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張帆, 史柳晏, 趙曉東, 劉躍華, 趙琨. 原發性免疫缺陷早期篩查和診斷衛生經濟學評價的系統評價. 中國循證醫學雜志, 2023, 23(2): 170-178. doi: 10.7507/1672-2531.202203086 復制
原發性免疫缺陷疾病（primary immunodeficiency diseases，PID）是指因遺傳因素導致免疫活性細胞和免疫活性分子發生缺陷而引起的免疫反應缺失或降低或機體免疫功能異常的一組罕見臨床綜合征[1]。PID疾病類型繁多，迄今發現430余種[2]，常見的類型有X-連鎖無丙種球蛋白血癥（X-linked agammaglobulinemia，XLA）、嚴重聯合免疫缺陷（severe combined immunodeficiency，SCID）、濕疹-血小板減少-免疫缺陷綜合征（Wiskott-Aldrich syndrome，WAS），慢性肉芽腫病（chronic granulomatous disease，CGD）等[3]。PID主要發生在兒童時期，大約40%起病于1歲以內，40%在5歲以內[4]，PID發病率介于1/5 000到1/50萬之間[5]。根據我國兒童PID分布和特征研究的單中心研究結果顯示，大概每2 850人中就有一人是PID患者[3]。
PID臨床癥狀嚴重且復雜并伴有多種疾病[6-8]，主要為機體抗感染功能低下，出現反復、嚴重、持久的感染或惡性腫瘤[2]，治療措施主要是進行造血干細胞移植（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HSCT）、基因治療、靜脈注射丙種球蛋白替代治療（intravenous immunoglobulin，IvIg）、抗感染治療等，診療時間長、費用高，給患者和社會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9-10]。早期篩查和診斷可有效提高患者生存率和生命質量，降低醫療費用[11-12]。有研究表明，SCID患兒在出生3個月內和3個月后診斷及進行HSCT，存活率分別為95%和76%，存在顯著差異[13]。美國由于PID患者未診斷每年造成400億美元的非必要醫療支出，未被診斷的PID患者每年平均比確診PID患者多花費醫療支出10.8萬美元[14]。
PID篩查和診斷手段成熟且多樣，臨床上，PID診斷主要依據患者臨床表現和實驗室免疫學檢測，以基因測序結果為主要確診標準[15]。部分發達國家與地區已將PID早期篩查納入到新生兒篩查中[11]。目前，中國PID相關流行病學和衛生經濟學研究較少，無法為政策制定者提供科學合理的證據，不利于相關政策的制定。因此，本文系統評價PID早期篩查、診斷的衛生經濟學評價，為后續中國PID早期篩查和診斷的決策提供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納入與排除標準
1.1.1 研究類型
衛生經濟學評價，包括直接成本分析、最小成本分析（cost minimization analysis，CMA）、成本-效果分析（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CEA）、成本-效用分析（cost-utility analysis，CUA）和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CBM）。
1.1.2 干預方案
干預措施為PID篩查或早期診斷；對照為不進行篩查或較晚診斷。
1.1.3 結局指標
包括篩查診斷或治療成本、增量成本-效果比（incremental cost effectiveness ratio，ICER）、凈效益、生命年（life year，LY）、質量調整生命年（quality-adjusted life year，QALY）、避免的死亡數量、住院天數等。
1.1.4 研究對象
PID患者。
1.1.5 排除標準
① 非中、英文文獻；② 重復發表或無法獲取全文的文獻；③ 無主要結局指標。
1.2 文獻檢索策略
計算機檢索Web of Science、CRD、PubMed、The Cochrane Library、CNKI、WanFang Data數據庫，搜集早期篩查、診斷PID的衛生經濟學評價，檢索時限均為建庫至2022年7月1日。檢索采用主題詞與自由詞相結合的方式進行，并根據各數據庫特點進行調整。同時檢索納入研究的參考文獻，以補充獲取相關資料。中文檢索詞包括：原發性免疫缺陷、X-連鎖無丙種球蛋白血癥、嚴重聯合免疫缺陷、濕疹-血小板減少-免疫缺陷綜合征、篩查、診斷、經濟學評價、成本-效果分析等；英文檢索詞包括：primary immunodeficiency diseases、X-linked agammaglobulinemia、severe combined immunodeficiency、Wiskott-Aldrich syndrome、screening、diagnosis、economic evaluation、cost effectiveness analysis等。
1.3 文獻篩選與資料提取
由2名研究者獨立篩選文獻、提取資料并交叉核對。如有分歧，則通過討論或與第三方協商解決。文獻篩選時首先閱讀文題，在排除明顯不相關的文獻后，進一步閱讀摘要和全文以確定是否納入。如有需要，通過郵件、電話聯系原始研究作者獲取未確定但對本研究非常重要的信息。資料提取內容包括：① 研究的基本特征：作者、發表年份、研究地區、研究類型、篩查技術、干預/對照措施等；② 方法學：經濟學研究類型、研究視角、研究模型、研究時限、成本類型、數據來源、主要效果指標、貼現率、成本-效果閾值等；③ 研究結果和結論：成本、效果/效益、增量成本-效果、是否具有衛生經濟性、敏感性分析結果等。
1.4 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評價
由2名研究者獨立評價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并交叉核對結果。偏倚風險評價參考衛生經濟學評價報告標準共識2022（consolidated health economic evaluation reporting standards 2022，CHEERS 2022）清單[16]內涉及偏倚風險的條目。
1.5 統計分析
采用Excel軟件將提取數據資料匯總歸納后，進行定性系統評價。
2 結果
2.1 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
初檢共獲得相關文獻388篇。經逐層篩選，最終納入10個衛生經濟學評價[17-26]。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見圖1。
圖1
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
*所檢索的數據庫及檢出文獻數具體如下：PubMed（
2.2 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和偏倚風險評價結果
表1
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圖2
納入研究的CHEERS 2022清單條目評價
2.3 衛生經濟學評價方法
納入研究的衛生經濟學評價方法見表2。模型研究主要采用CUA，而隊列研究則多為直接成本分析。8個研究[17-22,24,26]報導了研究視角，其中衛生體系角度7個[17,19-22,24,26]、社會角度1個[18]。研究大多僅納入直接醫療成本，包括篩查、診斷和治療費用。1個研究[20]除了直接醫療成本，還在敏感性分析中將生產力損失納入總成本中。1個研究[18]從全社會角度出發，分析SCID帶來的直接醫療成本、非直接醫療成本和間接成本，間接成本主要包括患者就診交通和家屬誤工費用。
表2
衛生經濟學評價方法
研究模型多采用決策樹模型，這是基于所評價的干預措施（診斷）及疾病特征（發病急、早期治療效果顯著）所決定的。隊列研究臨床結局指標數據多來自于篩查項目隊列數據、醫院數據庫、索賠數據庫等，模型研究臨床結局指標數據來源還包括文獻、專家意見、數據調查等。
研究時限范圍從18個月到終身。使用經濟學模型的研究均對成本和產出進行了貼現，貼現率1.5%～4%。
2.4 衛生經濟學評價基礎結果
在結果指標方面，納入研究的效果或效用指標包括LY、QALY、住院天數等；主要結局指標包括篩查診斷或治療成本、ICER、凈效益等。成本效用閾值則介于2～10萬美元/QALY之間。
納入的10個研究[17-26]均認為，與不篩查/有限篩查相比，在較高的閾值下，對SCID進行全面篩查與早期診斷很可能更具備成本-效果優勢，應納入當地新生兒篩查項目中。總體而言，全面篩查措施使診斷成本上漲，但降低了治療成本，并提供了可觀的效果/效用收益。2個研究[17-18]結果顯示全美范圍內的SCID新生兒篩查會增加約2 300萬美元成本，額外獲得800個LY收益，ICER低于設定的成本-效果閾值，具有經濟性優勢。1個研究[21]發現，當閾值設定為3萬英鎊/QALY時，在英國施行SCID新生兒篩查具有成本-效果的可能性為99%。2個研究[20,22]針對荷蘭的SCID篩查政策進行評估，并基于篩查項目開展后的真實世界數據對先前模型進行驗證，發現新生兒SCID篩查與診斷成本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相較于不篩查，不同篩查策略的ICER介于41 300～44 100歐元/QALY之間，而更少的重復就診可以帶來更高的經濟收益。
2個研究[23-24]報道了早期診斷并進行移植治療（3～3.5月前）的成本-效果優勢，結果發現，相較于早期診斷并移植，晚期診斷的平均治療成本約為前者的2～4倍，移植手術、抗感染治療、院內監護等各項直接醫療費用顯著增加。而早期移植治療能提高了患兒生存率，故全面篩查很可能具有成本-效果優勢。1個研究[25]也表明，在計入篩查成本后，早期篩查和治療仍具有衛生經濟優勢。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缺少高等級的流行病學證據，同時篩查的靈敏性和特異性具有不確定性，研究的基礎結果具有一定的限制與不確定性。納入研究的衛生經濟學評價結果見表3。
表3
納入研究的主要衛生經濟學評價結果
2.5 敏感性分析方法和結果
5個研究[17-21]進行了敏感性分析，結果發現SCID發病率、檢測敏感性和特異性等對結果影響較大，早期篩查具備成本-效果優勢的可能性較大，但仍存在不確定性（表4）。
表4
納入研究的敏感性分析方法和結果
3 討論
本文對PID篩查和診斷的經濟學研究進行系統評價，發現當前相關研究數量較少，且集中在SCID領域。一方面，SCID是PID的常見類型，發病率較其他PID高；另一方面，由于發病急、病死率高，早期診斷和治療的收益更大，SCID成為首先被考慮作為新生兒正式篩查項目的PID類型[27]。如美國從2008年開始針對SCID進行強制性新生兒篩查，目前SCID新生兒篩查已是全美政府公共衛生項目之一，覆蓋所有州，98%的新生兒均接受了篩查[28]。
相關研究大多發表于2011年之后，且均來自美國、歐洲等發達國家和地區。大多數研究使用T細胞受體刪除環（T cell receptor excision circle，TREC）方法進行篩查，對于TREC方法檢測陽性的樣本，部分研究通過流式細胞術（flow cytometry，FCM）、基因檢測或T細胞增殖進行確認。在國外，TREC作為早期快速篩查SCID的手段，價格便宜、靈敏度和特異性高，其聯合FCM已被廣泛使用。但在我國TREC并未普及，因其檢測成本較高。因此，在進行我國SCID、PID篩查和診斷的經濟學評估時，需要結合我國實際臨床路徑，對不同篩查方案的成本和覆蓋面等做出選擇。
研究角度的確定是衛生經濟學分析中的一個重要環節。納入研究大多從衛生體系角度出發，僅納入直接醫療成本，包括篩查、診斷和治療費用。而由于PID尤其是SCID發病年齡小，基層醫生認識不足，患兒確診前往往反復感染并需就診，給患兒家庭和社會造成更多經濟負擔，因此間接成本的考量也十分重要。
SCID作為一種罕見病，發病率低，施行大規模篩查和診斷費用高，但相關研究結果均顯示，早期篩查和診斷相較于不篩查或僅篩查有家族史的新生兒，具有成本-效果優勢的可能性大。這是由于SCID常出現反復感染且易并發多種疾病，治療費用高昂，未及時確診的患者預后差，而早期篩查和診斷后，及時進行HSCT可有效治愈部分患者，顯著降低患者后續治療費用，提升患者預期壽命，從而抵消部分篩查和診斷成本，成本效益明顯。
現有研究的篩查效率、臨床效果參數多來自于假設，這是因為PID作為罕見病，相關臨床試驗、隊列研究較少，而各國新生兒篩查政策的制定本身并不單純依賴于臨床研究結果，更多是基于政府責任、社會經濟水平及提高社會健康水平的需求。然而，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國每年新生兒數量眾多，開展PID或SCID篩查仍需花費較多成本，也可能存在較大的獲益。因此，為設計出適合我國具體情況的PID篩查及早期診斷策略，選擇適合的檢測方式、開展相關臨床研究以及經濟學研究仍十分重要。
本研究的局限性：① 檢索語言限制為中、英文，可能存在語言偏倚；② 藥物經濟學研究尚無公認的偏倚風險評價工具，本文采用CHEERS 2022清單條目進行評價，可能并不全面；③ 納入研究集中在SCID領域，且樣本數量少、參數不確定，無法得出準確結論。
綜上所述，當前證據顯示，早期診斷原發性免疫缺陷可以減少治療成本，提升患者效益。受納入研究數量和質量的限制，上述結論尚待更多高質量研究予以驗證。
原發性免疫缺陷疾病（primary immunodeficiency diseases，PID）是指因遺傳因素導致免疫活性細胞和免疫活性分子發生缺陷而引起的免疫反應缺失或降低或機體免疫功能異常的一組罕見臨床綜合征[1]。PID疾病類型繁多，迄今發現430余種[2]，常見的類型有X-連鎖無丙種球蛋白血癥（X-linked agammaglobulinemia，XLA）、嚴重聯合免疫缺陷（severe combined immunodeficiency，SCID）、濕疹-血小板減少-免疫缺陷綜合征（Wiskott-Aldrich syndrome，WAS），慢性肉芽腫病（chronic granulomatous disease，CGD）等[3]。PID主要發生在兒童時期，大約40%起病于1歲以內，40%在5歲以內[4]，PID發病率介于1/5 000到1/50萬之間[5]。根據我國兒童PID分布和特征研究的單中心研究結果顯示，大概每2 850人中就有一人是PID患者[3]。
PID臨床癥狀嚴重且復雜并伴有多種疾病[6-8]，主要為機體抗感染功能低下，出現反復、嚴重、持久的感染或惡性腫瘤[2]，治療措施主要是進行造血干細胞移植（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HSCT）、基因治療、靜脈注射丙種球蛋白替代治療（intravenous immunoglobulin，IvIg）、抗感染治療等，診療時間長、費用高，給患者和社會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9-10]。早期篩查和診斷可有效提高患者生存率和生命質量，降低醫療費用[11-12]。有研究表明，SCID患兒在出生3個月內和3個月后診斷及進行HSCT，存活率分別為95%和76%，存在顯著差異[13]。美國由于PID患者未診斷每年造成400億美元的非必要醫療支出，未被診斷的PID患者每年平均比確診PID患者多花費醫療支出10.8萬美元[14]。
PID篩查和診斷手段成熟且多樣，臨床上，PID診斷主要依據患者臨床表現和實驗室免疫學檢測，以基因測序結果為主要確診標準[15]。部分發達國家與地區已將PID早期篩查納入到新生兒篩查中[11]。目前，中國PID相關流行病學和衛生經濟學研究較少，無法為政策制定者提供科學合理的證據，不利于相關政策的制定。因此，本文系統評價PID早期篩查、診斷的衛生經濟學評價，為后續中國PID早期篩查和診斷的決策提供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納入與排除標準
1.1.1 研究類型
衛生經濟學評價，包括直接成本分析、最小成本分析（cost minimization analysis，CMA）、成本-效果分析（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CEA）、成本-效用分析（cost-utility analysis，CUA）和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CBM）。
1.1.2 干預方案
干預措施為PID篩查或早期診斷；對照為不進行篩查或較晚診斷。
1.1.3 結局指標
包括篩查診斷或治療成本、增量成本-效果比（incremental cost effectiveness ratio，ICER）、凈效益、生命年（life year，LY）、質量調整生命年（quality-adjusted life year，QALY）、避免的死亡數量、住院天數等。
1.1.4 研究對象
PID患者。
1.1.5 排除標準
① 非中、英文文獻；② 重復發表或無法獲取全文的文獻；③ 無主要結局指標。
1.2 文獻檢索策略
計算機檢索Web of Science、CRD、PubMed、The Cochrane Library、CNKI、WanFang Data數據庫，搜集早期篩查、診斷PID的衛生經濟學評價，檢索時限均為建庫至2022年7月1日。檢索采用主題詞與自由詞相結合的方式進行，并根據各數據庫特點進行調整。同時檢索納入研究的參考文獻，以補充獲取相關資料。中文檢索詞包括：原發性免疫缺陷、X-連鎖無丙種球蛋白血癥、嚴重聯合免疫缺陷、濕疹-血小板減少-免疫缺陷綜合征、篩查、診斷、經濟學評價、成本-效果分析等；英文檢索詞包括：primary immunodeficiency diseases、X-linked agammaglobulinemia、severe combined immunodeficiency、Wiskott-Aldrich syndrome、screening、diagnosis、economic evaluation、cost effectiveness analysis等。
1.3 文獻篩選與資料提取
由2名研究者獨立篩選文獻、提取資料并交叉核對。如有分歧，則通過討論或與第三方協商解決。文獻篩選時首先閱讀文題，在排除明顯不相關的文獻后，進一步閱讀摘要和全文以確定是否納入。如有需要，通過郵件、電話聯系原始研究作者獲取未確定但對本研究非常重要的信息。資料提取內容包括：① 研究的基本特征：作者、發表年份、研究地區、研究類型、篩查技術、干預/對照措施等；② 方法學：經濟學研究類型、研究視角、研究模型、研究時限、成本類型、數據來源、主要效果指標、貼現率、成本-效果閾值等；③ 研究結果和結論：成本、效果/效益、增量成本-效果、是否具有衛生經濟性、敏感性分析結果等。
1.4 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評價
由2名研究者獨立評價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并交叉核對結果。偏倚風險評價參考衛生經濟學評價報告標準共識2022（consolidated health economic evaluation reporting standards 2022，CHEERS 2022）清單[16]內涉及偏倚風險的條目。
1.5 統計分析
采用Excel軟件將提取數據資料匯總歸納后，進行定性系統評價。
2 結果
2.1 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
初檢共獲得相關文獻388篇。經逐層篩選，最終納入10個衛生經濟學評價[17-26]。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見圖1。
圖1
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
*所檢索的數據庫及檢出文獻數具體如下：PubMed（
2.2 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和偏倚風險評價結果
表1
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圖2
納入研究的CHEERS 2022清單條目評價
2.3 衛生經濟學評價方法
納入研究的衛生經濟學評價方法見表2。模型研究主要采用CUA，而隊列研究則多為直接成本分析。8個研究[17-22,24,26]報導了研究視角，其中衛生體系角度7個[17,19-22,24,26]、社會角度1個[18]。研究大多僅納入直接醫療成本，包括篩查、診斷和治療費用。1個研究[20]除了直接醫療成本，還在敏感性分析中將生產力損失納入總成本中。1個研究[18]從全社會角度出發，分析SCID帶來的直接醫療成本、非直接醫療成本和間接成本，間接成本主要包括患者就診交通和家屬誤工費用。
表2
衛生經濟學評價方法
研究模型多采用決策樹模型，這是基于所評價的干預措施（診斷）及疾病特征（發病急、早期治療效果顯著）所決定的。隊列研究臨床結局指標數據多來自于篩查項目隊列數據、醫院數據庫、索賠數據庫等，模型研究臨床結局指標數據來源還包括文獻、專家意見、數據調查等。
研究時限范圍從18個月到終身。使用經濟學模型的研究均對成本和產出進行了貼現，貼現率1.5%～4%。
2.4 衛生經濟學評價基礎結果
在結果指標方面，納入研究的效果或效用指標包括LY、QALY、住院天數等；主要結局指標包括篩查診斷或治療成本、ICER、凈效益等。成本效用閾值則介于2～10萬美元/QALY之間。
納入的10個研究[17-26]均認為，與不篩查/有限篩查相比，在較高的閾值下，對SCID進行全面篩查與早期診斷很可能更具備成本-效果優勢，應納入當地新生兒篩查項目中。總體而言，全面篩查措施使診斷成本上漲，但降低了治療成本，并提供了可觀的效果/效用收益。2個研究[17-18]結果顯示全美范圍內的SCID新生兒篩查會增加約2 300萬美元成本，額外獲得800個LY收益，ICER低于設定的成本-效果閾值，具有經濟性優勢。1個研究[21]發現，當閾值設定為3萬英鎊/QALY時，在英國施行SCID新生兒篩查具有成本-效果的可能性為99%。2個研究[20,22]針對荷蘭的SCID篩查政策進行評估，并基于篩查項目開展后的真實世界數據對先前模型進行驗證，發現新生兒SCID篩查與診斷成本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相較于不篩查，不同篩查策略的ICER介于41 300～44 100歐元/QALY之間，而更少的重復就診可以帶來更高的經濟收益。
2個研究[23-24]報道了早期診斷并進行移植治療（3～3.5月前）的成本-效果優勢，結果發現，相較于早期診斷并移植，晚期診斷的平均治療成本約為前者的2～4倍，移植手術、抗感染治療、院內監護等各項直接醫療費用顯著增加。而早期移植治療能提高了患兒生存率，故全面篩查很可能具有成本-效果優勢。1個研究[25]也表明，在計入篩查成本后，早期篩查和治療仍具有衛生經濟優勢。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缺少高等級的流行病學證據，同時篩查的靈敏性和特異性具有不確定性，研究的基礎結果具有一定的限制與不確定性。納入研究的衛生經濟學評價結果見表3。
表3
納入研究的主要衛生經濟學評價結果
2.5 敏感性分析方法和結果
5個研究[17-21]進行了敏感性分析，結果發現SCID發病率、檢測敏感性和特異性等對結果影響較大，早期篩查具備成本-效果優勢的可能性較大，但仍存在不確定性（表4）。
表4
納入研究的敏感性分析方法和結果
3 討論
本文對PID篩查和診斷的經濟學研究進行系統評價，發現當前相關研究數量較少，且集中在SCID領域。一方面，SCID是PID的常見類型，發病率較其他PID高；另一方面，由于發病急、病死率高，早期診斷和治療的收益更大，SCID成為首先被考慮作為新生兒正式篩查項目的PID類型[27]。如美國從2008年開始針對SCID進行強制性新生兒篩查，目前SCID新生兒篩查已是全美政府公共衛生項目之一，覆蓋所有州，98%的新生兒均接受了篩查[28]。
相關研究大多發表于2011年之后，且均來自美國、歐洲等發達國家和地區。大多數研究使用T細胞受體刪除環（T cell receptor excision circle，TREC）方法進行篩查，對于TREC方法檢測陽性的樣本，部分研究通過流式細胞術（flow cytometry，FCM）、基因檢測或T細胞增殖進行確認。在國外，TREC作為早期快速篩查SCID的手段，價格便宜、靈敏度和特異性高，其聯合FCM已被廣泛使用。但在我國TREC并未普及，因其檢測成本較高。因此，在進行我國SCID、PID篩查和診斷的經濟學評估時，需要結合我國實際臨床路徑，對不同篩查方案的成本和覆蓋面等做出選擇。
研究角度的確定是衛生經濟學分析中的一個重要環節。納入研究大多從衛生體系角度出發，僅納入直接醫療成本，包括篩查、診斷和治療費用。而由于PID尤其是SCID發病年齡小，基層醫生認識不足，患兒確診前往往反復感染并需就診，給患兒家庭和社會造成更多經濟負擔，因此間接成本的考量也十分重要。
SCID作為一種罕見病，發病率低，施行大規模篩查和診斷費用高，但相關研究結果均顯示，早期篩查和診斷相較于不篩查或僅篩查有家族史的新生兒，具有成本-效果優勢的可能性大。這是由于SCID常出現反復感染且易并發多種疾病，治療費用高昂，未及時確診的患者預后差，而早期篩查和診斷后，及時進行HSCT可有效治愈部分患者，顯著降低患者后續治療費用，提升患者預期壽命，從而抵消部分篩查和診斷成本，成本效益明顯。
現有研究的篩查效率、臨床效果參數多來自于假設，這是因為PID作為罕見病，相關臨床試驗、隊列研究較少，而各國新生兒篩查政策的制定本身并不單純依賴于臨床研究結果，更多是基于政府責任、社會經濟水平及提高社會健康水平的需求。然而，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國每年新生兒數量眾多，開展PID或SCID篩查仍需花費較多成本，也可能存在較大的獲益。因此，為設計出適合我國具體情況的PID篩查及早期診斷策略，選擇適合的檢測方式、開展相關臨床研究以及經濟學研究仍十分重要。
本研究的局限性：① 檢索語言限制為中、英文，可能存在語言偏倚；② 藥物經濟學研究尚無公認的偏倚風險評價工具，本文采用CHEERS 2022清單條目進行評價，可能并不全面；③ 納入研究集中在SCID領域，且樣本數量少、參數不確定，無法得出準確結論。
綜上所述，當前證據顯示，早期診斷原發性免疫缺陷可以減少治療成本，提升患者效益。受納入研究數量和質量的限制，上述結論尚待更多高質量研究予以驗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