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戴玫, 曾雪峰, 王超, 胡建英, 蔣暉, 王引利.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合并冠心病患者支架植入前后抑郁焦慮情緒調查. 中國呼吸與危重監護雜志, 2015, 14(5): 439-441. doi: 10.7507/1671-6205.2015109 復制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簡稱慢阻肺)和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簡稱冠心病)均是老年人常見病和多發病,心血管疾病是慢阻肺最重要的合并癥之一。隨著現代醫學模式的轉變,慢性疾病患者的心理狀況已引起人們關注。有研究表明,慢阻肺患者抑郁和焦慮發生率明顯高于正常人群[1-2],冠心病患者的抑郁和(或)焦慮報道的患病率也很高[3-4],但目前尚缺乏慢阻肺合并冠心病患者心理狀況調查。冠脈支架植入術是臨床上治療冠心病最有效的方法,但介入手術存在一定的風險,導致患者出現焦慮、抑郁、緊張和壓抑等心理反應。研究發現,冠脈支架植入術可增加冠心病患者抑郁癥狀的發生率,而心理障礙是導致冠心病患者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5-6]。早期發現并干預患者的抑郁和焦慮情緒等不良心理反應是治療和降低冠心病患者死亡率的重要途徑。為此,我們對慢阻肺合并冠心病患者支架植入術前后的抑郁和焦慮情緒進行了調查分析。
對象與方法
一 對象
本研究分為研究組和對照組,其中研究組觀察慢阻肺合并冠心病患者支架植入前后抑郁和焦慮情況。研究組共納入114例患者,為2012年1月至2014年12月在我院呼吸科和心內科住院患者,所有參加調查的患者均符合我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診治指南》的診斷標準[7],且通過冠狀動脈造影證實冠狀動脈狹窄75%以上診斷為冠心病。研究組患者成功安放支架1~3枚。其中男71例,女43例;年齡48~70歲,平均年齡(59.4±10.3)歲;病程4~35年,平均病程(26.2±13.9)年。患者入院后在行支架植入術前和支架植入術后各發調查問卷1次,共發問卷228份,收回228份,回收率100%。
對照組為同期住院診斷為慢阻肺合并冠心病的患者,未安放支架。對照組共納入98例患者,男62例,女35例;年齡50~74歲,平均年齡(61.2±11.5)歲;病程6~34年,平均病程(25.8±12.7)年。患者入院后發調查問卷1次,共發問卷98份,收回98份,回收率100%。
研究組和對照組患者的性別、年齡和肺功能差異無統計學意義,研究組支架植入前后的肺功能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二 方法
采用問卷調查法。采用醫院焦慮抑郁量表(HADS)作為調查問卷,根據患者的情緒狀態,選擇最適當的答案進行評分。本研究采用的HADS量表具有較好的信度和效度[8-9]。量表共包含14個項目,分為焦慮(anxiety,A)和抑郁(depression,D)兩個量表,每個量表各包含7項,每項按0~3四級記分,抑郁和焦慮的得分值均為0~21分。其中,HADS.D評分大于7分者為有抑郁情緒者,大于11分者為抑郁癥狀肯定存在者;HADS.A評分大于7分者為有焦慮情緒者,大于11分者為焦慮癥狀肯定存在者。
三 統計學處理
采用SPSS 17.0統計軟件處理數據。率的比較采用χ2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結果
經HADS表評分后,支架植入前研究組有抑郁情緒者為71例(62.3%),對照組為60例(61.2%),兩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025,P=0.875);支架植入前研究組有抑郁情緒者為71例(62.3%),支架植入后為85例(74.6%),兩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3.979,P=0.046)。支架植入前研究組達到抑郁癥狀肯定存在標準者為46例(40.4%),對照組為37例(37.8%),兩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149,P=0.699);支架植入前研究組達到抑郁癥狀肯定存在標準者為46例(40.4%),支架植入后為60例(52.6%),兩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4.135,P=0.042)。
支架植入前研究組有焦慮情緒者為68例(59.6%),對照組為59例(60.2%),兩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007,P=0.934);支架植入前研究組有焦慮情緒者為68例(59.6%),支架植入后為83例(72.8%),兩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4.412,P=0.036)。支架植入前研究組達到焦慮癥狀肯定存在標準者為40例(35.1%),對照組為33例(33.7%),兩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047,P=0.829);支架植入前研究組達到焦慮癥狀肯定存在標準者為40例(35.1%),支架植入后為48例(42.1%),兩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4.060,P=0.044)。結果見表 1。

討論
慢阻肺是一種具有氣流受限特征的肺部疾病,病情反復發作、逐漸加重,慢阻肺除造成器質性損害外,還可導致焦慮和抑郁等心理障礙[1-2]。冠心病是威脅人類健康最主要的心血管疾病之一,冠心病的發生、發展和轉歸與抑郁、焦慮等心理問題存在緊密的聯系[10-11]。抑郁、焦慮影響心血管患者的治療依從性,影響患者的預后和生活質量[12]。慢阻肺和冠心病均可發生焦慮、抑郁,而且慢阻肺和冠心病常合并發生,但慢阻肺合并冠心病患者焦慮、抑郁患病率尚不清楚。
本研究中所有參加調查的患者均符合我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診治指南》的診斷標準[7],且通過冠狀動脈造影證實冠狀動脈狹窄75%以上。研究結果表明,慢阻肺合并冠心病患者有抑郁、焦慮情緒分別為62.3%和59.6%,達到抑郁、焦慮癥狀肯定存在標準分別為40.4%和35.1%,高于我們前期對慢阻肺患者和國內對冠心病患者的抑郁焦慮情緒調查結果。我們的前期研究表明,慢阻肺患者有抑郁、焦慮情緒分別為59.1%和57.4%,達到抑郁、焦慮癥狀肯定存在標準分別為34.8%和32.2%[13],而國內研究發現冠心病患者的抑郁癥狀、焦慮癥狀患病率分別為19.8%和16.7%[14]。提示慢阻肺合并冠心病后更易發生抑郁和焦慮。
目前臨床上治療冠心病最有效的方法為介入治療,支架植入治療可以最大限度地改善患者心臟血供,從而減少患者的心臟由于供血不足而受到的損傷。但支架植入對慢阻肺合并冠心病患者的抑郁、焦慮等的影響如何,尚缺乏相關研究。我們的調查中,支架植入后患者有抑郁、焦慮情緒和達到抑郁、焦慮癥狀肯定存在標準的明顯高于支架植入前,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冠心病患者支架植入后抑郁、焦慮情緒的出現與很多因素有關。患者行冠脈支架植入治療后,需要長期口服抗血小板和他汀類等藥物治療,不可避免對患者的心理會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甚至導致患者產生嚴重的心理應激反應[15]。此外,部分患者對冠脈支架手術這項新技術的知識相當匱乏,對介入術后的愈合情況有疑慮均可能引起抑郁、焦慮等負面情緒。最后,在支架植入治療后患者所面臨生活方式、家庭角色等的改變,給其帶來較大的心理壓力,表現出悲傷、失眠、煩躁、抑郁和焦慮等多種負性情緒,從而對患者的生存質量產生影響。
綜上,慢阻肺合并冠心病患者有抑郁、焦慮情緒,達到抑郁、焦慮癥狀標準的比例高于單純慢阻肺或冠心病患者;支架植入加重患者抑郁、焦慮情緒/癥狀。因此,需要醫務人員和家庭成員給予患者有針對性的護理和訓練,輔以安慰解釋、康復指導等心理治療,幫助患者早日恢復正常的社會活動、早日康復,舒緩抑郁、焦慮情緒,從而改善生存質量。但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首先,由于慢阻肺合并冠心病患者多有負性情緒,部分患者拒絕入組,入組患者代表性受到影響。其次,樣本量較小,未能進行分層分析。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簡稱慢阻肺)和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簡稱冠心病)均是老年人常見病和多發病,心血管疾病是慢阻肺最重要的合并癥之一。隨著現代醫學模式的轉變,慢性疾病患者的心理狀況已引起人們關注。有研究表明,慢阻肺患者抑郁和焦慮發生率明顯高于正常人群[1-2],冠心病患者的抑郁和(或)焦慮報道的患病率也很高[3-4],但目前尚缺乏慢阻肺合并冠心病患者心理狀況調查。冠脈支架植入術是臨床上治療冠心病最有效的方法,但介入手術存在一定的風險,導致患者出現焦慮、抑郁、緊張和壓抑等心理反應。研究發現,冠脈支架植入術可增加冠心病患者抑郁癥狀的發生率,而心理障礙是導致冠心病患者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5-6]。早期發現并干預患者的抑郁和焦慮情緒等不良心理反應是治療和降低冠心病患者死亡率的重要途徑。為此,我們對慢阻肺合并冠心病患者支架植入術前后的抑郁和焦慮情緒進行了調查分析。
對象與方法
一 對象
本研究分為研究組和對照組,其中研究組觀察慢阻肺合并冠心病患者支架植入前后抑郁和焦慮情況。研究組共納入114例患者,為2012年1月至2014年12月在我院呼吸科和心內科住院患者,所有參加調查的患者均符合我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診治指南》的診斷標準[7],且通過冠狀動脈造影證實冠狀動脈狹窄75%以上診斷為冠心病。研究組患者成功安放支架1~3枚。其中男71例,女43例;年齡48~70歲,平均年齡(59.4±10.3)歲;病程4~35年,平均病程(26.2±13.9)年。患者入院后在行支架植入術前和支架植入術后各發調查問卷1次,共發問卷228份,收回228份,回收率100%。
對照組為同期住院診斷為慢阻肺合并冠心病的患者,未安放支架。對照組共納入98例患者,男62例,女35例;年齡50~74歲,平均年齡(61.2±11.5)歲;病程6~34年,平均病程(25.8±12.7)年。患者入院后發調查問卷1次,共發問卷98份,收回98份,回收率100%。
研究組和對照組患者的性別、年齡和肺功能差異無統計學意義,研究組支架植入前后的肺功能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二 方法
采用問卷調查法。采用醫院焦慮抑郁量表(HADS)作為調查問卷,根據患者的情緒狀態,選擇最適當的答案進行評分。本研究采用的HADS量表具有較好的信度和效度[8-9]。量表共包含14個項目,分為焦慮(anxiety,A)和抑郁(depression,D)兩個量表,每個量表各包含7項,每項按0~3四級記分,抑郁和焦慮的得分值均為0~21分。其中,HADS.D評分大于7分者為有抑郁情緒者,大于11分者為抑郁癥狀肯定存在者;HADS.A評分大于7分者為有焦慮情緒者,大于11分者為焦慮癥狀肯定存在者。
三 統計學處理
采用SPSS 17.0統計軟件處理數據。率的比較采用χ2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結果
經HADS表評分后,支架植入前研究組有抑郁情緒者為71例(62.3%),對照組為60例(61.2%),兩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025,P=0.875);支架植入前研究組有抑郁情緒者為71例(62.3%),支架植入后為85例(74.6%),兩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3.979,P=0.046)。支架植入前研究組達到抑郁癥狀肯定存在標準者為46例(40.4%),對照組為37例(37.8%),兩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149,P=0.699);支架植入前研究組達到抑郁癥狀肯定存在標準者為46例(40.4%),支架植入后為60例(52.6%),兩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4.135,P=0.042)。
支架植入前研究組有焦慮情緒者為68例(59.6%),對照組為59例(60.2%),兩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007,P=0.934);支架植入前研究組有焦慮情緒者為68例(59.6%),支架植入后為83例(72.8%),兩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4.412,P=0.036)。支架植入前研究組達到焦慮癥狀肯定存在標準者為40例(35.1%),對照組為33例(33.7%),兩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047,P=0.829);支架植入前研究組達到焦慮癥狀肯定存在標準者為40例(35.1%),支架植入后為48例(42.1%),兩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4.060,P=0.044)。結果見表 1。

討論
慢阻肺是一種具有氣流受限特征的肺部疾病,病情反復發作、逐漸加重,慢阻肺除造成器質性損害外,還可導致焦慮和抑郁等心理障礙[1-2]。冠心病是威脅人類健康最主要的心血管疾病之一,冠心病的發生、發展和轉歸與抑郁、焦慮等心理問題存在緊密的聯系[10-11]。抑郁、焦慮影響心血管患者的治療依從性,影響患者的預后和生活質量[12]。慢阻肺和冠心病均可發生焦慮、抑郁,而且慢阻肺和冠心病常合并發生,但慢阻肺合并冠心病患者焦慮、抑郁患病率尚不清楚。
本研究中所有參加調查的患者均符合我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診治指南》的診斷標準[7],且通過冠狀動脈造影證實冠狀動脈狹窄75%以上。研究結果表明,慢阻肺合并冠心病患者有抑郁、焦慮情緒分別為62.3%和59.6%,達到抑郁、焦慮癥狀肯定存在標準分別為40.4%和35.1%,高于我們前期對慢阻肺患者和國內對冠心病患者的抑郁焦慮情緒調查結果。我們的前期研究表明,慢阻肺患者有抑郁、焦慮情緒分別為59.1%和57.4%,達到抑郁、焦慮癥狀肯定存在標準分別為34.8%和32.2%[13],而國內研究發現冠心病患者的抑郁癥狀、焦慮癥狀患病率分別為19.8%和16.7%[14]。提示慢阻肺合并冠心病后更易發生抑郁和焦慮。
目前臨床上治療冠心病最有效的方法為介入治療,支架植入治療可以最大限度地改善患者心臟血供,從而減少患者的心臟由于供血不足而受到的損傷。但支架植入對慢阻肺合并冠心病患者的抑郁、焦慮等的影響如何,尚缺乏相關研究。我們的調查中,支架植入后患者有抑郁、焦慮情緒和達到抑郁、焦慮癥狀肯定存在標準的明顯高于支架植入前,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冠心病患者支架植入后抑郁、焦慮情緒的出現與很多因素有關。患者行冠脈支架植入治療后,需要長期口服抗血小板和他汀類等藥物治療,不可避免對患者的心理會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甚至導致患者產生嚴重的心理應激反應[15]。此外,部分患者對冠脈支架手術這項新技術的知識相當匱乏,對介入術后的愈合情況有疑慮均可能引起抑郁、焦慮等負面情緒。最后,在支架植入治療后患者所面臨生活方式、家庭角色等的改變,給其帶來較大的心理壓力,表現出悲傷、失眠、煩躁、抑郁和焦慮等多種負性情緒,從而對患者的生存質量產生影響。
綜上,慢阻肺合并冠心病患者有抑郁、焦慮情緒,達到抑郁、焦慮癥狀標準的比例高于單純慢阻肺或冠心病患者;支架植入加重患者抑郁、焦慮情緒/癥狀。因此,需要醫務人員和家庭成員給予患者有針對性的護理和訓練,輔以安慰解釋、康復指導等心理治療,幫助患者早日恢復正常的社會活動、早日康復,舒緩抑郁、焦慮情緒,從而改善生存質量。但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首先,由于慢阻肺合并冠心病患者多有負性情緒,部分患者拒絕入組,入組患者代表性受到影響。其次,樣本量較小,未能進行分層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