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安麗娟, 俞永江. 腹股溝疝修補術后慢性腹股溝疼痛危險因素的研究進展. 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 2020, 27(5): 629-633. doi: 10.7507/1007-9424.201908054 復制
腹股溝疝是普外科最常見的疾病之一，腹股溝疝修補術是治愈成人腹股溝疝的有效方式，全世界每年有超過 2 000 萬例患者接受腹股溝疝修補術[1]。1 項基于丹麥數據庫的調查研究[2]發現，由于手術方式的改進及材料學的發展，腹股溝疝修補術后的復發率在 5 年內下降了 5%。近來國內有研究者[3]認為，腹腔鏡腹股溝疝無張力修補術后的復發率低于 1%，因此人們的注意力逐漸轉向對腹股溝疝修補術后慢性腹股溝疼痛（chronic postoperative inguinal pain，CPIP）的發病率及其危險因素進行研究。CPIP 被定義為腹股溝疝修補術后出現的新發或與疝修補術前性質不同的腹股溝區疼痛，并且持續時間>3 個月[4]，發生率約為 12%[1]。CPIP 的發生可能與縫線或補片刺激、壓迫或損傷腹股溝，補片或瘢痕組織引起的持續性炎癥等有關，也可能因手術方式不同而存在不同的疼痛機制[5-6]。但其確切的發病原因仍不清楚，筆者現就國內外關于 CPIP 發生的危險因素研究作一綜述。
1 患者因素
1.1 性別
近年來，關于疼痛的性別差異的研究數量顯著增加。研究[7]顯示，女性患 CPIP 的風險明顯高于男性，可能與性腺激素、遺傳易感性、免疫反應、內源性疼痛調節系統的差異等有關[8]。有學者[9]前瞻性納入了行腹腔鏡腹股溝疝修補術的男、女患者各 25 例，結果女性患者術后的早期疼痛評分明顯高于男性患者。類似的研究[10]亦發現，女性在腹腔鏡腹股溝疝修補術后早期劇烈疼痛的風險可能更高，這可能是導致女性患者 CPIP 發生率高于男性的原因之一。但也有研究[11]發現，CPIP 與性別并無相關性。因此，性別因素對 CPIP 的影響可能需要更多臨床研究提供更可信的結果。
1.2 年齡
Mitura 等[12]的研究發現，40 歲以下患者的術前疼痛發生率及術后 CPIP 程度均高于 40 歲以上患者。Langeveld 等[13]的納入了 669 例病例的前瞻性研究發現，年輕患者的術前疼痛比例較老年患者多，且術后 1 年的 CPIP 發生率為 43%，明顯高于老年組，年齡越小，CPIP 的發生風險越高。Hallén 等[14]的研究發現，因 CPIP 而行再次手術的患者中，年齡<61.5 歲的患者占 75.2%，而年齡>61.5 歲的患者僅占 24.8%，但這一結果可能與老年患者手術病例相對較少，以及術后其他并發癥可能增加了老年患者對疼痛的耐受性有關。1 項納入 2 902 例病例的回顧性研究[15]發現，年輕患者的心理因素對 CPIP 的發生有輕微的影響，但年齡對 CPIP 的發生率并無影響。無獨有偶，Bakker 等[16]的 1 項前瞻性研究發現，在腹腔鏡腹股溝疝修補術后，各年齡段之間的 CPIP 發生率并無顯著差異。總之，年齡對 CPIP 的影響爭議較大，需要大量的文獻證據進一步驗證。
1.3 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BMI）
Niebuhr 等[17]研究發現，BMI 越大，1 年后的 CPIP 發生率越高。Willoughby 等[18]回顧性分析了在 2005 年至 2012 年期間行腹股溝疝修補術的 64 501 例病例的臨床資料，研究發現，BMI≥30 kg/m2的患者在開腹腹股溝疝修補術后的慢性疼痛發生率遠高于正常 BMI 組，而這一差異在腹腔鏡修補術中并不明顯。此外有研究[19]發現，肥胖患者手術后的 C-反應蛋白水平較正常 BMI 患者明顯升高；也有學者[20]認為，肥胖是腹股溝疝修補術后補片感染的高危因素，這一機制可能是肥胖患者 CPIP 高發的原因。
1.4 基礎疾病
1 項納入 200 例行單側腹股溝疝修補術患者的前瞻性與回顧性結合研究[21]發現，高血壓和炎癥狀態（高淋巴細胞百分比）是 CPIP 的獨立危險因素，可能與高血壓患者血壓/疼痛通路的反饋機制發生改變有關。術前炎癥狀態主要指淋巴細胞百分比升高，由于炎癥是外周/中樞敏化和痛覺過敏的主要決定因素之一，淋巴細胞百分比升高可能增加 CPIP 發生的風險。當然，這一觀點尚需更多的臨床研究證明。Dennis 等[22]通過回顧性研究發現，在已發生 CPIP 的患者中，既往有慢性疼痛病史者的 CPIP 發生率明顯高于無相關病史者，認為既往慢性疼痛病史可能是發生 CPIP 的獨立危險因素。目前與這些因素相關的研究較少，需要更大規模的前瞻性試驗來提供更可靠的數據。
2 疾病因素
2.1 術前疼痛
術前腹股溝疼痛的機制尚不明確，Wright 等[23]學者認為，髂腹股溝神經直徑和神經束數量的增加，使局部神經受壓、水腫，從而導致術前腹股溝疼痛，這一現象主要發生于原發性腹股溝疝。1 項納入 227 例行 Lichtenstein 修補術患者的前瞻性研究[24]發現，術后有 89 例患者出現 CPIP，占總患者的 39.4%；其中術前無疼痛的患者中有 26.9% 發展為 CPIP，而術前疼痛的患者有 76.7% 發展為 CPIP，術前疼痛患者的 CPIP 發生率明顯上升。Nikkolo 等[25]學者的臨床研究支持這一觀點。Mier 等[26]納入了 54 例患者的回顧性隊列研究發現，術前無疼痛或輕度疼痛患者術后生活質量的改善明顯優于中重度疼痛患者，這一研究結果從另一方面證實了術前疼痛對 CPIP 的影響。此外，Bugada 等[21]在其回顧性研究中發現，術前疼痛的嚴重程度與 CPIP 的嚴重程度呈正相關性。
2.2 疝分型
歐洲疝學會（European Hernia Society，EHS）根據疝缺損大小將腹股溝疝分為 EHS Ⅰ型（<1.5 cm）、Ⅱ型（1.5～3 cm）及Ⅲ型（>3 cm）[27]。Hoffmann 等[28]對 57 999 例病例進行分析后發現，疝缺損越小，術后早期靜息痛及運動痛發生率越高，同時術后 1 年的 CPIP 發生率越高。1 項來源于德國、奧地利和瑞士的疝登記系統的 20 004 病例的回顧性研究[17]同樣發現，在術后 1 年的隨訪中，較小的疝缺損是發展成為 CPIP 的危險因素，同時也是 CPIP 嚴重程度的獨立危險因素。Ali 等[11]的研究發現，復發性腹股溝疝在行手術治療后其 CPIP 發生率明顯增高。
3 診療因素
3.1 手術方式
20 世紀 60 年代后，隨著補片的使用，腹股溝疝的治療以無張力疝修補為主[1]，補片周圍炎癥反應一度被認為是 CPIP 發生的重要機制之一[5]。然而，?berg 等[29]的 1 項關于使用補片的無張力修補術與張力性修補術對于 CPIP 影響的 meta 分析結果顯示，使用補片并未增加 CPIP 的發生率。髂腹股溝神經經過腹外側肌肉，然后進入腹股溝管，在開腹腹股溝疝修補術中，極易發生該神經的損傷[30]，這一機制可能是開腹腹股溝疝修補較腹腔鏡修補術后慢性疼痛高發的重要原因。并且，Charalambous 等[31]發現，腹股溝疝修補過程中，選擇性髂腹股溝神經切除后，術后 6 個月的 CPIP 發生率較保留神經組明顯降低，但術后 12 個月時這一優勢減弱。腹腔鏡腹股溝疝修補術主要有經腹腹膜前修補術（transabdominal preperitoneal，TAPP）和全腹膜外腹腔鏡腹股溝疝修補術（totally extraperitoneal，TEP）兩種。1 項前瞻性對照研究[32]發現，TAPP 修復后的急性疼痛發生率較 TEP 明顯增高，然而術后 1 年的 CPIP 發生率相當，并且 TEP 和 TAPP 術后患者的生活質量均有明顯改善，未發現兩者之間存在差異。Westin 等[33]在比較局部麻醉下的 Lichtenstein 術（Lichtenstein using local anesthesia，LLA）和全身麻醉下的 TEP 對 CPIP 影響的研究中發現，TEP 組有 20.7% 的患者發生 CPIP，LLA 組有 33.2% 的患者發生 CPIP，TEP 后的 CPIP 發生率明顯低于 LLA。也有研究者[14]認為，與開腹手術相比，腹腔鏡腹股溝疝修補術中補片放置在腹膜前位置，神經和炎癥反應區域之間有更多的保護組織，故 CPIP 發生率明顯低于開腹手術。此外，1 項納入 1 383 例病例的回顧性調查研究[34]發現，腹腔鏡腹股溝疝修補術后，隨著時間的推移，CPIP 發生率明顯下降。因此，手術方式對于 CPIP 的影響仍需大量前瞻對照研究以提供可靠的數據。
3.2 補片類型
聚丙烯補片在腹股溝區產生的炎癥反應和成纖維性肉芽腫反應，導致髂腹股溝神經病變，成為 CPIP 發生的重要因素[35]。近年來，對于補片重量對 CPIP 發生率影響的爭議較大。1 項納入 932 例病例的前瞻性研究[36]顯示，中重量補片與輕量化補片相比，更容易發生 CPIP，即采用輕量補片可降低術后 CPIP 的發生率。然而有學者并不支持以上觀點，Weyhe 等[37]認為，補片重量并不是影響 CPIP 的因素，腹股溝疝修補術后炎癥反應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補片孔徑大小，補片孔徑越大，CPIP 發生率越低[38]。但 Nikkolo 等[25]通過隨機對照研究發現，大網孔補片與小網孔補片相比，兩者的 CPIP 發生率未發現顯著性差異。近年來開始應用于臨床的超輕鈦化補片，可能因其生物相容性較好，有望降低 CPIP 發生率[39]。補片類型對 CPIP 的影響仍需大量研究進一步探索。
3.3 補片固定方式
補片固定方式與腹股溝疝修補術后多種并發癥的關系密切，有 meta 分析[40]顯示，腹腔鏡腹股溝疝修補術中，使用醫用膠固定補片與釘槍固定相比，其 CPIP 發生率有明顯的下降趨勢，這一結果可能與醫用膠固定補片后補片位置較低，從而遠離腹股溝區神經有關[14]，當然尚需要更多的臨床研究驗證這一觀點。Jeroukhimov 等[41]學者通過 1 項納入 200 例病例的前瞻性隨機對照研究，分析了開腹腹股溝疝修補術中使用可吸收縫線與不可吸收縫線固定補片后 CPIP 發生率的差異，結果顯示，可吸收縫線固定組的 CPIP 發病率較不可吸收縫線固定組明顯降低，并且疼痛消失時間也短于不可吸收縫線固定組。1 項基于瑞典登記系統的比較 TEP 手術中補片固定方式對 CPIP 影響的回顧性研究[42]表明，無論是補片固定、未固定還是纖維蛋白膠臨時固定，長期隨訪未發現三者的 CPIP 發生率存在差異。Liew 等[43]也發現，TEP 手術中，使用自固定補片與纖維蛋白膠固定相比未增加 CPIP 的發生風險。而在 TAPP 術中，補片未固定組較固定組其 CPIP 發生率顯著降低，但固定方式并不影響 CPIP 的發生[44-45]。補片固定方式對 CPIP 的影響尚存在爭議，外科手術中應根據情況選擇恰當的固定方式。
3.4 術后急性疼痛
多項研究表明，術后急性疼痛是發展成為 CPIP 的重要因素[46]。Olsson 等[47]在 1 項為期 8 年的前瞻性研究中發現，術后嚴重急性疼痛患者中，有 31.7% 發展成為 CPIP，手術后腹股溝劇烈疼痛的患者發展為 CPIP 的風險增加。Kurmann 等[48]發現，在全身麻醉腹股溝疝修補術中，于腹股溝區行局部浸潤麻醉并不能達到降低 CPIP 發生率的效果。Theodoraki 等[49]將 60 例單側腹股溝疝患者隨機分組，試驗組給予 0.75% 羅哌卡因 20 mL，對照組給予生理鹽水 20 mL，分別于手術開始前 15 min 在超聲引導下注射至腹橫肌平面，術后觀察結果顯示，試驗組患者的術后急性疼痛發生率及疼痛評分均低于對照組，但可能由于樣本量不足，術后 6 個月 2 組間的 CPIP 發生率并無明顯差別。急性疼痛發生后積極鎮痛是否可以降低 CPIP 發生率尚不清楚，可能需要更多的前瞻性研究來證實。
目前文獻報道的腹股溝疝修補術后 CPIP 的發生率約為 12%[1]，隨著腹股溝疝修補術后復發率的降低，CPIP 已然成為影響患者術后生活質量及增加醫療成本的重要并發癥，然而 CPIP 的治療手段及效果目前尚不樂觀。因此，研究 CPIP 的發病機制，明確 CPIP 發生的高危因素，以及圍手術期和術后的預防措施可能有助于減少炎癥反應及中樞敏化的發生，有望最終降低 CPIP 的發生率。
重要聲明
利益沖突聲明：本文全體作者閱讀并理解了《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的政策聲明，我們沒有相互競爭的利益。
作者貢獻聲明：安麗娟，負責文章撰寫；俞永江，指導文章撰寫并對文章的知識性內容作批評性審閱。
腹股溝疝是普外科最常見的疾病之一，腹股溝疝修補術是治愈成人腹股溝疝的有效方式，全世界每年有超過 2 000 萬例患者接受腹股溝疝修補術[1]。1 項基于丹麥數據庫的調查研究[2]發現，由于手術方式的改進及材料學的發展，腹股溝疝修補術后的復發率在 5 年內下降了 5%。近來國內有研究者[3]認為，腹腔鏡腹股溝疝無張力修補術后的復發率低于 1%，因此人們的注意力逐漸轉向對腹股溝疝修補術后慢性腹股溝疼痛（chronic postoperative inguinal pain，CPIP）的發病率及其危險因素進行研究。CPIP 被定義為腹股溝疝修補術后出現的新發或與疝修補術前性質不同的腹股溝區疼痛，并且持續時間>3 個月[4]，發生率約為 12%[1]。CPIP 的發生可能與縫線或補片刺激、壓迫或損傷腹股溝，補片或瘢痕組織引起的持續性炎癥等有關，也可能因手術方式不同而存在不同的疼痛機制[5-6]。但其確切的發病原因仍不清楚，筆者現就國內外關于 CPIP 發生的危險因素研究作一綜述。
1 患者因素
1.1 性別
近年來，關于疼痛的性別差異的研究數量顯著增加。研究[7]顯示，女性患 CPIP 的風險明顯高于男性，可能與性腺激素、遺傳易感性、免疫反應、內源性疼痛調節系統的差異等有關[8]。有學者[9]前瞻性納入了行腹腔鏡腹股溝疝修補術的男、女患者各 25 例，結果女性患者術后的早期疼痛評分明顯高于男性患者。類似的研究[10]亦發現，女性在腹腔鏡腹股溝疝修補術后早期劇烈疼痛的風險可能更高，這可能是導致女性患者 CPIP 發生率高于男性的原因之一。但也有研究[11]發現，CPIP 與性別并無相關性。因此，性別因素對 CPIP 的影響可能需要更多臨床研究提供更可信的結果。
1.2 年齡
Mitura 等[12]的研究發現，40 歲以下患者的術前疼痛發生率及術后 CPIP 程度均高于 40 歲以上患者。Langeveld 等[13]的納入了 669 例病例的前瞻性研究發現，年輕患者的術前疼痛比例較老年患者多，且術后 1 年的 CPIP 發生率為 43%，明顯高于老年組，年齡越小，CPIP 的發生風險越高。Hallén 等[14]的研究發現，因 CPIP 而行再次手術的患者中，年齡<61.5 歲的患者占 75.2%，而年齡>61.5 歲的患者僅占 24.8%，但這一結果可能與老年患者手術病例相對較少，以及術后其他并發癥可能增加了老年患者對疼痛的耐受性有關。1 項納入 2 902 例病例的回顧性研究[15]發現，年輕患者的心理因素對 CPIP 的發生有輕微的影響，但年齡對 CPIP 的發生率并無影響。無獨有偶，Bakker 等[16]的 1 項前瞻性研究發現，在腹腔鏡腹股溝疝修補術后，各年齡段之間的 CPIP 發生率并無顯著差異。總之，年齡對 CPIP 的影響爭議較大，需要大量的文獻證據進一步驗證。
1.3 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BMI）
Niebuhr 等[17]研究發現，BMI 越大，1 年后的 CPIP 發生率越高。Willoughby 等[18]回顧性分析了在 2005 年至 2012 年期間行腹股溝疝修補術的 64 501 例病例的臨床資料，研究發現，BMI≥30 kg/m2的患者在開腹腹股溝疝修補術后的慢性疼痛發生率遠高于正常 BMI 組，而這一差異在腹腔鏡修補術中并不明顯。此外有研究[19]發現，肥胖患者手術后的 C-反應蛋白水平較正常 BMI 患者明顯升高；也有學者[20]認為，肥胖是腹股溝疝修補術后補片感染的高危因素，這一機制可能是肥胖患者 CPIP 高發的原因。
1.4 基礎疾病
1 項納入 200 例行單側腹股溝疝修補術患者的前瞻性與回顧性結合研究[21]發現，高血壓和炎癥狀態（高淋巴細胞百分比）是 CPIP 的獨立危險因素，可能與高血壓患者血壓/疼痛通路的反饋機制發生改變有關。術前炎癥狀態主要指淋巴細胞百分比升高，由于炎癥是外周/中樞敏化和痛覺過敏的主要決定因素之一，淋巴細胞百分比升高可能增加 CPIP 發生的風險。當然，這一觀點尚需更多的臨床研究證明。Dennis 等[22]通過回顧性研究發現，在已發生 CPIP 的患者中，既往有慢性疼痛病史者的 CPIP 發生率明顯高于無相關病史者，認為既往慢性疼痛病史可能是發生 CPIP 的獨立危險因素。目前與這些因素相關的研究較少，需要更大規模的前瞻性試驗來提供更可靠的數據。
2 疾病因素
2.1 術前疼痛
術前腹股溝疼痛的機制尚不明確，Wright 等[23]學者認為，髂腹股溝神經直徑和神經束數量的增加，使局部神經受壓、水腫，從而導致術前腹股溝疼痛，這一現象主要發生于原發性腹股溝疝。1 項納入 227 例行 Lichtenstein 修補術患者的前瞻性研究[24]發現，術后有 89 例患者出現 CPIP，占總患者的 39.4%；其中術前無疼痛的患者中有 26.9% 發展為 CPIP，而術前疼痛的患者有 76.7% 發展為 CPIP，術前疼痛患者的 CPIP 發生率明顯上升。Nikkolo 等[25]學者的臨床研究支持這一觀點。Mier 等[26]納入了 54 例患者的回顧性隊列研究發現，術前無疼痛或輕度疼痛患者術后生活質量的改善明顯優于中重度疼痛患者，這一研究結果從另一方面證實了術前疼痛對 CPIP 的影響。此外，Bugada 等[21]在其回顧性研究中發現，術前疼痛的嚴重程度與 CPIP 的嚴重程度呈正相關性。
2.2 疝分型
歐洲疝學會（European Hernia Society，EHS）根據疝缺損大小將腹股溝疝分為 EHS Ⅰ型（<1.5 cm）、Ⅱ型（1.5～3 cm）及Ⅲ型（>3 cm）[27]。Hoffmann 等[28]對 57 999 例病例進行分析后發現，疝缺損越小，術后早期靜息痛及運動痛發生率越高，同時術后 1 年的 CPIP 發生率越高。1 項來源于德國、奧地利和瑞士的疝登記系統的 20 004 病例的回顧性研究[17]同樣發現，在術后 1 年的隨訪中，較小的疝缺損是發展成為 CPIP 的危險因素，同時也是 CPIP 嚴重程度的獨立危險因素。Ali 等[11]的研究發現，復發性腹股溝疝在行手術治療后其 CPIP 發生率明顯增高。
3 診療因素
3.1 手術方式
20 世紀 60 年代后，隨著補片的使用，腹股溝疝的治療以無張力疝修補為主[1]，補片周圍炎癥反應一度被認為是 CPIP 發生的重要機制之一[5]。然而，?berg 等[29]的 1 項關于使用補片的無張力修補術與張力性修補術對于 CPIP 影響的 meta 分析結果顯示，使用補片并未增加 CPIP 的發生率。髂腹股溝神經經過腹外側肌肉，然后進入腹股溝管，在開腹腹股溝疝修補術中，極易發生該神經的損傷[30]，這一機制可能是開腹腹股溝疝修補較腹腔鏡修補術后慢性疼痛高發的重要原因。并且，Charalambous 等[31]發現，腹股溝疝修補過程中，選擇性髂腹股溝神經切除后，術后 6 個月的 CPIP 發生率較保留神經組明顯降低，但術后 12 個月時這一優勢減弱。腹腔鏡腹股溝疝修補術主要有經腹腹膜前修補術（transabdominal preperitoneal，TAPP）和全腹膜外腹腔鏡腹股溝疝修補術（totally extraperitoneal，TEP）兩種。1 項前瞻性對照研究[32]發現，TAPP 修復后的急性疼痛發生率較 TEP 明顯增高，然而術后 1 年的 CPIP 發生率相當，并且 TEP 和 TAPP 術后患者的生活質量均有明顯改善，未發現兩者之間存在差異。Westin 等[33]在比較局部麻醉下的 Lichtenstein 術（Lichtenstein using local anesthesia，LLA）和全身麻醉下的 TEP 對 CPIP 影響的研究中發現，TEP 組有 20.7% 的患者發生 CPIP，LLA 組有 33.2% 的患者發生 CPIP，TEP 后的 CPIP 發生率明顯低于 LLA。也有研究者[14]認為，與開腹手術相比，腹腔鏡腹股溝疝修補術中補片放置在腹膜前位置，神經和炎癥反應區域之間有更多的保護組織，故 CPIP 發生率明顯低于開腹手術。此外，1 項納入 1 383 例病例的回顧性調查研究[34]發現，腹腔鏡腹股溝疝修補術后，隨著時間的推移，CPIP 發生率明顯下降。因此，手術方式對于 CPIP 的影響仍需大量前瞻對照研究以提供可靠的數據。
3.2 補片類型
聚丙烯補片在腹股溝區產生的炎癥反應和成纖維性肉芽腫反應，導致髂腹股溝神經病變，成為 CPIP 發生的重要因素[35]。近年來，對于補片重量對 CPIP 發生率影響的爭議較大。1 項納入 932 例病例的前瞻性研究[36]顯示，中重量補片與輕量化補片相比，更容易發生 CPIP，即采用輕量補片可降低術后 CPIP 的發生率。然而有學者并不支持以上觀點，Weyhe 等[37]認為，補片重量并不是影響 CPIP 的因素，腹股溝疝修補術后炎癥反應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補片孔徑大小，補片孔徑越大，CPIP 發生率越低[38]。但 Nikkolo 等[25]通過隨機對照研究發現，大網孔補片與小網孔補片相比，兩者的 CPIP 發生率未發現顯著性差異。近年來開始應用于臨床的超輕鈦化補片，可能因其生物相容性較好，有望降低 CPIP 發生率[39]。補片類型對 CPIP 的影響仍需大量研究進一步探索。
3.3 補片固定方式
補片固定方式與腹股溝疝修補術后多種并發癥的關系密切，有 meta 分析[40]顯示，腹腔鏡腹股溝疝修補術中，使用醫用膠固定補片與釘槍固定相比，其 CPIP 發生率有明顯的下降趨勢，這一結果可能與醫用膠固定補片后補片位置較低，從而遠離腹股溝區神經有關[14]，當然尚需要更多的臨床研究驗證這一觀點。Jeroukhimov 等[41]學者通過 1 項納入 200 例病例的前瞻性隨機對照研究，分析了開腹腹股溝疝修補術中使用可吸收縫線與不可吸收縫線固定補片后 CPIP 發生率的差異，結果顯示，可吸收縫線固定組的 CPIP 發病率較不可吸收縫線固定組明顯降低，并且疼痛消失時間也短于不可吸收縫線固定組。1 項基于瑞典登記系統的比較 TEP 手術中補片固定方式對 CPIP 影響的回顧性研究[42]表明，無論是補片固定、未固定還是纖維蛋白膠臨時固定，長期隨訪未發現三者的 CPIP 發生率存在差異。Liew 等[43]也發現，TEP 手術中，使用自固定補片與纖維蛋白膠固定相比未增加 CPIP 的發生風險。而在 TAPP 術中，補片未固定組較固定組其 CPIP 發生率顯著降低，但固定方式并不影響 CPIP 的發生[44-45]。補片固定方式對 CPIP 的影響尚存在爭議，外科手術中應根據情況選擇恰當的固定方式。
3.4 術后急性疼痛
多項研究表明，術后急性疼痛是發展成為 CPIP 的重要因素[46]。Olsson 等[47]在 1 項為期 8 年的前瞻性研究中發現，術后嚴重急性疼痛患者中，有 31.7% 發展成為 CPIP，手術后腹股溝劇烈疼痛的患者發展為 CPIP 的風險增加。Kurmann 等[48]發現，在全身麻醉腹股溝疝修補術中，于腹股溝區行局部浸潤麻醉并不能達到降低 CPIP 發生率的效果。Theodoraki 等[49]將 60 例單側腹股溝疝患者隨機分組，試驗組給予 0.75% 羅哌卡因 20 mL，對照組給予生理鹽水 20 mL，分別于手術開始前 15 min 在超聲引導下注射至腹橫肌平面，術后觀察結果顯示，試驗組患者的術后急性疼痛發生率及疼痛評分均低于對照組，但可能由于樣本量不足，術后 6 個月 2 組間的 CPIP 發生率并無明顯差別。急性疼痛發生后積極鎮痛是否可以降低 CPIP 發生率尚不清楚，可能需要更多的前瞻性研究來證實。
目前文獻報道的腹股溝疝修補術后 CPIP 的發生率約為 12%[1]，隨著腹股溝疝修補術后復發率的降低，CPIP 已然成為影響患者術后生活質量及增加醫療成本的重要并發癥，然而 CPIP 的治療手段及效果目前尚不樂觀。因此，研究 CPIP 的發病機制，明確 CPIP 發生的高危因素，以及圍手術期和術后的預防措施可能有助于減少炎癥反應及中樞敏化的發生，有望最終降低 CPIP 的發生率。
重要聲明
利益沖突聲明：本文全體作者閱讀并理解了《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的政策聲明，我們沒有相互競爭的利益。
作者貢獻聲明：安麗娟，負責文章撰寫；俞永江，指導文章撰寫并對文章的知識性內容作批評性審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