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賀超, 白劍, 羅順添. 肝臟硬度與肝細胞癌患者預后相關性的meta分析. 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 2022, 29(5): 658-665. doi: 10.7507/1007-9424.202107021 復制
2020年，原發性肝癌是世界第六常見的惡性腫瘤和第三大腫瘤相關死亡病因，發病和死亡人數分別約90.6萬和83萬人[1]。肝細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占原發性肝癌的75%～85%[2]。HCC的主要危險因素包括乙型/丙型肝炎病毒慢性感染、黃曲霉毒素、過多的乙醇攝入、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糖尿病等[1-2]。肝移植術是HCC患者的最佳治療方法，術后5年生存率可達70%，復發率為10%～15%[2]，但受限于肝源、費用等因素。肝部分切除術和影像引導的消融術是HCC的主要潛在根治性治療方法，但5年復發率分別約為70%和50%～70%[2]，因而術后長期生存并不理想。為改善HCC患者的預后，識別預后影響因素尤為重要。
肝纖維化和肝硬化是HCC發生的重要風險因素，且可預測HCC患者的預后[3]。肝臟活檢是肝纖維化程度檢測的金標準，但其可引起患者不適，并可能有取材誤差、檢測者間結果差異及嚴重的并發癥風險，如內出血和感染[4]。有研究者[5-6]提出用肝臟硬度（liver stiffness）、門冬氨酸氨基轉移酶與血小板比值（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to platelet ratio index，APRI）、纖維化-4評分（fibrosis-4，FIB-4）等無創性參數評估肝纖維化程度以降低肝活檢的需要。有研究報道，肝臟硬度檢測可用以評估慢性肝病患者HCC發生的概率和預測HCC患者肝切除術后的并發癥[7-8]，也有研究報道其可預測HCC患者的預后，且預測復發的效能優于其他無創的肝纖維化指標，如APRI和FIB-4，但研究結論并不一致[9-11]。本研究采用meta分析的方法對現有研究結果進行系統評價，以明確肝臟硬度檢測在預測HCC患者預后中的作用。
1 資料與方法
1.1 納入與排除標準
1.1.1 研究類型
肝臟硬度與HCC患者預后相關性的隊列研究。
1.1.2 研究對象
組織病理學檢查確診為HCC的患者。
1.1.3 暴露因素
HCC患者的肝臟硬度值（高比低）。
1.1.4 結局指標
肝臟硬度與HCC患者治療后復發和總體生存時間之間的相關性。
1.1.5 排除標準
① 重復發表、評論、作者回復、個案報道、綜述、摘要、撤稿和勘誤類文獻；② 未給出具體數據或未能獲得有用數據的文獻；③ 若同機構≥2篇文獻，納入的HCC患者接受相同的治療方式，排除樣本量較小及發表時間較早的文獻。
1.2 檢索策略
檢索PubMed、Web of Science、萬方和中國知網數據庫，查找肝臟硬度與HCC相關的文獻。檢索時限均從建庫至2021年5月31日。英文檢索詞包括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liver cancer、hepatoma、liver stiffness、hepatic stiffness、elastography和fibroscan；中文檢索詞包括肝細胞癌、肝癌和肝臟硬度。以PubMed數據庫為例，其檢索策略見框1。
圖1
1.3 文獻篩選和資料提取及質量評價
由2位研究者檢索并閱讀文獻的標題和摘要，去除重復文獻后，再根據納入和排除標準剔除不符合的文獻。出現分歧時，閱讀全文后討論達成共識。資料提取內容主要包括第一作者、發表年份、期刊名稱、患者例數、治療方法、發表機構及國家、肝臟硬度截斷值、風險比（hazard ratio，HR）、比值比（odds ratio，OR）及其95%置信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s，CI），以及無復發生存、復發、總體生存情況。當文獻未直接給出無復發生存率、復發率和總體生存率時，根據之前報道的方法利用生存曲線提取[12]。采用NOS（New castle-Ottawa Scale）量表對入選文獻進行評分[13]。NOS評分范圍為0～9分，≥7分的文獻質量較高[14]。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RevMan 5.3軟件進行統計分析。若文獻的異質性無統計學意義（I2<50%），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統計分析；反之（I2≥50%）則采用隨機效應模型進行統計分析，并分析異質性可能的來源。采用漏斗圖評估納入文獻的發表偏倚。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1 文獻檢索結果和納入文獻基本信息
初步檢索獲得文獻1 636篇，剔重后獲得文獻1 183篇。閱讀題目、摘要及全文后剔除不符合標準的文獻，最終納入18篇英文文獻[10-11, 15-30]，包含HCC患者3 152例，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見圖1。所有研究均為回顧性研究。肝臟硬度檢測方法包括磁共振彈性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elastography，MRE）和超聲彈性成像，后者包括短暫彈性成像（transient elastography，TE）、聲輻射力脈沖彈性成像（acoustic radiation force impulse elastography，ARFI）和剪切波彈性成像（shear-wave elastography，SWE）。納入文獻的基本情況見表1。16篇文獻報道了肝臟硬度的截斷值，并以此分為低和高肝臟硬度組。其中，Liu等[15]將0作為肝切除術后肝臟硬度變化的截斷值；2篇文獻[10, 16]未報道截斷值，并將肝臟硬度值作為連續性變量進行分析。納入文獻截斷值選取方法有：最小 P 值法[17, 20-21]、ROC 曲線法[11, 18, 23, 25-26, 29-30]、參考文獻[19, 22, 24, 28]、自定義[15]，1篇文獻[27]未說明。1篇文獻的NOS評分為8分，其他文獻為7分，提示納入文獻質量較高。
圖1
示文獻篩選流程
表1
納入文獻的基本情況
2.2 meta分析結果
2.2.1 無復發生存時間
16篇文獻報道了肝臟硬度與HCC患者治療后無復發生存時間的相關性，共計2 958例HCC患者。meta分析結果顯示：高肝臟硬度值的HCC患者治療后的無復發生存時間更短 ［HR=1.09，95%CI（1.04，1.14），P<0.000 1］，見圖2。
圖2
示肝臟硬度與 HCC 患者無復發生存時間關系的森林圖
2.2.2 5年無復發生存率
5篇文獻有肝臟硬度與HCC患者5年無復發生存率關系的數據。meta分析結果顯示：高肝臟硬度值的HCC患者治療后的5年無復發生存率更低 ［OR=2.67，95%CI（2.08，3.44），P<0.000 01］，見圖3。
圖3
示肝臟硬度與 HCC 患者5年無復發生存率關系的森林圖
2.2.3 5年復發率
4篇文獻有肝臟硬度與HCC患者5年復發率關系的數據。meta分析結果顯示：高肝臟硬度值的HCC患者治療后的5年復發率更高 ［OR=0.19，95%CI（0.09，0.38），P<0.000 01］，見圖4。
圖4
示肝臟硬度與 HCC 患者5年復發率關系的森林圖
2.2.4 總體生存時間
9篇文獻報道了肝臟硬度與HCC患者總體生存時間的關系，共計1 108例患者。meta分析結果顯示：高肝臟硬度值的HCC患者治療后的總體生存時間更短［HR=2.42，95%CI（1.45，4.03），P=0.000 7］，見圖5。
圖5
示肝臟硬度與 HCC 患者總體生存時間關系的森林圖
2.2.5 5年總體生存率
6篇文獻有肝臟硬度與HCC患者5年總體生存率關系的數據。meta分析結果顯示：高肝臟硬度值的HCC患者治療后的5年總體生存率更低 ［OR=2.89，95%CI（2.18，3.83），P<0.000 01］，見圖6。
圖6
示肝臟硬度與 HCC 患者5年總體生存率關系的森林圖
2.3 敏感性分析
逐篇排除單項研究進行meta分析，肝臟硬度與HCC患者治療后無復發生存時間關系的合并HR范圍在1.05 ［95%CI（1.02，1.09）］ 到1.16 ［95%CI（1.08，1.24）］ 之間；與5年無復發生存率關系的合并OR范圍在2.59 ［95%CI（1.97，3.40）］ 到2.89 ［95%CI（2.13，3.93）］ 之間；與5年復發率關系的合并OR范圍在0.16 ［95%CI（0.07，0.41）］到0.27 ［95%CI（0.18，0.41）］ 之間；與總體生存時間關系的合并HR范圍在2.25 ［95%CI（1.35，3.75）］ 到2.77 ［95%CI（1.60，4.79）］ 之間；與5年總體生存率關系的合并OR范圍在2.66 ［95%CI（1.99，3.55）］到3.44 ［95%CI（2.37，5.00）］ 之間。提示本meta分析的結果較為穩定，結果可靠。
2.4 發表偏倚評估
倒漏斗圖結果表明，肝臟硬度與HCC患者治療后無復發生存時間關系的研究多位于基線的一側，故可能存在發表偏倚，而肝臟硬度與HCC患者5年無復發生存率、5年復發率、總體生存時間、5年總體生存率關系的研究基本位于倒漏斗的范圍內，且對稱于基線的兩側，故可以認為沒有顯著的發表偏倚（圖7）。
圖7
示研究指標的漏斗圖
a：無復發生存時間；b：5年無復發生存率；c：5年復發率；d：總體生存時間；e：5年總體生存率
3 討論
之前的meta分析報道，肝臟硬度與慢性肝病患者出現肝功能失代償、HCC發生和死亡有關，且肝臟硬度與HCC患者肝切除術后的并發癥有關[31-32]，但肝臟硬度在預測HCC患者長期預后中的作用仍不明確，本研究通過meta分析發現高肝臟硬度值的HCC患者治療后的復發風險更高，而無復發生存時間和總體生存時間更短。
利用肝臟硬度預測HCC患者預后的原理主要是其可無創性評估肝纖維化和肝硬化，肝臟硬度檢測結果具有高可重復性和可信度，并可提供連續值，有利于風險分層。肝纖維化是慢性肝損傷的修復反應，可逐漸進展至肝硬化，并導致HCC發生。肝纖維化和肝硬化是HCC患者復發和肝功能失代償的風險因素[3, 32]。其預測慢性肝病患者出現HCC和肝功能失代償的受試者工作特征曲線下面積（area under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AUROC）范圍分別為0.730～0.805和0.760～0.850[33]。每單位肝臟硬度升高與8%～11%的HCC風險和7%～8%的肝功能失代償風險有關[32, 34]。
HCC復發可分為早期（1～2年內）和晚期復發。早期復發常與腫瘤局部侵犯或遠處轉移有關，而晚期復發常與肝纖維化和肝硬化背景有關[35]。因而有研究報道肝臟硬度可預測晚期復發，而與早期復發無關[10]。本研究納入的文獻主要是在術前檢測肝臟硬度，也包括治療后肝臟硬度改變[15]。抗病毒治療可降低治療后病毒載量和炎癥活躍程度，亦可能降低肝纖維化程度。隨著肝纖維化分級改善，HCC發生或治療后復發的風險可能降低[36]。因此檢測肝臟硬度可用以評估抗病毒治療的效果[22, 37]。另外，研究[18]報道應用MRE檢測HCC患者的肝臟硬度值，結果肝臟硬度值>7.5 kPa與≤7.5 kPa的患者相比，在索拉非尼治療期間有顯著更高的嚴重肝損傷發生率和更短的總體生存時間。因此肝臟硬度值>7.5 kPa的患者更應密切監測肝功能以及時調整索拉非尼的劑量，從而降低肝損傷發生概率[18]。
各肝臟硬度檢測方法有不同的特點和最佳截斷值。MRE可評估大部分的肝臟，避開大的腫塊和血管，且影像可傳閱，故最準確且成功率最高，特別是對于肥胖和輕度肝纖維化的患者[11, 20, 38-40]。但其費用較高，檢查時間較長，不適合幽閉恐怖癥、屏氣不良和肝臟鐵超負荷者，且結果受肝壞死炎癥程度的影響[20-21]。其預測HCC患者預后的最佳截斷值為4.02～8 kPa[11, 17-18, 20, 22]。超聲彈性成像更常用，但其檢測值在急性肝炎、嚴重脂肪肝、右肝腫瘤、肝外膽汁瘀滯、肝臟充血、肝淀粉樣變和進食后60 min內的患者中的假性率升高[26, 28, 41-42]。有26%的患者檢測時存在灰區[43]。屏氣不良、厚皮下脂肪、窄肋間隙、嚴重腹水和肥胖可導致檢測失敗[20, 43-46]。研究報道，TE、ARFI和2D-SWE預測HCC患者預后的最佳截斷值分別為8.5～20 kPa[10, 15-16, 19, 24-29]、1.5[23]或1.6 m/s[47]、13.3[21]或13.4 kPa[30]。
總之，本meta分析結果顯示肝臟硬度值高的HCC患者治療后的5年復發的風險高，無復發生存時間和總體生存時間短，5年無復發生存率和5年生存率低，因此對于高肝臟硬度值的患者更應密切隨訪。對于存在慢性乙肝或丙肝的患者，積極抗病毒治療可能降低肝纖維化或肝硬化程度，并可通過監測肝臟硬度值評估治療效果。索拉非尼治療的患者若肝臟硬度>7.5 kPa更應密切監測肝功能。本研究有一些不足：納入研究均為回顧性研究；各研究采用的檢測方法和截斷值有所不同，故研究的異質性較高；潛在的發表偏倚可能對結果產生影響。另外，確定預測HCC患者預后的肝臟硬度最佳截斷值仍需更大樣本的研究。
重要聲明
利益沖突聲明：本文全體作者閱讀并理解了《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的政策聲明，我們沒有相互競爭的利益。
作者貢獻聲明：賀超完成資料分析、統計、文章撰寫和修改；白劍指導論文撰寫和修改；羅順添提出和設計本研究。
2020年，原發性肝癌是世界第六常見的惡性腫瘤和第三大腫瘤相關死亡病因，發病和死亡人數分別約90.6萬和83萬人[1]。肝細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占原發性肝癌的75%～85%[2]。HCC的主要危險因素包括乙型/丙型肝炎病毒慢性感染、黃曲霉毒素、過多的乙醇攝入、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糖尿病等[1-2]。肝移植術是HCC患者的最佳治療方法，術后5年生存率可達70%，復發率為10%～15%[2]，但受限于肝源、費用等因素。肝部分切除術和影像引導的消融術是HCC的主要潛在根治性治療方法，但5年復發率分別約為70%和50%～70%[2]，因而術后長期生存并不理想。為改善HCC患者的預后，識別預后影響因素尤為重要。
肝纖維化和肝硬化是HCC發生的重要風險因素，且可預測HCC患者的預后[3]。肝臟活檢是肝纖維化程度檢測的金標準，但其可引起患者不適，并可能有取材誤差、檢測者間結果差異及嚴重的并發癥風險，如內出血和感染[4]。有研究者[5-6]提出用肝臟硬度（liver stiffness）、門冬氨酸氨基轉移酶與血小板比值（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to platelet ratio index，APRI）、纖維化-4評分（fibrosis-4，FIB-4）等無創性參數評估肝纖維化程度以降低肝活檢的需要。有研究報道，肝臟硬度檢測可用以評估慢性肝病患者HCC發生的概率和預測HCC患者肝切除術后的并發癥[7-8]，也有研究報道其可預測HCC患者的預后，且預測復發的效能優于其他無創的肝纖維化指標，如APRI和FIB-4，但研究結論并不一致[9-11]。本研究采用meta分析的方法對現有研究結果進行系統評價，以明確肝臟硬度檢測在預測HCC患者預后中的作用。
1 資料與方法
1.1 納入與排除標準
1.1.1 研究類型
肝臟硬度與HCC患者預后相關性的隊列研究。
1.1.2 研究對象
組織病理學檢查確診為HCC的患者。
1.1.3 暴露因素
HCC患者的肝臟硬度值（高比低）。
1.1.4 結局指標
肝臟硬度與HCC患者治療后復發和總體生存時間之間的相關性。
1.1.5 排除標準
① 重復發表、評論、作者回復、個案報道、綜述、摘要、撤稿和勘誤類文獻；② 未給出具體數據或未能獲得有用數據的文獻；③ 若同機構≥2篇文獻，納入的HCC患者接受相同的治療方式，排除樣本量較小及發表時間較早的文獻。
1.2 檢索策略
檢索PubMed、Web of Science、萬方和中國知網數據庫，查找肝臟硬度與HCC相關的文獻。檢索時限均從建庫至2021年5月31日。英文檢索詞包括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liver cancer、hepatoma、liver stiffness、hepatic stiffness、elastography和fibroscan；中文檢索詞包括肝細胞癌、肝癌和肝臟硬度。以PubMed數據庫為例，其檢索策略見框1。
圖1
1.3 文獻篩選和資料提取及質量評價
由2位研究者檢索并閱讀文獻的標題和摘要，去除重復文獻后，再根據納入和排除標準剔除不符合的文獻。出現分歧時，閱讀全文后討論達成共識。資料提取內容主要包括第一作者、發表年份、期刊名稱、患者例數、治療方法、發表機構及國家、肝臟硬度截斷值、風險比（hazard ratio，HR）、比值比（odds ratio，OR）及其95%置信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s，CI），以及無復發生存、復發、總體生存情況。當文獻未直接給出無復發生存率、復發率和總體生存率時，根據之前報道的方法利用生存曲線提取[12]。采用NOS（New castle-Ottawa Scale）量表對入選文獻進行評分[13]。NOS評分范圍為0～9分，≥7分的文獻質量較高[14]。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RevMan 5.3軟件進行統計分析。若文獻的異質性無統計學意義（I2<50%），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統計分析；反之（I2≥50%）則采用隨機效應模型進行統計分析，并分析異質性可能的來源。采用漏斗圖評估納入文獻的發表偏倚。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1 文獻檢索結果和納入文獻基本信息
初步檢索獲得文獻1 636篇，剔重后獲得文獻1 183篇。閱讀題目、摘要及全文后剔除不符合標準的文獻，最終納入18篇英文文獻[10-11, 15-30]，包含HCC患者3 152例，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見圖1。所有研究均為回顧性研究。肝臟硬度檢測方法包括磁共振彈性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elastography，MRE）和超聲彈性成像，后者包括短暫彈性成像（transient elastography，TE）、聲輻射力脈沖彈性成像（acoustic radiation force impulse elastography，ARFI）和剪切波彈性成像（shear-wave elastography，SWE）。納入文獻的基本情況見表1。16篇文獻報道了肝臟硬度的截斷值，并以此分為低和高肝臟硬度組。其中，Liu等[15]將0作為肝切除術后肝臟硬度變化的截斷值；2篇文獻[10, 16]未報道截斷值，并將肝臟硬度值作為連續性變量進行分析。納入文獻截斷值選取方法有：最小 P 值法[17, 20-21]、ROC 曲線法[11, 18, 23, 25-26, 29-30]、參考文獻[19, 22, 24, 28]、自定義[15]，1篇文獻[27]未說明。1篇文獻的NOS評分為8分，其他文獻為7分，提示納入文獻質量較高。
圖1
示文獻篩選流程
表1
納入文獻的基本情況
2.2 meta分析結果
2.2.1 無復發生存時間
16篇文獻報道了肝臟硬度與HCC患者治療后無復發生存時間的相關性，共計2 958例HCC患者。meta分析結果顯示：高肝臟硬度值的HCC患者治療后的無復發生存時間更短 ［HR=1.09，95%CI（1.04，1.14），P<0.000 1］，見圖2。
圖2
示肝臟硬度與 HCC 患者無復發生存時間關系的森林圖
2.2.2 5年無復發生存率
5篇文獻有肝臟硬度與HCC患者5年無復發生存率關系的數據。meta分析結果顯示：高肝臟硬度值的HCC患者治療后的5年無復發生存率更低 ［OR=2.67，95%CI（2.08，3.44），P<0.000 01］，見圖3。
圖3
示肝臟硬度與 HCC 患者5年無復發生存率關系的森林圖
2.2.3 5年復發率
4篇文獻有肝臟硬度與HCC患者5年復發率關系的數據。meta分析結果顯示：高肝臟硬度值的HCC患者治療后的5年復發率更高 ［OR=0.19，95%CI（0.09，0.38），P<0.000 01］，見圖4。
圖4
示肝臟硬度與 HCC 患者5年復發率關系的森林圖
2.2.4 總體生存時間
9篇文獻報道了肝臟硬度與HCC患者總體生存時間的關系，共計1 108例患者。meta分析結果顯示：高肝臟硬度值的HCC患者治療后的總體生存時間更短［HR=2.42，95%CI（1.45，4.03），P=0.000 7］，見圖5。
圖5
示肝臟硬度與 HCC 患者總體生存時間關系的森林圖
2.2.5 5年總體生存率
6篇文獻有肝臟硬度與HCC患者5年總體生存率關系的數據。meta分析結果顯示：高肝臟硬度值的HCC患者治療后的5年總體生存率更低 ［OR=2.89，95%CI（2.18，3.83），P<0.000 01］，見圖6。
圖6
示肝臟硬度與 HCC 患者5年總體生存率關系的森林圖
2.3 敏感性分析
逐篇排除單項研究進行meta分析，肝臟硬度與HCC患者治療后無復發生存時間關系的合并HR范圍在1.05 ［95%CI（1.02，1.09）］ 到1.16 ［95%CI（1.08，1.24）］ 之間；與5年無復發生存率關系的合并OR范圍在2.59 ［95%CI（1.97，3.40）］ 到2.89 ［95%CI（2.13，3.93）］ 之間；與5年復發率關系的合并OR范圍在0.16 ［95%CI（0.07，0.41）］到0.27 ［95%CI（0.18，0.41）］ 之間；與總體生存時間關系的合并HR范圍在2.25 ［95%CI（1.35，3.75）］ 到2.77 ［95%CI（1.60，4.79）］ 之間；與5年總體生存率關系的合并OR范圍在2.66 ［95%CI（1.99，3.55）］到3.44 ［95%CI（2.37，5.00）］ 之間。提示本meta分析的結果較為穩定，結果可靠。
2.4 發表偏倚評估
倒漏斗圖結果表明，肝臟硬度與HCC患者治療后無復發生存時間關系的研究多位于基線的一側，故可能存在發表偏倚，而肝臟硬度與HCC患者5年無復發生存率、5年復發率、總體生存時間、5年總體生存率關系的研究基本位于倒漏斗的范圍內，且對稱于基線的兩側，故可以認為沒有顯著的發表偏倚（圖7）。
圖7
示研究指標的漏斗圖
a：無復發生存時間；b：5年無復發生存率；c：5年復發率；d：總體生存時間；e：5年總體生存率
3 討論
之前的meta分析報道，肝臟硬度與慢性肝病患者出現肝功能失代償、HCC發生和死亡有關，且肝臟硬度與HCC患者肝切除術后的并發癥有關[31-32]，但肝臟硬度在預測HCC患者長期預后中的作用仍不明確，本研究通過meta分析發現高肝臟硬度值的HCC患者治療后的復發風險更高，而無復發生存時間和總體生存時間更短。
利用肝臟硬度預測HCC患者預后的原理主要是其可無創性評估肝纖維化和肝硬化，肝臟硬度檢測結果具有高可重復性和可信度，并可提供連續值，有利于風險分層。肝纖維化是慢性肝損傷的修復反應，可逐漸進展至肝硬化，并導致HCC發生。肝纖維化和肝硬化是HCC患者復發和肝功能失代償的風險因素[3, 32]。其預測慢性肝病患者出現HCC和肝功能失代償的受試者工作特征曲線下面積（area under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AUROC）范圍分別為0.730～0.805和0.760～0.850[33]。每單位肝臟硬度升高與8%～11%的HCC風險和7%～8%的肝功能失代償風險有關[32, 34]。
HCC復發可分為早期（1～2年內）和晚期復發。早期復發常與腫瘤局部侵犯或遠處轉移有關，而晚期復發常與肝纖維化和肝硬化背景有關[35]。因而有研究報道肝臟硬度可預測晚期復發，而與早期復發無關[10]。本研究納入的文獻主要是在術前檢測肝臟硬度，也包括治療后肝臟硬度改變[15]。抗病毒治療可降低治療后病毒載量和炎癥活躍程度，亦可能降低肝纖維化程度。隨著肝纖維化分級改善，HCC發生或治療后復發的風險可能降低[36]。因此檢測肝臟硬度可用以評估抗病毒治療的效果[22, 37]。另外，研究[18]報道應用MRE檢測HCC患者的肝臟硬度值，結果肝臟硬度值>7.5 kPa與≤7.5 kPa的患者相比，在索拉非尼治療期間有顯著更高的嚴重肝損傷發生率和更短的總體生存時間。因此肝臟硬度值>7.5 kPa的患者更應密切監測肝功能以及時調整索拉非尼的劑量，從而降低肝損傷發生概率[18]。
各肝臟硬度檢測方法有不同的特點和最佳截斷值。MRE可評估大部分的肝臟，避開大的腫塊和血管，且影像可傳閱，故最準確且成功率最高，特別是對于肥胖和輕度肝纖維化的患者[11, 20, 38-40]。但其費用較高，檢查時間較長，不適合幽閉恐怖癥、屏氣不良和肝臟鐵超負荷者，且結果受肝壞死炎癥程度的影響[20-21]。其預測HCC患者預后的最佳截斷值為4.02～8 kPa[11, 17-18, 20, 22]。超聲彈性成像更常用，但其檢測值在急性肝炎、嚴重脂肪肝、右肝腫瘤、肝外膽汁瘀滯、肝臟充血、肝淀粉樣變和進食后60 min內的患者中的假性率升高[26, 28, 41-42]。有26%的患者檢測時存在灰區[43]。屏氣不良、厚皮下脂肪、窄肋間隙、嚴重腹水和肥胖可導致檢測失敗[20, 43-46]。研究報道，TE、ARFI和2D-SWE預測HCC患者預后的最佳截斷值分別為8.5～20 kPa[10, 15-16, 19, 24-29]、1.5[23]或1.6 m/s[47]、13.3[21]或13.4 kPa[30]。
總之，本meta分析結果顯示肝臟硬度值高的HCC患者治療后的5年復發的風險高，無復發生存時間和總體生存時間短，5年無復發生存率和5年生存率低，因此對于高肝臟硬度值的患者更應密切隨訪。對于存在慢性乙肝或丙肝的患者，積極抗病毒治療可能降低肝纖維化或肝硬化程度，并可通過監測肝臟硬度值評估治療效果。索拉非尼治療的患者若肝臟硬度>7.5 kPa更應密切監測肝功能。本研究有一些不足：納入研究均為回顧性研究；各研究采用的檢測方法和截斷值有所不同，故研究的異質性較高；潛在的發表偏倚可能對結果產生影響。另外，確定預測HCC患者預后的肝臟硬度最佳截斷值仍需更大樣本的研究。
重要聲明
利益沖突聲明：本文全體作者閱讀并理解了《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的政策聲明，我們沒有相互競爭的利益。
作者貢獻聲明：賀超完成資料分析、統計、文章撰寫和修改；白劍指導論文撰寫和修改；羅順添提出和設計本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