鹽皮質激素受體（MR）屬于核受體超家族，在視網膜和脈絡膜中均有表達。MR拮抗劑（MRA）在非眼科臨床上已有較長的應用史。多種細胞和動物模型顯示，異常激活MR參與眼底病理性血管新生、氧化應激、炎癥、水鹽平衡紊亂、神經退行性改變等一系列病理生理過程，應用MRA可緩解或抑制這些病理過程。中心性漿液性脈絡膜視網膜病變（CSC）患者使用MRA治療后，患者視功能改善、視網膜下積液減少、中心凹下脈絡膜厚度降低。慢性CSC患者MR的單核苷酸多態性和血漿中醛固酮水平與可自發緩解的CSC患者相比均有顯著性差異。MRA眼部緩釋劑型和炎癥相關機制的研究可能成為眼底MR研究的新熱點。了解MR和MRA在眼底疾病中的研究現狀，以期為之后的基礎研究和臨床治療提供參考。
引用本文： 李欣馨, 許迅. 鹽皮質激素受體在眼底疾病中的研究進展. 中華眼底病雜志, 2018, 34(1): 96-99. doi: 10.3760/cma.j.issn.1005-1015.2018.01.029 復制
常見的眼底疾病包括糖尿病視網膜病變、視網膜靜脈阻塞、老年性黃斑變性（AMD）、息肉樣脈絡膜血管病變（PCV）、中心性漿液性脈絡膜視網膜病變（CSC）等；視網膜和脈絡膜的血管通透性增加和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EGF）增加為其重要的發病機制[1-4]。近年來，鹽皮質激素受體（MR）在眼底疾病中的作用逐漸被關注，除經典的參與水鹽平衡調節作用外，也與血管新生、炎癥、神經退行性改變等病理過程相關，更與糖皮質激素及其受體相互影響。MR的異常激活在眾多眼底疾病的發病過程中起重要作用，應用MR拮抗劑（MRA）可抑制其病理過程[5]。現就MR在眼底疾病中的研究現狀和進展作一綜述。
1 MR的生物學特性和分布
MR屬于核受體超家族，是由984個氨基酸組成的跨膜蛋白。其擁有5個不同的結構區，N端的A/B區有自身激活作用；C區是高度保守的擁有兩個鋅指（zinc fingers）結構的DNA結合區；D區為親水區，起到連接C區和E區的作用；C端的E區為配體結合區，介導配體結合，與熱休克蛋白作用，二聚，激素依賴活化等多種功能[6-8]。糖皮質激素和鹽皮質激素均對糖皮質激素受體（GR）和MR有著類似的親和力，兩者均可結合并激活MR。在體內，鹽皮質激素的濃度大約只有糖皮質激素濃度的千分之一，MR作用的正常發揮依賴局部的11β-類固醇脫氫酶（11β-HSD2）將糖皮質激素從高活性、可以激活MR的皮質醇（cortisol）脫氫變為低活性、不可激活MR的皮質酮（cortisone），保證生理濃度的鹽皮質激素醛固酮與MR正常作用，進而激活下游的激素依賴元件引發下游信號轉導，避免糖皮質激素過度激活MR；而 11β-HSD1又可以在細胞質中將皮質酮重新還原為皮質醇，從而又保證GR的正常作用[9, 10]。因此，MR功能的正常發揮與皮質激素濃度，11β-HSD等因素密切相關；體內部分位點的MR是非功能性的，這些位點表達MR但不表達11β-HSD2[11]。
遠端腎小管是MR最經典的作用位點。MR被激活后可以進一步激活下游的鈉鉀離子通道和水蛋白等，調節水鈉重吸收和鉀的分泌，從而調節水鹽平衡，維持血壓[12, 13]。MR的異常激活不僅可以引起血壓升高，還參與心肌纖維化、肥胖、動脈硬化、表皮萎縮、炎癥、應激等病理生理過程[11, 14, 15]。
在眼部，角膜、晶體、視網膜、虹膜、睫狀體和脈絡膜中均可檢測到MR的表達[16-18]。視網膜中MR表達于節細胞層、內核層、視網膜色素上皮層和光感受器；脈絡膜中MR表達于血管內皮細胞[3]。
2 MRA的分類和功能
由于MR的異常激活參與諸多病理過程，多種MRA在臨床上被長期廣泛應用于高血壓和心力衰竭的治療，是一種保鉀利尿劑[15]。MRA按照其分子結構主要可以分為甾體類和非甾體類。
甾體類MRA臨床應用較廣泛，主要包括螺內酯（spironolactone），eplerenone、carenoate；除上述人工合成的MRA外，孕酮為天然MRA。螺內酯是最早被研制出的MRA，也是目前在國內唯一批準臨床使用的MRA 。螺內酯的選擇性較低，半衰期約為12～14 h，與雄激素受體和孕酮受體有交叉反應，高劑量使用時會對GR造成影響。少數患者使用后可發生低鉀血癥、男性乳房發育、女性月經紊亂、性功能障礙等副作用[19-21]。由于高血壓、心肌梗死等臨床上常規使用MRA治療的疾病發展均與體內雌激素含量顯著相關（男性及絕經后女性高發），部分學者認為可與雌孕激素受體交叉反應的螺內酯在臨床治療方面有更好的效果，未觀察到副反應時可優先使用螺內酯；將選擇性較低的螺內酯作為研究對象也有助于尋找更多與疾病相關的分子信號通路[22, 23]。Eplerenone為第二代MRA，目前臨床使用僅有10余年；其半衰期為4 h，選擇性遠高于螺內酯，因此副作用發生比例低，但同時其效力也遠低于螺內酯（僅為后者約1/40），相同條件下100 mg eplerenone的藥效約相當于50～75 mg螺內酯[20, 21, 24]。Carenoate僅在少數國家被批準使用，臨床資料較前兩者少，被認為是螺內酯的活化形式，在上市國家中其注射劑型使用更為廣泛[25]。
研制高選擇性與高效力并存的MRA是近10年的熱點，多種非甾體類化合物進入人們的視線。二氫吡啶（L型鈣通道拮抗劑）在體內外實驗均顯示了MRA的治療作用[20]。Finerenone（拜耳藥業BAY 94-8892）已通過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臨床試驗Ⅱa期，目前處于治療心力衰竭和糖尿病腎病的臨床試驗Ⅱb期[26-28]。此外，輝瑞藥業的PF-03882845 和日本住友制藥的SM-368229也處于臨床試驗階段[29]。
3 MR和MRA在眼底疾病中的作用和機制
3.1 細胞與動物模型
研究表明，使用醛固酮或醛固酮聯合氯化鈉等可異常激活MR，在多種細胞動物模型中均可誘導多種視網膜和（或）脈絡膜病理生理改變；在存在MR異常激活的病理模型中使用MRA，可逆轉或緩解相應的病理改變。
在小鼠氧誘導視網膜病變模型中，造模12 d后連續7 d聯合使用醛固酮（側腹部微量泵注射0.75 μg/h）和氯化鈉（母鼠1%高鹽飲用水），與對照組小鼠比較，模型鼠可觀察到血管計數及白細胞淤滯顯著增加，這些作用均可被螺內酯顯著性抑制。鹽皮質激素還可顯著增加單核細胞趨化蛋白-1、尼克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磷酸氧化酶4的表達并降低葡萄糖-6-磷酸脫氫酶的表達[17]。此研究發現視網膜中存在功能性MR-醛固酮系統且參與視網膜病理性血管新生和氧化應激，為后續更多有關MR的研究奠定了基礎。Zhao等[30]首次從蛋白層面證實11β-HSD2在視網膜和脈絡膜中的表達，進一步證明眼底的MR是功能性的。此外，MR在視網膜水鹽平衡中的重要作用及部分作用機制也被揭示。對視網膜水鹽平衡起重要作用的視網膜Müller細胞與MR-醛固酮系統密切相關。在原代培養的大鼠視網膜Müller細胞中加入醛固酮處理，可觀察到鈉離子通道ENaC-α增加6.5倍，鉀離子通道Kir4.1增加1.9倍，水通道蛋白4增加2.9倍[30]。在大鼠玻璃體腔內注射醛固酮后，可觀察到大鼠神經視網膜厚度明顯增加，液體在外核層積累并誘導Kir4.1向外界膜移動[30]。MR同樣影響脈絡膜血管。玻璃體腔注射醛固酮可以造成脈絡膜血管擴張和分布于內皮細胞的鉀離子通道KCa2.3增加，且血管擴張的現象在使用MRA carenoate或KCa2.3特異性抑制劑后消失，說明MR通過KCa2.3影響脈絡膜血管[31]。視網膜節細胞（RGC）負責將視覺信息傳遞給中樞神經系統，而MR異常激活可對RGC造成破壞。玻璃體腔注射醛固酮后，RGC的數量有所下降，可觀察到RGC的死亡和視神經的退行性改變，表明MR過度激活對視功能存在潛在威脅[32]。長期醛固酮灌注也可在不改變眼壓的情況下造成RGC的死亡和視神經的退行性病變[33]。在視網膜缺血再灌注模型中，也可觀察到醛固酮對視網膜厚度增加有所影響，螺內酯可減輕缺血對視網膜造成的不良影響[32]。
3.2 臨床應用
Zhao等[31]首先將MRA應用于2例無自發緩解趨勢的CSC患者，患者口服eplerenone （25 mg/d）1個月后，視網膜下液（SRF）均消失且視力提高。此后，更為完善的臨床研究證實了MRA有助于恢復CSC患者的視功能和視網膜解剖形態。Bousquet等[34]首次進行了一項前瞻性隨機雙盲對照研究，納入觀察的16例CSC患者的16只眼研究結果顯示，持續口服使用螺內酯（50 mg/d）可以顯著減少SRF和中心凹下脈絡膜厚度（SFCT）。Ghadiali等[35]首次將MRA長期應用于慢性CSC患者，應用螺內酯或eplerenone 12個月之后，患者最佳矯正視力（BCVA）顯著提高，SRF顯著減少，但SFCT和黃斑厚度未有明顯改變。其他研究中心對應用MRA于CSC患者也取得了類似的結果[36-41]。基于這些臨床試驗結果，學者們對于CSC的發病機制有了更多假設并得到了進一步證實。Gong等[42]發現，與可自發緩解的CSC患者相比，無自發緩解趨勢的CSC患者血清中醛固酮的濃度有顯著提高，提示MR持續異常激活與CSC病程遷延不緩解的關聯。此外，MR的單體型也與慢性CSC相關，一項基于336位慢性CSC患者的基因研究顯示，影響NR3C2基因（即MR）活性的單核苷酸多態性與慢性CSC的發生顯著相關，等位位點為rs2070951或rs5522可顯著提高慢性CSC發生風險；而影響NR3C1基因（即GR）活性的單核苷酸多態性與慢性CSC的發生無顯著性關系[43]。
近期，Kapoor和Sim[44]對一組新生血管性AMD （nAMD）患者應用MRA聯合抗VEGF治療（口服螺內酯50 mg/d），結果顯示，與單純使用抗VEGF藥物相比，聯合治療者視力提高且SRF減少，但CNV依然存在。提示MRA有望成為治療nAMD的輔助藥物。目前MRA應用于nAMD患者治療的多個研究正在國內外臨床試驗中。然而MRA在其他眼底疾病中的應用尚缺少相關報道，有待進一步臨床研究。
4 問題與展望
盡管MR異常激活與眼底疾病的關聯被逐步發現，MRA在眼科臨床的應用也逐漸受到重視，仍然存在一些問題值得探討。（1）MRA在體內半衰期較短（螺內酯為12～14 h），無論基礎還是臨床試驗中都需要至少1次/d甚至更高的給藥頻率，臨床中口服給藥的方式也意味著少數患者產生全身副反應的不可避免性[20]。近期研究顯示，載有螺內酯的聚乳酸-乙醇酸共聚物（PLGA）微球體在體外可穩定釋放螺內酯30 d以上。大鼠玻璃體腔注射低濃度載有螺內酯的PLGA微球體（2 mg/ml）后，視網膜電圖檢查結果正常，小膠質細胞和（或）巨噬細胞激活較少，提示PLGA微球體生物耐受性較好，有望成為眼部緩釋給藥劑型，但其應用于臨床仍需要更多體內外實驗證實[45]。（2）眼底疾病發病機制具有復雜性和多風險性，MRA與疾病發生發展的關系仍未完全明確，仍需要更多研究數據揭示其完整作用機制。以目前研究較多的CSC為例，反復發作的CSC也對視功能有一定影響，但此類患者血清中醛固酮水平及MR、GR的單核苷酸多態性與可自發緩解的CSC患者相比是否有差異仍然未知[46]。此外，在眼底，MR參與炎癥的相關研究仍較為有限，MR過度激活是否與腫瘤壞死因子-α、干擾素-γ等經典炎癥相關因子有關尚不清楚[18]。（3）臨床中對于eplerenone和螺內酯的優劣性比較尚存在爭議，有研究顯示螺內酯相較于eplerenone可更多提高患者的BCVA，但兩者對SRF的吸收效果相當[47, 48]。由于eplerenone尚未被中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準上市，eplerenone在中國人群中的使用效果尚不得而知，待其上市后還需要進一步的臨床試驗來證實其療效。
常見的眼底疾病包括糖尿病視網膜病變、視網膜靜脈阻塞、老年性黃斑變性（AMD）、息肉樣脈絡膜血管病變（PCV）、中心性漿液性脈絡膜視網膜病變（CSC）等；視網膜和脈絡膜的血管通透性增加和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EGF）增加為其重要的發病機制[1-4]。近年來，鹽皮質激素受體（MR）在眼底疾病中的作用逐漸被關注，除經典的參與水鹽平衡調節作用外，也與血管新生、炎癥、神經退行性改變等病理過程相關，更與糖皮質激素及其受體相互影響。MR的異常激活在眾多眼底疾病的發病過程中起重要作用，應用MR拮抗劑（MRA）可抑制其病理過程[5]。現就MR在眼底疾病中的研究現狀和進展作一綜述。
1 MR的生物學特性和分布
MR屬于核受體超家族，是由984個氨基酸組成的跨膜蛋白。其擁有5個不同的結構區，N端的A/B區有自身激活作用；C區是高度保守的擁有兩個鋅指（zinc fingers）結構的DNA結合區；D區為親水區，起到連接C區和E區的作用；C端的E區為配體結合區，介導配體結合，與熱休克蛋白作用，二聚，激素依賴活化等多種功能[6-8]。糖皮質激素和鹽皮質激素均對糖皮質激素受體（GR）和MR有著類似的親和力，兩者均可結合并激活MR。在體內，鹽皮質激素的濃度大約只有糖皮質激素濃度的千分之一，MR作用的正常發揮依賴局部的11β-類固醇脫氫酶（11β-HSD2）將糖皮質激素從高活性、可以激活MR的皮質醇（cortisol）脫氫變為低活性、不可激活MR的皮質酮（cortisone），保證生理濃度的鹽皮質激素醛固酮與MR正常作用，進而激活下游的激素依賴元件引發下游信號轉導，避免糖皮質激素過度激活MR；而 11β-HSD1又可以在細胞質中將皮質酮重新還原為皮質醇，從而又保證GR的正常作用[9, 10]。因此，MR功能的正常發揮與皮質激素濃度，11β-HSD等因素密切相關；體內部分位點的MR是非功能性的，這些位點表達MR但不表達11β-HSD2[11]。
遠端腎小管是MR最經典的作用位點。MR被激活后可以進一步激活下游的鈉鉀離子通道和水蛋白等，調節水鈉重吸收和鉀的分泌，從而調節水鹽平衡，維持血壓[12, 13]。MR的異常激活不僅可以引起血壓升高，還參與心肌纖維化、肥胖、動脈硬化、表皮萎縮、炎癥、應激等病理生理過程[11, 14, 15]。
在眼部，角膜、晶體、視網膜、虹膜、睫狀體和脈絡膜中均可檢測到MR的表達[16-18]。視網膜中MR表達于節細胞層、內核層、視網膜色素上皮層和光感受器；脈絡膜中MR表達于血管內皮細胞[3]。
2 MRA的分類和功能
由于MR的異常激活參與諸多病理過程，多種MRA在臨床上被長期廣泛應用于高血壓和心力衰竭的治療，是一種保鉀利尿劑[15]。MRA按照其分子結構主要可以分為甾體類和非甾體類。
甾體類MRA臨床應用較廣泛，主要包括螺內酯（spironolactone），eplerenone、carenoate；除上述人工合成的MRA外，孕酮為天然MRA。螺內酯是最早被研制出的MRA，也是目前在國內唯一批準臨床使用的MRA 。螺內酯的選擇性較低，半衰期約為12～14 h，與雄激素受體和孕酮受體有交叉反應，高劑量使用時會對GR造成影響。少數患者使用后可發生低鉀血癥、男性乳房發育、女性月經紊亂、性功能障礙等副作用[19-21]。由于高血壓、心肌梗死等臨床上常規使用MRA治療的疾病發展均與體內雌激素含量顯著相關（男性及絕經后女性高發），部分學者認為可與雌孕激素受體交叉反應的螺內酯在臨床治療方面有更好的效果，未觀察到副反應時可優先使用螺內酯；將選擇性較低的螺內酯作為研究對象也有助于尋找更多與疾病相關的分子信號通路[22, 23]。Eplerenone為第二代MRA，目前臨床使用僅有10余年；其半衰期為4 h，選擇性遠高于螺內酯，因此副作用發生比例低，但同時其效力也遠低于螺內酯（僅為后者約1/40），相同條件下100 mg eplerenone的藥效約相當于50～75 mg螺內酯[20, 21, 24]。Carenoate僅在少數國家被批準使用，臨床資料較前兩者少，被認為是螺內酯的活化形式，在上市國家中其注射劑型使用更為廣泛[25]。
研制高選擇性與高效力并存的MRA是近10年的熱點，多種非甾體類化合物進入人們的視線。二氫吡啶（L型鈣通道拮抗劑）在體內外實驗均顯示了MRA的治療作用[20]。Finerenone（拜耳藥業BAY 94-8892）已通過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臨床試驗Ⅱa期，目前處于治療心力衰竭和糖尿病腎病的臨床試驗Ⅱb期[26-28]。此外，輝瑞藥業的PF-03882845 和日本住友制藥的SM-368229也處于臨床試驗階段[29]。
3 MR和MRA在眼底疾病中的作用和機制
3.1 細胞與動物模型
研究表明，使用醛固酮或醛固酮聯合氯化鈉等可異常激活MR，在多種細胞動物模型中均可誘導多種視網膜和（或）脈絡膜病理生理改變；在存在MR異常激活的病理模型中使用MRA，可逆轉或緩解相應的病理改變。
在小鼠氧誘導視網膜病變模型中，造模12 d后連續7 d聯合使用醛固酮（側腹部微量泵注射0.75 μg/h）和氯化鈉（母鼠1%高鹽飲用水），與對照組小鼠比較，模型鼠可觀察到血管計數及白細胞淤滯顯著增加，這些作用均可被螺內酯顯著性抑制。鹽皮質激素還可顯著增加單核細胞趨化蛋白-1、尼克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磷酸氧化酶4的表達并降低葡萄糖-6-磷酸脫氫酶的表達[17]。此研究發現視網膜中存在功能性MR-醛固酮系統且參與視網膜病理性血管新生和氧化應激，為后續更多有關MR的研究奠定了基礎。Zhao等[30]首次從蛋白層面證實11β-HSD2在視網膜和脈絡膜中的表達，進一步證明眼底的MR是功能性的。此外，MR在視網膜水鹽平衡中的重要作用及部分作用機制也被揭示。對視網膜水鹽平衡起重要作用的視網膜Müller細胞與MR-醛固酮系統密切相關。在原代培養的大鼠視網膜Müller細胞中加入醛固酮處理，可觀察到鈉離子通道ENaC-α增加6.5倍，鉀離子通道Kir4.1增加1.9倍，水通道蛋白4增加2.9倍[30]。在大鼠玻璃體腔內注射醛固酮后，可觀察到大鼠神經視網膜厚度明顯增加，液體在外核層積累并誘導Kir4.1向外界膜移動[30]。MR同樣影響脈絡膜血管。玻璃體腔注射醛固酮可以造成脈絡膜血管擴張和分布于內皮細胞的鉀離子通道KCa2.3增加，且血管擴張的現象在使用MRA carenoate或KCa2.3特異性抑制劑后消失，說明MR通過KCa2.3影響脈絡膜血管[31]。視網膜節細胞（RGC）負責將視覺信息傳遞給中樞神經系統，而MR異常激活可對RGC造成破壞。玻璃體腔注射醛固酮后，RGC的數量有所下降，可觀察到RGC的死亡和視神經的退行性改變，表明MR過度激活對視功能存在潛在威脅[32]。長期醛固酮灌注也可在不改變眼壓的情況下造成RGC的死亡和視神經的退行性病變[33]。在視網膜缺血再灌注模型中，也可觀察到醛固酮對視網膜厚度增加有所影響，螺內酯可減輕缺血對視網膜造成的不良影響[32]。
3.2 臨床應用
Zhao等[31]首先將MRA應用于2例無自發緩解趨勢的CSC患者，患者口服eplerenone （25 mg/d）1個月后，視網膜下液（SRF）均消失且視力提高。此后，更為完善的臨床研究證實了MRA有助于恢復CSC患者的視功能和視網膜解剖形態。Bousquet等[34]首次進行了一項前瞻性隨機雙盲對照研究，納入觀察的16例CSC患者的16只眼研究結果顯示，持續口服使用螺內酯（50 mg/d）可以顯著減少SRF和中心凹下脈絡膜厚度（SFCT）。Ghadiali等[35]首次將MRA長期應用于慢性CSC患者，應用螺內酯或eplerenone 12個月之后，患者最佳矯正視力（BCVA）顯著提高，SRF顯著減少，但SFCT和黃斑厚度未有明顯改變。其他研究中心對應用MRA于CSC患者也取得了類似的結果[36-41]。基于這些臨床試驗結果，學者們對于CSC的發病機制有了更多假設并得到了進一步證實。Gong等[42]發現，與可自發緩解的CSC患者相比，無自發緩解趨勢的CSC患者血清中醛固酮的濃度有顯著提高，提示MR持續異常激活與CSC病程遷延不緩解的關聯。此外，MR的單體型也與慢性CSC相關，一項基于336位慢性CSC患者的基因研究顯示，影響NR3C2基因（即MR）活性的單核苷酸多態性與慢性CSC的發生顯著相關，等位位點為rs2070951或rs5522可顯著提高慢性CSC發生風險；而影響NR3C1基因（即GR）活性的單核苷酸多態性與慢性CSC的發生無顯著性關系[43]。
近期，Kapoor和Sim[44]對一組新生血管性AMD （nAMD）患者應用MRA聯合抗VEGF治療（口服螺內酯50 mg/d），結果顯示，與單純使用抗VEGF藥物相比，聯合治療者視力提高且SRF減少，但CNV依然存在。提示MRA有望成為治療nAMD的輔助藥物。目前MRA應用于nAMD患者治療的多個研究正在國內外臨床試驗中。然而MRA在其他眼底疾病中的應用尚缺少相關報道，有待進一步臨床研究。
4 問題與展望
盡管MR異常激活與眼底疾病的關聯被逐步發現，MRA在眼科臨床的應用也逐漸受到重視，仍然存在一些問題值得探討。（1）MRA在體內半衰期較短（螺內酯為12～14 h），無論基礎還是臨床試驗中都需要至少1次/d甚至更高的給藥頻率，臨床中口服給藥的方式也意味著少數患者產生全身副反應的不可避免性[20]。近期研究顯示，載有螺內酯的聚乳酸-乙醇酸共聚物（PLGA）微球體在體外可穩定釋放螺內酯30 d以上。大鼠玻璃體腔注射低濃度載有螺內酯的PLGA微球體（2 mg/ml）后，視網膜電圖檢查結果正常，小膠質細胞和（或）巨噬細胞激活較少，提示PLGA微球體生物耐受性較好，有望成為眼部緩釋給藥劑型，但其應用于臨床仍需要更多體內外實驗證實[45]。（2）眼底疾病發病機制具有復雜性和多風險性，MRA與疾病發生發展的關系仍未完全明確，仍需要更多研究數據揭示其完整作用機制。以目前研究較多的CSC為例，反復發作的CSC也對視功能有一定影響，但此類患者血清中醛固酮水平及MR、GR的單核苷酸多態性與可自發緩解的CSC患者相比是否有差異仍然未知[46]。此外，在眼底，MR參與炎癥的相關研究仍較為有限，MR過度激活是否與腫瘤壞死因子-α、干擾素-γ等經典炎癥相關因子有關尚不清楚[18]。（3）臨床中對于eplerenone和螺內酯的優劣性比較尚存在爭議，有研究顯示螺內酯相較于eplerenone可更多提高患者的BCVA，但兩者對SRF的吸收效果相當[47, 48]。由于eplerenone尚未被中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準上市，eplerenone在中國人群中的使用效果尚不得而知，待其上市后還需要進一步的臨床試驗來證實其療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