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為了減少DeBakey-Ⅰ型夾層動脈瘤患者術后神經系統及其他系統并發癥, 探討其灌注方法. 方法 20例 DeBakey-Ⅰ型動脈瘤患者均采用中深度低溫停循環選擇性腦灌注和下半身灌注技術行象鼻手術. 結果全組患者無死亡,1例由于病變壓迫髂總動脈而致術后發生第4胸椎以下軟癱,1例術后發生急性腎功能衰竭,其余患者無任何術后并發癥,痊愈出院. 結論中深度低溫停循環選擇性腦灌注和下半身灌注技術可以延長大腦和脊髓的安全保護時限,減少術后并發癥,并有效地配合完成手術,提高手術療效.
烏司他丁(尿胰蛋白酶抑制劑)是由143個氨基酸組成,分子量為66 464u的酸性蛋白質,其凍干品為白色或淡褐色塊狀物或粉末;是從健康男性尿中分離純化的糖蛋白,它有多種特殊的藥理性質,為一種廣譜酶抑制劑,對多種酶、糖和脂水解酶有抑制作用.在體外循環過程中由于機體處于一種非生理狀態下,同時伴有缺血、缺氧和各種酶、炎性介質、自由基的大量釋放,導致機體心臟、肺、腎等重要器官和血管內皮損傷.烏司他丁作為一種蛋白酶抑制劑能較為有效的競爭性或非競爭性抑制由體外循環非生理作用引發的一系列酶以及炎性介質的釋放,同時起到保護機體重要器官的作用.
深低溫停循環（deep hypothermic circulatory arrest，DHCA）技術是復雜主動脈弓手術、先天性心臟畸形手術、肺動脈內膜剝脫術等操作中的基礎性器官保護手段。建立 DHCA 大鼠模型有助于深入探究 DHCA 對機體的影響及其病理生理過程。但在模型建立過程中存在圍實驗期監測不完善、管理不精確、肝素化不規范等問題，有必要就 DHCA 大鼠模型相關文獻進行綜述，以期建立操作規范、標準明確、技術成熟的 DHCA 大鼠模型。
摘要： 目的 研究在常溫成人體外循環(CPB)模型中，評估不同狀態下側路的分流量。 方法 按4種不同的分流狀態模擬成人體外循環，主要包括：人工心肺機、變溫水箱、體外循環管路、成人膜式氧合器和動脈濾器。狀態1：動脈濾器排氣管開放狀態；狀態2：濾器排氣管和6.5 mm直徑管連接血液超濾器開放狀態；狀態3：濾器排氣管和5 mm直徑管連接血液超濾器開放狀態；狀態4：濾器排氣管和含血心臟停搏液側路開放狀態。使用超聲流量計記錄氧合器前和濾器后流量，同時記錄動脈濾器后以及濾器分流管的壓力。 結果 在狀態1下，當泵流量不變時，分流率隨著濾器后壓力升高而逐漸升高；當濾器后壓力不變時，分流率隨著泵流量的增加而逐漸降低；當泵流量恒定時，動脈濾器排氣管壓力隨著濾器后壓力升高而升高。在狀態2下的分流量最大；狀態3和狀態4分流量差別不大；在4種狀態下，分流管壓力均小于濾器后壓力。 結論 在不同分流側路開放狀態下，會產生從動脈管路的分流；在低流量和高濾器后壓力狀態下，分流量增加明顯。在動脈濾器后安裝超聲流量計有助于精確監測灌注流量變化。
目的 探討DeBakeyⅢ型主動脈夾層外科治療的體外循環管理方法，以減少術后并發癥的發生。方法 22例急、慢性DeBakeyⅢ型主動脈夾層患者行外科治療，其中6例應用常溫股（髂）動脈-股靜脈轉流方法行動脈瘤切除和人工血管置換，11例采用深低溫停循環下行部分胸主動脈、全部胸主動脈或胸腹主動脈人工血管置換，5例采用血泵法全血回收＋股動脈輸入技術行人工血管置換。結果 常溫股動脈0股靜脈轉流患者體外循環轉流時間30．8±6．1min，庫血用量560±120ml；深低溫停循環患者最低鼻咽溫15～18℃，體外循環時間168．5±47．3min，庫血用量1028±350ml；血液回收＋股動脈輸入患者無1例輸入庫血。全組患者氣管內插管時間17．4±4．8h，ICU停留時間2．9±1．8d；住院期間無死亡，無重要器官并發癥發生。結論 針對DeBakeyⅢ型主動脈夾層的外科治療，合理采用不同的體外循環管理方法，可有效地減少術后的病死率和并發癥發生率。
目的 總結在深低溫下行肺動脈取栓術體外循環管理的經驗。方法 7例急性肺栓塞患者均在深低溫低流量和深低溫停循環下行肺動脈取栓術，并通過間斷恢復血流，延遲復溫，藥物處理等技術，保護患者的心、腦、肺、腎等功能。結果 1例由于體外循環時間較長(335分鐘)，且心功能較差，靜脈血氧飽和度不能有效的維持，脫機困難，使用了體外膜肺支持，最終因多器官功能衰竭而死亡。1例因肺水腫施行二次肺動脈環縮術后，肺水腫明顯改善；其他患者術后恢復順利。結論 在深低溫體外循環下行肺動脈取栓術是安全有效的方法。
目的回顧最近2年急診體外循環病例,分析其特點并總結經驗. 方法收集1998～1999年間共97例急診體外循環心血管手術臨床資料,其中動脈瘤20例,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15例,粘液瘤17例,心瓣膜置換術16例,先天性心臟病急性缺氧發作18例,大血管破裂出血6例,心室輔助3例,主動脈竇瘤破裂2例,涉及多種體外循環方法的應用. 結果早期主要并發癥為低心排血量、出血、短時間的神經系統功能障礙,共20例,占20.6%;死亡8例,占8.2%;其余患者順利出院,目前正接受長期隨訪. 結論 急診體外循環在心血管急診手術中非常重要,快速建立體外循環,針對不同病情采取相應措施是手術成功和減少并發癥的關鍵。
目的 通過離體缺血-再灌注心臟模型，觀察缺血預處理（IPC）、缺血后處理（IPO）和肢體遠端預處理（RIPC）后心臟microRNA1 （miRNA-1）和microRNA21 （miRNA-21）的表達變化，以及它們所調控靶蛋白熱休克蛋白70 （HSP70）和程序性細胞死亡4 （PDCD4）表達變化，期望從miRNA調控水平揭示心臟的內源性保護機制。 方法 取Sprague-Dawley （SD）大鼠心臟，建立離體Langendorff心肌缺血-再灌注模型，隨機分為4組（每組12只），對照組、IPC組、IPO組和RIPC組。檢測各組血流動力學指標，蛋白印跡法（Western blotting）檢測PDCD4、HSP70、B細胞淋巴瘤/白血病-2 （Bcl-2） 和Bcl-2相關X蛋白（Bax）含量，taqman探針法檢測miRNA-1和miRNA-21含量，末端脫氧核苷酸轉移酶介導的原位缺口標記法（TUNEL） 檢測心肌細胞凋亡，2，3，5-氯化三苯基四氮唑（TTC） 法檢測心肌梗死面積。 結果 IPC組心肌的 miRNA-1和miRNA-21表達明顯高于對照組，但RIPC組和IPO組心肌的miRNA-1表達較對照組明顯降低 （P＜0.05）。IPC組、RIPC組和IPO組心肌中HSP70、PDCD4和Bax蛋白含量較對照組明顯減少（P＜0.05），Bcl-2蛋白含量各組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IPC組、RIPC組和IPO組左室心肌梗死面積/左室總面積以及心肌細胞凋亡率明顯低于對照組（P＜0.05）。 結論 miRNA-1和miRNA-21在缺血預處理、缺血后處理和遠端預處理后，表達變化是不同的，同時各處理組中miRNA與其靶蛋白并不都是負性調節關系。
目的評估負壓調節器輔助靜脈引流在體外循環心臟直視手術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方法入選2017年11月17日—2018年10月1日3 個中心的 180 例患者，按照 1∶1 比例隨機分配到負壓輔助靜脈引流組（VAVD 組）和重力引流組（GD 組）。在心臟直視手術體外循環過程中時，VAVD 組完全依賴負壓控制器實現靜脈引流，GD 組采用常規重力引流。主要研究終點為在體外循環開始降溫時、主動脈阻斷 15 min 后、復溫至鼻咽溫 36℃ 時動脈管流量。次要有效性終點包括紅細胞壓積、血紅蛋白濃度、血制品輸注等。安全性終點包括游離血紅蛋白濃度等。結果最終本試驗全分析集共 175 例患者，其中 VAVD 組 87 例、GD 組 88 例。VAVD 組患者年齡（52.8±12.0）歲，男性占比 55.2%；GD 組患者年齡（51.4±12.1）歲，男性占比 59.1%。兩組人口學特征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在體外循環轉流中，應用負壓輔助靜脈引流可以提供的動脈灌注流量與常規重力引流相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3 次時間點均數：（2.37±0.22）L/（min·m2） vs. （2.41±0.25）L/（min·m2），P=0.271］，同時，VAVD 并未引起游離血紅蛋白濃度升高。結論體外循環下心臟直視手術應用負壓調節器可以得到有效的靜脈引流，同時，不升高游離血紅蛋白濃度，不加重血液破壞。
目的描述阜外醫院體外膜氧合（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ECMO）用于主動脈手術患者的結局并總結經驗。方法回顧性分析阜外醫院2009年—2020年22例主動脈手術后ECMO輔助患者的臨床資料，其中主動脈夾層手術患者17例（夾層組）、非主動脈夾層手術患者5例（非夾層組），比較兩組患者在院生存率及隨訪生存率并分析死亡原因。結果夾層組和非夾層組患者年齡分別為54（46，61）歲和51（41，65）歲（P=0.969），夾層組和非夾層組中男性患者分別有13例和3例（P=0.585）。夾層組院內生存率（11.8% vs. 100%，P=0.001）和隨訪生存率（11.8% vs. 80%，P=0.009）明顯低于非夾層組患者。夾層組患者院內死亡原因包括大出血和彌散性血管內凝血（3例）、左心室血栓形成（1例）、不可逆腦損傷（2例）、內臟灌注不良綜合征（4例）、不可逆心臟損傷（5例）。結論ECMO用于主動脈夾層術后患者死亡率高、管理難度大，與主動脈夾層疾病特點及手術后出凝血障礙有關。對于這類患者更應謹慎把握其適應證，優化管理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