D*值在二者間的差異亦無統計學意義；在鑒別不同類型的腫瘤時，ADC值則比D值的價值更高。分析其原因可能是，在測量和計算參數的過程中存在誤差，良、惡性病變有可能有類似的灌注特征和細胞密度。
3 IVIM-DWI在胰腺中的應用現狀
胰腺癌的臨床表現缺乏特異性，早期發現并及時治療較為困難。在胰腺癌中，胰腺導管腺癌占絕大部分，DWI有助于診斷胰腺導管腺癌。胰腺導管腺癌的ADC值低于周圍正常胰腺組織[33]，但是對于造成胰腺導管腺癌擴散受限的組織成分究竟是什么并不清楚。Lemke等[33]用IVIM-DWI研究胰腺導管腺癌發現，其f值〔（8.59±4.6）%〕明顯低于正常胰腺的f值〔（25±6.2）%〕，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分析引起此差異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胰腺導管腺癌主要由缺乏血管的纖維間質組成。結果提示，f值可作為區分胰腺導管腺癌和正常胰腺的良好參數。
有文獻[34]報道，胰腺癌在T1WI脂肪抑制序列圖像上通常表現為低信號，其增強掃描動脈期強化程度弱于胰腺，延遲期明顯強化，這些特點尤其是胰腺實質期的低信號表現，被認為是胰腺癌的特異性表現，據此可明確診斷，但是對于缺乏特異性影像表現的胰腺癌則診斷困難。因此，有研究[35]應用傳統DWI研究胰腺癌，結果顯示，對傳統DWI圖像的ADC值進行定量分析，可以區分胰腺良、惡性病變。但是有文獻[35-38]報道，在胰腺實體腫瘤的鑒別中，由于傳統DWI所得到的ADC值存在重疊而導致無法準確區分，IVIM-DWI的相關參數值則有可能對鑒別診斷有所幫助。Kang等[39]用IVIM-DWI研究胰腺常見腫瘤、慢性胰腺炎和正常胰腺，結果發現，其參數f值有助于鑒別診斷這三者。Concia等[40]也報道，用IVIM-DWI研究胰腺導管腺癌的ADC（0、50）值和f值均明顯低于胰腺神經內分泌腫瘤和慢性胰腺炎，可茲鑒別。
對腫塊型胰腺炎和胰腺癌的鑒別診斷一直以來是影像診斷醫生面臨的難題和研究熱點。Klauss等[41]采用IVIM-DWI研究29例胰腺腫塊型病變，其中20例為胰腺癌，9例為腫塊型胰腺炎，結果發現，胰腺癌的f值明顯低于腫塊型胰腺炎，但二者的D值和ADC值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結果提示，f值可作為鑒別二者的有效指標。
綜合而言，IVIM-DWI的相關參數f值可能是診斷和鑒別診斷胰腺病變的有效指標，但其價值有待利用大樣本量的研究進行進一步確認。
4 總結和展望
IVIM-DWI通過運用一系列b值，可以獲得評估組織擴散和灌注信息的相關參數，能夠提供更多關于病變組織的微觀結構變化信息，揭示組織的異質性，從而先于形態學的改變來反映組織病理生理學上的變化。已有臨床研究證明了IVIM-DWI在鑒別良、惡性病變、反映疾病病理特征、評估腫瘤病理分級、預測器官功能等方面的價值。值得注意的是，研究結果并不完全一致，說明IVIM-DWI仍存在一些不足，如不同研究掃描的方式不同，影響了參數的穩定性和可重復性；不同研究采用的b值大小及數量不同，目前尚未得出一致的優化掃描參數方案。因此，仍需進一步研究和探索IVIM-DWI的可行性、實用性，使其價值得到更大的展現和更多的運用。
擴散加權成像（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DWI）屬于功能磁共振范疇，其通過梯度回波技術來反映組織內水分子的布朗運動，利用水分子的布朗運動進行成像，能夠無創地檢測活體組織內水分子擴散運動，通過測量水分子擴散運動中受限的方向和程度，間接反映組織內微觀結構的變化及特點。DWI最初主要在中樞神經系統中被應用。隨著磁共振軟硬件技術的發展，如梯度性能的提高、多通道表面接受線圈的使用、并行采集技術的進步、脂肪抑制技術的成熟等，使得DWI在體部多個器官和（或）多種組織中得到應用[1-15]。隨著對DWI的深入認識及不斷研究，研究者[16]發現，傳統單指數模型DWI的量化參數表觀彌散系數（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ADC）有一定的局限性，由于ADC包含了組織內水分子擴散及微循環血流灌注兩方面的信息，使其在數值上高于純水分子擴散系數D值。由此，Le Bihan等[16-17]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了體素內不相干運動擴散加權成像（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IVIM-DWI）概念，IVIM-DWI應用雙指數模型，通過多b值分析，能夠將組織內的純水分子擴散信息和微循環血流灌注信息區分開來。本綜述旨在簡要綜述IVIM-DWI的原理及了解其在肝臟和胰腺中的應用現狀及進展。
1 IVIM-DWI基本原理介紹
IVIM-DWI采用雙指數模型，可準確描述組織信號衰減與b值間的關系，獲取組織內純水分子擴散和微循環血流灌注效應的參數，即Sb /S0=（1-f）× exp（-bD）+f×exp〔-b（D+D*）〕，其中，S代表感興趣區組織的信號強度；D代表感興趣區組織內純水分子擴散，即Dslow，亦稱真性擴散系數；D*代表感興趣區組織內微循環血流灌注，即Dfast，亦稱假性擴散系數；f為灌注分數，代表感興趣區組織內微循環血流灌注效應占總體擴散效應的容積比率。其中，D、D*的單位為mm2/s，f無單位。
利用IVIM-DWI模型對多b值的DWI進行圖像采集和數據分析，能夠獲得擴散參數D和灌注相關參數D*和f。由于分子運動速度及空間分布的不同，D*值明顯大于D值，常達數十個數量級。一般認為，選用低b值（b < 200 s/mm2）成像，DWI包含水分子擴散運動和微循環血流灌注效應，但對后者更敏感，此時D*成為主要信號；選用高b值（b > 200 s/mm2）成像，此時微循環血流灌注效應所致信號衰減可忽略不計，DWI信號主要反映D，即純水分子擴散運動[18]。需要注意的是，當b值超過800 s/mm2時，圖像質量下降，不利于觀察和測值。
2 IVIM-DWI在肝臟中的應用現狀
肝臟是人體最大的實質性器官，是人體的代謝中心，進行著各種各樣的生理生化反應，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肝臟病變可分為局灶性病變和彌漫性病變。
2.1 肝纖維化或肝硬化
肝纖維化屬于肝臟彌漫性病變中的一種，是各種損傷因素累及肝臟后肝臟啟動的一種病理修復狀態，最終發展成為肝硬化，肝硬化患者罹患終末期肝病、門靜脈高壓及肝細胞癌的風險大大增加[19]；此外，因慢性病毒性肝炎所致肝硬化者，其對抗病毒治療的反應不佳[20-21]。肝組織活檢是診斷肝纖維化的金標準，但其為有創檢查，且存在取樣誤差、不宜重復使用的缺點。因此，無創診斷方式對于患有慢性肝臟疾病并導致肝纖維化或肝硬化的患者至關重要。MRI尤其是IVIM-DWI成為一種有良好前景的評估肝纖維化的方法。
Patel等[22]應用IVIM-DWI評價肝纖維化，結果表明，肝纖維化組患者的ADC、D、D*及f值與正常肝臟相比均明顯下降，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5 6～0.037 7）。Chen等[23]應用Metavir評分將患者肝纖維化分為0～4度（0度為無肝纖維化，1～4度為肝纖維化程度由輕到重），結果發現，D、D*、f及ADC值在0～1度組和2～4度組肝纖維化患者及0～2度組和3～4度組肝纖維化患者間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且肝纖維化程度越重，這些值下降越明顯。Hu等[24]對大鼠肝纖維化模型研究發現，D*、f及ADC值隨肝纖維化程度（0～4度）的加重而降低，D值在0～2度肝纖維化組間逐漸降低，在2～4度肝纖維化組間大小不一，并且這些參數值在各組間（0～4度）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D、D*及f值聯合診斷的效能好于單個ADC值，同時D*值在肝纖維化程度0度和1度間的差異提示其可能作為診斷早期肝纖維化的指標。Yoon等[25]的研究也提示，D*值可鑒別嚴重肝纖維化與早期肝纖維化。而Luciani等[18]應用IVIM-DWI評價肝硬化患者和正常肝臟人群的相關擴散參數（D、D*、f）是否存在差異，結果發現，肝硬化患者和正常肝臟人群的ADC值均明顯高于D值（P=0.03）；肝硬化患者的ADC值和D*值較正常肝臟人群均明顯下降，差異有統計學意義，二者間的D值和f值分別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分析肝硬化患者ADC值較正常肝臟人群下降的原因主要是因為肝硬化導致纖維間隔及膠原纖維的增生，使水分子布朗運動受限；同時肝硬化時，門靜脈高壓導致肝臟血流灌注減少，從而造成D*值下降；結果提示，肝硬化時結構的變化對擴散的影響小于灌注對擴散的影響。
總體而言，肝纖維化時IVIM-DWI的ADC、D*及f值較正常肝臟降低，但對于D值的改變卻出現差異，可能是由于每個研究所用的磁共振掃描儀不一致、采用不同數量的b值、計算數據的方式有所差異、研究對象的種屬差異等原因引起的[26]。IVIM-DWI對肝纖維化或肝硬化的應用價值值得深入研究。
2.2 肝臟惡性腫瘤
肝臟惡性腫瘤分為原發性和繼發性兩大類。惡性腫瘤的發展迅速，治療效果及預后不佳。原發性腫瘤中以肝細胞肝癌最常見。繼發性腫瘤常通過血行轉移累及肝臟，這與肝臟的雙重血液供應特點有關。門靜脈為肝臟提供了約3/4的血流，因此，消化道的腫瘤常轉移到肝臟，其中以結直腸癌肝轉移最多。良惡性病變的準確鑒別以及對惡性腫瘤進行術前病理分級，對制定治療方案及預后非常關鍵。
Yoon等[27]應用IVIM-DWI研究了169個肝臟局灶性病變的D、D*、f及ADC值，結果顯示，惡性病變的D和ADC值較良性病變明顯下降，同時D值的受試者工作特征曲線（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下面積（0.971）大于ADC值的ROC下面積（0.933），提示D值的鑒別診斷肝臟局灶性病變良惡性的效能優于ADC值。李玉博等[28]用Edmondson-Steiner分級法將肝細胞肝癌進行分組，Ⅰ、Ⅱ級肝細胞肝癌歸為低級別組，Ⅲ、Ⅳ級肝細胞肝癌歸于高級別組，而后比較兩組間IVIM-DWI相關參數值的差異，結果發現，高級別組D*和f值明顯高于低級別組，而D和ADC值則明顯低于低級別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當D值取閾值0.87×10-3 mm2/s時，其鑒別診斷高、低級別肝細胞肝癌的敏感度和特異度分別為90.0%和80.0%，結果提示，IVIM-DWI可用于術前評估肝細胞肝癌的病理分級。Woo等[29]通過比較低級別組肝細胞肝癌和高級別組肝細胞肝癌的D、D*、f及ADC值，結果發現，D值和ADC值與肝細胞肝癌的病理分級呈負相關關系（r=-0.604，P < 0.000 1；r=-0.448，P=0.002），且高級別組肝細胞肝癌的D值和ADC值均明顯低于低級別組肝細胞肝癌的D值和ADC值（P < 0.000 1和P=0.029）；此外，通過ROC分析證實，D值區別高、低級別肝細胞肝癌的ROC下面積大于ADC值區別高、低級別肝細胞肝癌的ROC下面積（0.838比0.728，P=0.026），結果提示，IVIM-DWI的D值對區分高、低級別肝細胞肝癌的診斷效能優于ADC值。
應用IVIM-DWI研究結腸癌肝轉移的結果[30]顯示，肝轉移瘤的f值明顯低于周圍正常肝組織，間接印證了結腸癌肝轉移腫瘤的病理特點，即結腸癌肝轉移病灶是乏血供病變。Chiaradia等[31]研究D、D*、f及ADC值與結直腸癌肝轉移病灶的壞死程度和存活腫瘤組織的相關性，結果發現，D、ADC值與腫瘤壞死程度相關，而與存活腫瘤組織無關。
綜合而言，IVIM-DWI的D、D*及f在鑒別診斷肝臟良惡性病變及診斷惡性腫瘤有重要價值。但也有學者[32]則認為，IVIM-DWI的D、D*及f值在鑒別肝臟良、惡性病變方面并不比ADC值好，用ADC值鑒別肝臟良、惡性病變的準確度與D值相似，且D*值在二者間的差異亦無統計學意義；在鑒別不同類型的腫瘤時，ADC值則比D值的價值更高。分析其原因可能是，在測量和計算參數的過程中存在誤差，良、惡性病變有可能有類似的灌注特征和細胞密度。
3 IVIM-DWI在胰腺中的應用現狀
胰腺癌的臨床表現缺乏特異性，早期發現并及時治療較為困難。在胰腺癌中，胰腺導管腺癌占絕大部分，DWI有助于診斷胰腺導管腺癌。胰腺導管腺癌的ADC值低于周圍正常胰腺組織[33]，但是對于造成胰腺導管腺癌擴散受限的組織成分究竟是什么并不清楚。Lemke等[33]用IVIM-DWI研究胰腺導管腺癌發現，其f值〔（8.59±4.6）%〕明顯低于正常胰腺的f值〔（25±6.2）%〕，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分析引起此差異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胰腺導管腺癌主要由缺乏血管的纖維間質組成。結果提示，f值可作為區分胰腺導管腺癌和正常胰腺的良好參數。
有文獻[34]報道，胰腺癌在T1WI脂肪抑制序列圖像上通常表現為低信號，其增強掃描動脈期強化程度弱于胰腺，延遲期明顯強化，這些特點尤其是胰腺實質期的低信號表現，被認為是胰腺癌的特異性表現，據此可明確診斷，但是對于缺乏特異性影像表現的胰腺癌則診斷困難。因此，有研究[35]應用傳統DWI研究胰腺癌，結果顯示，對傳統DWI圖像的ADC值進行定量分析，可以區分胰腺良、惡性病變。但是有文獻[35-38]報道，在胰腺實體腫瘤的鑒別中，由于傳統DWI所得到的ADC值存在重疊而導致無法準確區分，IVIM-DWI的相關參數值則有可能對鑒別診斷有所幫助。Kang等[39]用IVIM-DWI研究胰腺常見腫瘤、慢性胰腺炎和正常胰腺，結果發現，其參數f值有助于鑒別診斷這三者。Concia等[40]也報道，用IVIM-DWI研究胰腺導管腺癌的ADC（0、50）值和f值均明顯低于胰腺神經內分泌腫瘤和慢性胰腺炎，可茲鑒別。
對腫塊型胰腺炎和胰腺癌的鑒別診斷一直以來是影像診斷醫生面臨的難題和研究熱點。Klauss等[41]采用IVIM-DWI研究29例胰腺腫塊型病變，其中20例為胰腺癌，9例為腫塊型胰腺炎，結果發現，胰腺癌的f值明顯低于腫塊型胰腺炎，但二者的D值和ADC值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結果提示，f值可作為鑒別二者的有效指標。
綜合而言，IVIM-DWI的相關參數f值可能是診斷和鑒別診斷胰腺病變的有效指標，但其價值有待利用大樣本量的研究進行進一步確認。
4 總結和展望
IVIM-DWI通過運用一系列b值，可以獲得評估組織擴散和灌注信息的相關參數，能夠提供更多關于病變組織的微觀結構變化信息，揭示組織的異質性，從而先于形態學的改變來反映組織病理生理學上的變化。已有臨床研究證明了IVIM-DWI在鑒別良、惡性病變、反映疾病病理特征、評估腫瘤病理分級、預測器官功能等方面的價值。值得注意的是，研究結果并不完全一致，說明IVIM-DWI仍存在一些不足，如不同研究掃描的方式不同，影響了參數的穩定性和可重復性；不同研究采用的b值大小及數量不同，目前尚未得出一致的優化掃描參數方案。因此，仍需進一步研究和探索IVIM-DWI的可行性、實用性，使其價值得到更大的展現和更多的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