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楊曉雨, 陳東宇, 王紅心, 樊文龍, 潘素躍, 胡敏, 黃巧, 王樸, 何玉清. 中國5種性傳播感染的流行趨勢. 中國循證醫學雜志, 2022, 22(7): 778-784. doi: 10.7507/1672-2531.202202038 復制
性傳播感染（sexually transmitted infections，STIs）作為最常見的急性傳染病之一，至今仍是世界范圍內的重大公共衛生問題[1]。據統計，2016年，全球常見STIs的發病人數約為5.63億，其中性傳播衣原體感染1.27億例，生殖器皰疹1.86億例，淋菌感染8 600萬例，梅毒630萬例，滴蟲病1.56億例[2-3]。我國2004—2013年的法定傳染病監測數據顯示，在STIs中梅毒的發病率增長最快，年增長率達16.3%，淋病發病率下降速度最快，年變化率為?8.5%[4]。不同年齡及性別人群面臨的STIs疾病負擔也大有不同，據世界衛生組織公布的《2016—2021年全球衛生部門性傳播感染戰略草案》估計，全球每年約有3.57億例新發STIs病例發生在15～49歲年齡組，STIs患者中男、女人數基本相當，但STIs并發癥在某些方面對女性影響更大[5]。STIs不僅會對兩性生殖健康和心理健康造成嚴重影響，還給社會帶來巨大的經濟負擔，據報道，美國2018年用于8種STIs治療的終身醫療費用已高達159億美元[6]。
隨著疾病負擔病種和防治演變，對非致命性健康損失的衡量已成為追蹤疾病進展的重要手段[7]。但大多研究仍集中在對STIs的發病和患病分析[8-10]，目前國內尚缺乏對STIs疾病負擔指標的整體評估，尤其是按年齡、性別分類的長期數據不足。因此，本研究使用2019年全球疾病負擔研究（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19，GBD 2019），從全球視角對我國1990—2019年5種STIs（性傳播衣原體感染、淋菌感染、生殖器皰疹、梅毒和滴蟲病）的疾病負擔和流行情況進行比較和分析，以期發現我國STIs的流行病學變化趨勢，對STIs的防控工作提出更有針對性的建議。
1 材料和方法
1.1 數據來源
本文數據來源于GBD 2019數據庫，利用GBD結果工具進行檢索。該數據庫對全球204個國家和地區的369種疾病和傷害所致健康損失進行了評估[11]。其中，我國的數據主要來自國家人口普查、人口調查、疾病監測系統、傳染病報告系統，以及各種相關疾病流行率的文獻回顧[12]。GBD 2019包含5種STIs，分別是性傳播衣原體感染、生殖器皰疹、淋菌感染、梅毒和滴蟲病[13]，本研究主要提取了1990—2019年中國5種STIs在不同年齡段、不同性別的發病數、患病數和傷殘調整生命年（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DALY）及相應的年齡標準化率，并與全球、美國、韓國、日本和新加坡的數據作比較，以全面客觀反映我國STIs疾病負擔現狀和變化趨勢。其中DALY包括因早死所致的生命損失年（years of life lost，YLL）和因傷殘所致健康生命損失年（years lived with disability，YLD）。使用社會人口學指數（socio-demographic index，SDI）作為衡量地區教育程度、人均收入和總生育率的綜合指標[14]。
1.2 統計分析
GBD數據庫使用貝葉斯Meta回歸建模工具進行分析、建模和估算[12]，在集成和Meta回歸模型中對量化的數值進行1 000次以上的估計，其中95%不確定區間（uncertainty interval，UI）使用后驗分布的第25次和第975次排序的1 000個繪制值繪制[15]，使用年估計百分比變化（the estimated annual percentage change，EAPC）評估1990—2019年間全球204個國家STIs的年齡標準化發病率和DALY率的增長速度[11,16]。當EAPC值及可信區間下限值為正時，年齡標準化率呈上升趨勢，反之則呈下降趨勢。
使用Join-point 4.9.0.1，利用聯結點回歸模型，對不同年齡段STIs的發病率、患病率和DALY率進行分段描述，計算各指標的平均年度變化百分比（average annual percent change，AAPC）和相應95%可信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CI），以量化其時間變化趨勢，再通過蒙特卡羅排列檢驗確定連接點對應的P值（檢驗水準為α=0.05）[17-18]。AAPC>0，且其95%CI>0表示該時間段內指標呈增長趨勢，AAPC<0；且其95%CI<0則呈下降趨勢；當P值>0.05被認為無顯著變化。應用Excel 2019軟件對數據進行整理，R語言4.1.0版本進行統計分析并繪圖。
2 結果
2.1 我國與全球STIs的流行情況比較
在GBD 2019評估的204個國家中，2019年我國STIs患病人數最多，居全球第一，達到2.41億人。發病數量的變化百分比居132位，與我國1990年發病人數相比增加了約30%。1990—2019年，我國STIs年齡標準化發病率的EAPC急劇下降，與全球大多數國家相比，下降幅度居第3位［EAPC=?0.42，95%UI（?0.59，?0.25）］；標化DALY率的EAPC也出現下降，排在全球第94位［EAPC=?0.79，95%UI（?1.01，?0.57）］。
2.2 我國STIs的流行現狀
2019年，STIs造成我國約2.42億人患病，1.73億新發病例和35萬人年的DALY損失，與1990年相比，患病和發病人數分別增加了59.75%和30.02%，DALY數量下降了35.19%。1990—2019年，我國STIs年齡標準化發病率、患病率和DALY率平均每年變化?0.06%［95%CI（?0.18%，0.05%）］、?0.02%［95%CI（?0.16%，0.12%）］和?1.37%［95%CI（?1.72%，?1.01%）］（表1）。
表1
1990年和2019年中國性傳播感染疾病（不包括艾滋病）的發病、患病及傷殘調整生命年
與美國、日本、韓國及新加坡的STIs年齡標準化發病率、患病率及DALY率比較顯示：2019年，在所有這些國家的STIs中，滴蟲病的年齡標準化發病率最高；其次是性傳播衣原體感染，其中我國性傳播衣原體感染的年齡標準化發病率較高，是其他國家的數倍，2019年高達4 097.98/10萬；生殖器皰疹的年齡標準化患病率在美國最高，達到14 019.73/10萬，在我國為8 998.06/10萬；梅毒在我國及韓國的標化傷殘調整生命年率最高，分別為22.51/10萬和18.61/10萬，而美國、新加坡及日本的5種STIs的標化DALY率都較小（圖1）。
圖1
2019年中國、美國、韓國、新加坡及日本的滴蟲病、性傳播衣原體感染、生殖器皰疹、淋菌感染和梅毒的年齡標準化發病率（a）、患病率（b）和傷殘調整生命年率（c）比較
2.3 不同年齡及性別人群疾病負擔分布情況
2019年，我國與全球的STIs年齡標準化發病率、患病率及DALY率，在不同年齡段內的變化相似（圖2）。隨著年齡增加，性傳播衣原體感染、生殖器皰疹和滴蟲病引起的DALY率增加到一個峰值點后逐漸減少，淋菌感染的DALY率則出現斷續的增長。梅毒在出生時DALY率最高，后持續下降（圖2c），其發病率和患病率在10～29歲上升速率最大。性傳播衣原體感染和滴蟲病的發病率（圖2a）及患病率（圖2b）也觀察到了與其DALY率類似的趨勢，相比之下，生殖器皰疹的發病率從5～29歲急劇上升，30～74歲快速下降，而患病率則從5～49歲急劇上升，其后緩慢下降。無論是1990年或2019年，生殖器皰疹和滴蟲病的年齡標準化DALY率始終女性較高，尤其是滴蟲病；2019年女性淋菌感染DALY率較1990年下降較明顯；而梅毒和性傳播衣原體感染男性較高（圖3）。
圖2
2019年中國及全球性傳播衣原體感染、生殖器皰疹、淋菌感染、梅毒及滴蟲病在不同年齡段人群的年齡標準化發病率（a）、患病率（b）和傷殘調整生命年率（c）的分布
圖3
1990年和2019年不同性別人群在性傳播衣原體感染、生殖器皰疹、淋菌感染、梅毒及滴蟲病的年齡標準化傷殘調整生命年率比較
2.4 30年間不同年齡段STIs發病、患病和疾病負擔變化情況
根據聯結點回歸模型，我國5種STIs不同年齡段發病率、患病率和DALY率的趨勢如表2所示。在1990—2019年期間，僅有衣原體感染［AAPC=0.47%，95%CI（0.38%，0.56%）］和滴蟲病［AAPC=0.72%，95%CI（0.46%，0.99%）］的發病率在15～49歲中青年組呈上升趨勢，而生殖器皰疹的發病率則在50～69歲中老年組有上升趨勢［AAPC=0.09%，95%CI（0.03%，0.14%）］，70歲及以上老年組的5種STIs發病率均呈顯著下降趨勢。除淋菌感染的患病率出現下降外，其他STIs均呈上升趨勢。在15～49歲中青年組中，生殖器皰疹［AAPC=0.73%，95%CI（0.52%，0.93%）］和滴蟲病［AAPC=0.52%，95%CI（0.40%，0.65%）］的DALY率呈上升趨勢。
表2
中國5種性傳播感染疾病在不同年齡段的發病率、患病率和傷殘調整生命年率（95%CI）
2.5 我國STIs負擔與SDI的關系
隨著SDI的增加，我國STIs負擔逐漸降低，在SDI超過0.65后，我國標化DALY率下降速度劇增。而高于SDI預期的國家如韓國，1990—2019年的STIs年齡標準化DALY率隨著SDI變化反而有所上升；高SDI地區如美國、日本和新加坡則始終保持緩慢下降趨勢（圖4）。
圖4
1990－2019年中國、美國、日本、韓國及新加坡性傳播疾病的年齡標準化傷殘調整生命年率與社會發展指數的關系
3 討論
本研究顯示，與1990年相比，我國2019年STIs的患病和發病人數均有不同幅度增加，且患病人數位居全球第1位，發病人數也居前列。其主要原因是中國人口接近14億，人口基數較大。1990—2019年，我國STIs的年齡標準化發病率及DALY率大幅下降，疾病負擔得到明顯改善，這得益于全國性病病例報告系統的落實與完善和實驗室檢測水平與能力的提升。目前我國已經建立了由國家級、縣區級監測點和監測哨點組成的性病綜合監測系統[19]，為實時掌握STIs流行狀況及趨勢，及時調整防控策略提供了有力支持。目前，全國已有超過65%的省份建立了性病研究中心實驗室[20]，為性病監測提供了技術保障。
在5種STIs流行現狀比較中，多個國家的滴蟲病發病率較高。考慮到是由于大多數滴蟲病患者（70%～85%）沒有或很少有生殖道癥狀[21]，患者未能及時就診，未經治療的滴蟲病感染可能持續數月至數年[22]，導致其在性伴侶之間高度傳播。與美國、日本、韓國及新加坡的STIs發病情況比較，性傳播衣原體感染在我國的發病率最高，這可能與我國自2007年開始通過全國105個監測哨點報告性傳播衣原體感染，從而導致報告數量激增有關[20]。此外，5種STIs中生殖器皰疹的年齡標準化患病率最高，與美國和韓國相比，我國此項患病率較低；但梅毒的DALY率最高，尤其在中國和韓國。
2019年，我國5種STIs的年齡變化趨勢與全球變化趨勢相似，且三種指標均低于全球值，但衣原體感染的年齡標準化發病率值高于全球水平，值得重視。不同年齡組STIs的負擔也大不相同。據國內2008—2017年的監測數據顯示，6～22歲年齡組人群性傳播疾病的發病率顯著增加[23]，而本研究結果指出，我國15～49歲中青年組的STIs疾病負擔最重，1990—2019年發病率呈上升趨勢，盡管年齡組的劃分有區別，但是從趨勢上看均包含青少年，這可能是青少年的高暴露風險和高效性傳播所致[13]。
STIs的傳播及流行在兩性之間是不對等的。男性的年齡標準化發病率高于女性，但年齡標準化DALY率低于女性，這可能與性行為方式和解剖結構的差異有關。從行為上分析，男性傾向于有更早的初次性行為和更高的伴侶更換率[24]，然而，由于解剖生理特征的不同，女性受STIs的危害更為嚴重，一旦感染，將面臨不同程度的后遺癥負擔，包括盆腔炎、慢性盆腔疼痛、宮外孕、不孕癥和宮頸癌等[25]。不同于其他STIs，梅毒在男性人群中有更高的DALY率，這是因為國家目前實行了針對女性及孕產婦的篩查法規，如產前檢查[26]等。不僅如此，檢測方法和治療手段的進步[27-28]，同樣使得2019年兩性梅毒DALY率均出現大幅下降。
STIs作為危害生殖健康的重要疾病，不僅給患者造成身體和心理的雙重損傷，還會影響社會的穩定。因此，應動員全社會參與健康教育，提高公眾防范意識，樹立健康觀念，并有針對性地采取干預措施[29]。本研究表明，15～49歲中青年組的衣原體感染和滴蟲病發病率增幅最大，可對其重點進行衣原體感染和滴蟲病干預。1990—2019年，生殖器皰疹發病率在70歲及以上老年組降幅最小，故可以對70歲以上老年人群重點進行生殖器皰疹的干預，以減輕其疾病負擔。與其他年齡組相比，僅梅毒在<5歲幼兒組有DALY損失，到2019年仍有158 098萬人年，應繼續重點關注<5歲幼兒梅毒的防治，加大對孕婦梅毒血清的常規檢測力度。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流行期間，針對疫情防控，我國出臺了一系列措施，包括交通管制、減少群體性聚集活動、實行社區（村）封閉式管理等[30]，鑒于STIs的傳播途徑，這些旨在減少人群相互接觸以遏制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傳播的預防措施可能導致性行為的改變，從而減少性病傳播，但也可能是導致部分STIs患者獲得篩查和檢測的機會減少、相關醫療機構報告的性病病例數量降低的原因[31]。有學者發現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對艾滋病發現的多個主要途徑均產生影響，包括術前檢查、其他就診者檢測、性病門診等[32-33]，這也提示在疫情防護常態化模式下，繼續開展性病預防和護理活動的重要性。如何在防控傳染病重大疫情的同時，安全有序地開展性病診療服務，也成為廣大生殖保健醫務工作者面臨的新挑戰。
本研究的局限性：① 目前，男同性戀人群已成為我國包括艾滋病等性傳播感染在內的高危人群之一[34]，但GBD數據庫中目前尚缺乏相關數據；② GBD數據庫缺乏對國內各省份、地區間數據的比較，因此無法進一步進行地域性分析。
綜上所述，1990—2019年我國STIs的疾病負擔出現較大程度減輕。鑒于STIs對全球公共衛生造成的嚴重威脅，持續對其采取積極有效防治措施顯得十分迫切且必要。尤其是針對不同年齡及性別所流行的STIs，要加強重點人群的重點監測，以有效減輕該負擔，在深入分析當前性病流行特征的基礎上，充分地利用循證決策，更好地控制性病流行，這對公共衛生政策的制定、衛生系統規劃和資源分配都至關重要。
聲明 所有作者均聲明無利益沖突。
性傳播感染（sexually transmitted infections，STIs）作為最常見的急性傳染病之一，至今仍是世界范圍內的重大公共衛生問題[1]。據統計，2016年，全球常見STIs的發病人數約為5.63億，其中性傳播衣原體感染1.27億例，生殖器皰疹1.86億例，淋菌感染8 600萬例，梅毒630萬例，滴蟲病1.56億例[2-3]。我國2004—2013年的法定傳染病監測數據顯示，在STIs中梅毒的發病率增長最快，年增長率達16.3%，淋病發病率下降速度最快，年變化率為?8.5%[4]。不同年齡及性別人群面臨的STIs疾病負擔也大有不同，據世界衛生組織公布的《2016—2021年全球衛生部門性傳播感染戰略草案》估計，全球每年約有3.57億例新發STIs病例發生在15～49歲年齡組，STIs患者中男、女人數基本相當，但STIs并發癥在某些方面對女性影響更大[5]。STIs不僅會對兩性生殖健康和心理健康造成嚴重影響，還給社會帶來巨大的經濟負擔，據報道，美國2018年用于8種STIs治療的終身醫療費用已高達159億美元[6]。
隨著疾病負擔病種和防治演變，對非致命性健康損失的衡量已成為追蹤疾病進展的重要手段[7]。但大多研究仍集中在對STIs的發病和患病分析[8-10]，目前國內尚缺乏對STIs疾病負擔指標的整體評估，尤其是按年齡、性別分類的長期數據不足。因此，本研究使用2019年全球疾病負擔研究（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19，GBD 2019），從全球視角對我國1990—2019年5種STIs（性傳播衣原體感染、淋菌感染、生殖器皰疹、梅毒和滴蟲病）的疾病負擔和流行情況進行比較和分析，以期發現我國STIs的流行病學變化趨勢，對STIs的防控工作提出更有針對性的建議。
1 材料和方法
1.1 數據來源
本文數據來源于GBD 2019數據庫，利用GBD結果工具進行檢索。該數據庫對全球204個國家和地區的369種疾病和傷害所致健康損失進行了評估[11]。其中，我國的數據主要來自國家人口普查、人口調查、疾病監測系統、傳染病報告系統，以及各種相關疾病流行率的文獻回顧[12]。GBD 2019包含5種STIs，分別是性傳播衣原體感染、生殖器皰疹、淋菌感染、梅毒和滴蟲病[13]，本研究主要提取了1990—2019年中國5種STIs在不同年齡段、不同性別的發病數、患病數和傷殘調整生命年（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DALY）及相應的年齡標準化率，并與全球、美國、韓國、日本和新加坡的數據作比較，以全面客觀反映我國STIs疾病負擔現狀和變化趨勢。其中DALY包括因早死所致的生命損失年（years of life lost，YLL）和因傷殘所致健康生命損失年（years lived with disability，YLD）。使用社會人口學指數（socio-demographic index，SDI）作為衡量地區教育程度、人均收入和總生育率的綜合指標[14]。
1.2 統計分析
GBD數據庫使用貝葉斯Meta回歸建模工具進行分析、建模和估算[12]，在集成和Meta回歸模型中對量化的數值進行1 000次以上的估計，其中95%不確定區間（uncertainty interval，UI）使用后驗分布的第25次和第975次排序的1 000個繪制值繪制[15]，使用年估計百分比變化（the estimated annual percentage change，EAPC）評估1990—2019年間全球204個國家STIs的年齡標準化發病率和DALY率的增長速度[11,16]。當EAPC值及可信區間下限值為正時，年齡標準化率呈上升趨勢，反之則呈下降趨勢。
使用Join-point 4.9.0.1，利用聯結點回歸模型，對不同年齡段STIs的發病率、患病率和DALY率進行分段描述，計算各指標的平均年度變化百分比（average annual percent change，AAPC）和相應95%可信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CI），以量化其時間變化趨勢，再通過蒙特卡羅排列檢驗確定連接點對應的P值（檢驗水準為α=0.05）[17-18]。AAPC>0，且其95%CI>0表示該時間段內指標呈增長趨勢，AAPC<0；且其95%CI<0則呈下降趨勢；當P值>0.05被認為無顯著變化。應用Excel 2019軟件對數據進行整理，R語言4.1.0版本進行統計分析并繪圖。
2 結果
2.1 我國與全球STIs的流行情況比較
在GBD 2019評估的204個國家中，2019年我國STIs患病人數最多，居全球第一，達到2.41億人。發病數量的變化百分比居132位，與我國1990年發病人數相比增加了約30%。1990—2019年，我國STIs年齡標準化發病率的EAPC急劇下降，與全球大多數國家相比，下降幅度居第3位［EAPC=?0.42，95%UI（?0.59，?0.25）］；標化DALY率的EAPC也出現下降，排在全球第94位［EAPC=?0.79，95%UI（?1.01，?0.57）］。
2.2 我國STIs的流行現狀
2019年，STIs造成我國約2.42億人患病，1.73億新發病例和35萬人年的DALY損失，與1990年相比，患病和發病人數分別增加了59.75%和30.02%，DALY數量下降了35.19%。1990—2019年，我國STIs年齡標準化發病率、患病率和DALY率平均每年變化?0.06%［95%CI（?0.18%，0.05%）］、?0.02%［95%CI（?0.16%，0.12%）］和?1.37%［95%CI（?1.72%，?1.01%）］（表1）。
表1
1990年和2019年中國性傳播感染疾病（不包括艾滋病）的發病、患病及傷殘調整生命年
與美國、日本、韓國及新加坡的STIs年齡標準化發病率、患病率及DALY率比較顯示：2019年，在所有這些國家的STIs中，滴蟲病的年齡標準化發病率最高；其次是性傳播衣原體感染，其中我國性傳播衣原體感染的年齡標準化發病率較高，是其他國家的數倍，2019年高達4 097.98/10萬；生殖器皰疹的年齡標準化患病率在美國最高，達到14 019.73/10萬，在我國為8 998.06/10萬；梅毒在我國及韓國的標化傷殘調整生命年率最高，分別為22.51/10萬和18.61/10萬，而美國、新加坡及日本的5種STIs的標化DALY率都較小（圖1）。
圖1
2019年中國、美國、韓國、新加坡及日本的滴蟲病、性傳播衣原體感染、生殖器皰疹、淋菌感染和梅毒的年齡標準化發病率（a）、患病率（b）和傷殘調整生命年率（c）比較
2.3 不同年齡及性別人群疾病負擔分布情況
2019年，我國與全球的STIs年齡標準化發病率、患病率及DALY率，在不同年齡段內的變化相似（圖2）。隨著年齡增加，性傳播衣原體感染、生殖器皰疹和滴蟲病引起的DALY率增加到一個峰值點后逐漸減少，淋菌感染的DALY率則出現斷續的增長。梅毒在出生時DALY率最高，后持續下降（圖2c），其發病率和患病率在10～29歲上升速率最大。性傳播衣原體感染和滴蟲病的發病率（圖2a）及患病率（圖2b）也觀察到了與其DALY率類似的趨勢，相比之下，生殖器皰疹的發病率從5～29歲急劇上升，30～74歲快速下降，而患病率則從5～49歲急劇上升，其后緩慢下降。無論是1990年或2019年，生殖器皰疹和滴蟲病的年齡標準化DALY率始終女性較高，尤其是滴蟲病；2019年女性淋菌感染DALY率較1990年下降較明顯；而梅毒和性傳播衣原體感染男性較高（圖3）。
圖2
2019年中國及全球性傳播衣原體感染、生殖器皰疹、淋菌感染、梅毒及滴蟲病在不同年齡段人群的年齡標準化發病率（a）、患病率（b）和傷殘調整生命年率（c）的分布
圖3
1990年和2019年不同性別人群在性傳播衣原體感染、生殖器皰疹、淋菌感染、梅毒及滴蟲病的年齡標準化傷殘調整生命年率比較
2.4 30年間不同年齡段STIs發病、患病和疾病負擔變化情況
根據聯結點回歸模型，我國5種STIs不同年齡段發病率、患病率和DALY率的趨勢如表2所示。在1990—2019年期間，僅有衣原體感染［AAPC=0.47%，95%CI（0.38%，0.56%）］和滴蟲病［AAPC=0.72%，95%CI（0.46%，0.99%）］的發病率在15～49歲中青年組呈上升趨勢，而生殖器皰疹的發病率則在50～69歲中老年組有上升趨勢［AAPC=0.09%，95%CI（0.03%，0.14%）］，70歲及以上老年組的5種STIs發病率均呈顯著下降趨勢。除淋菌感染的患病率出現下降外，其他STIs均呈上升趨勢。在15～49歲中青年組中，生殖器皰疹［AAPC=0.73%，95%CI（0.52%，0.93%）］和滴蟲病［AAPC=0.52%，95%CI（0.40%，0.65%）］的DALY率呈上升趨勢。
表2
中國5種性傳播感染疾病在不同年齡段的發病率、患病率和傷殘調整生命年率（95%CI）
2.5 我國STIs負擔與SDI的關系
隨著SDI的增加，我國STIs負擔逐漸降低，在SDI超過0.65后，我國標化DALY率下降速度劇增。而高于SDI預期的國家如韓國，1990—2019年的STIs年齡標準化DALY率隨著SDI變化反而有所上升；高SDI地區如美國、日本和新加坡則始終保持緩慢下降趨勢（圖4）。
圖4
1990－2019年中國、美國、日本、韓國及新加坡性傳播疾病的年齡標準化傷殘調整生命年率與社會發展指數的關系
3 討論
本研究顯示，與1990年相比，我國2019年STIs的患病和發病人數均有不同幅度增加，且患病人數位居全球第1位，發病人數也居前列。其主要原因是中國人口接近14億，人口基數較大。1990—2019年，我國STIs的年齡標準化發病率及DALY率大幅下降，疾病負擔得到明顯改善，這得益于全國性病病例報告系統的落實與完善和實驗室檢測水平與能力的提升。目前我國已經建立了由國家級、縣區級監測點和監測哨點組成的性病綜合監測系統[19]，為實時掌握STIs流行狀況及趨勢，及時調整防控策略提供了有力支持。目前，全國已有超過65%的省份建立了性病研究中心實驗室[20]，為性病監測提供了技術保障。
在5種STIs流行現狀比較中，多個國家的滴蟲病發病率較高。考慮到是由于大多數滴蟲病患者（70%～85%）沒有或很少有生殖道癥狀[21]，患者未能及時就診，未經治療的滴蟲病感染可能持續數月至數年[22]，導致其在性伴侶之間高度傳播。與美國、日本、韓國及新加坡的STIs發病情況比較，性傳播衣原體感染在我國的發病率最高，這可能與我國自2007年開始通過全國105個監測哨點報告性傳播衣原體感染，從而導致報告數量激增有關[20]。此外，5種STIs中生殖器皰疹的年齡標準化患病率最高，與美國和韓國相比，我國此項患病率較低；但梅毒的DALY率最高，尤其在中國和韓國。
2019年，我國5種STIs的年齡變化趨勢與全球變化趨勢相似，且三種指標均低于全球值，但衣原體感染的年齡標準化發病率值高于全球水平，值得重視。不同年齡組STIs的負擔也大不相同。據國內2008—2017年的監測數據顯示，6～22歲年齡組人群性傳播疾病的發病率顯著增加[23]，而本研究結果指出，我國15～49歲中青年組的STIs疾病負擔最重，1990—2019年發病率呈上升趨勢，盡管年齡組的劃分有區別，但是從趨勢上看均包含青少年，這可能是青少年的高暴露風險和高效性傳播所致[13]。
STIs的傳播及流行在兩性之間是不對等的。男性的年齡標準化發病率高于女性，但年齡標準化DALY率低于女性，這可能與性行為方式和解剖結構的差異有關。從行為上分析，男性傾向于有更早的初次性行為和更高的伴侶更換率[24]，然而，由于解剖生理特征的不同，女性受STIs的危害更為嚴重，一旦感染，將面臨不同程度的后遺癥負擔，包括盆腔炎、慢性盆腔疼痛、宮外孕、不孕癥和宮頸癌等[25]。不同于其他STIs，梅毒在男性人群中有更高的DALY率，這是因為國家目前實行了針對女性及孕產婦的篩查法規，如產前檢查[26]等。不僅如此，檢測方法和治療手段的進步[27-28]，同樣使得2019年兩性梅毒DALY率均出現大幅下降。
STIs作為危害生殖健康的重要疾病，不僅給患者造成身體和心理的雙重損傷，還會影響社會的穩定。因此，應動員全社會參與健康教育，提高公眾防范意識，樹立健康觀念，并有針對性地采取干預措施[29]。本研究表明，15～49歲中青年組的衣原體感染和滴蟲病發病率增幅最大，可對其重點進行衣原體感染和滴蟲病干預。1990—2019年，生殖器皰疹發病率在70歲及以上老年組降幅最小，故可以對70歲以上老年人群重點進行生殖器皰疹的干預，以減輕其疾病負擔。與其他年齡組相比，僅梅毒在<5歲幼兒組有DALY損失，到2019年仍有158 098萬人年，應繼續重點關注<5歲幼兒梅毒的防治，加大對孕婦梅毒血清的常規檢測力度。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流行期間，針對疫情防控，我國出臺了一系列措施，包括交通管制、減少群體性聚集活動、實行社區（村）封閉式管理等[30]，鑒于STIs的傳播途徑，這些旨在減少人群相互接觸以遏制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傳播的預防措施可能導致性行為的改變，從而減少性病傳播，但也可能是導致部分STIs患者獲得篩查和檢測的機會減少、相關醫療機構報告的性病病例數量降低的原因[31]。有學者發現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對艾滋病發現的多個主要途徑均產生影響，包括術前檢查、其他就診者檢測、性病門診等[32-33]，這也提示在疫情防護常態化模式下，繼續開展性病預防和護理活動的重要性。如何在防控傳染病重大疫情的同時，安全有序地開展性病診療服務，也成為廣大生殖保健醫務工作者面臨的新挑戰。
本研究的局限性：① 目前，男同性戀人群已成為我國包括艾滋病等性傳播感染在內的高危人群之一[34]，但GBD數據庫中目前尚缺乏相關數據；② GBD數據庫缺乏對國內各省份、地區間數據的比較，因此無法進一步進行地域性分析。
綜上所述，1990—2019年我國STIs的疾病負擔出現較大程度減輕。鑒于STIs對全球公共衛生造成的嚴重威脅，持續對其采取積極有效防治措施顯得十分迫切且必要。尤其是針對不同年齡及性別所流行的STIs，要加強重點人群的重點監測，以有效減輕該負擔，在深入分析當前性病流行特征的基礎上，充分地利用循證決策，更好地控制性病流行，這對公共衛生政策的制定、衛生系統規劃和資源分配都至關重要。
聲明 所有作者均聲明無利益沖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