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性腎臟病發病率高，是嚴重危害人類健康的重大疾病。慢性腎臟病的一體化管理，通過對慢性腎臟病的病因治療、延緩腎功能衰竭管理，以及終末期腎病的血液透析、腹膜透析和腎臟移植的綜合替代治療相結合，將慢性腎臟病進行科學有效的全程管理，是降低腎病致殘致死率的關鍵。同時，強調早期對疾病進行科普、篩查、預防和干預，減少腎臟病患者的發病率，是比治療更為重要和深遠的任務。
引用本文： 蘭蘭, 韓飛, 陳江華. 要重視和踐行慢性腎臟病一體化管理. 華西醫學, 2019, 34(7): 719-722. doi: 10.7507/1002-0179.201907013 復制
慢性腎臟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CKD）是嚴重危害人類健康的重大慢性疾病。從 1990 年到 2016 年，全球 CKD 的發病率增加了 89%，CKD 導致的死亡增加了 98%，CKD 導致的傷殘調整生命年增加了 63%[1]。我國流行病學調查顯示 CKD 患病率已高達 10.8%，據此估算我國 CKD 患者已超過 1 億人[2]。全球約有 8.5 億 CKD 患者，每年造成至少 240 萬人死亡[3]。腎臟疾病已經是全球死亡率中排第 11 位的疾病。CKD 發展為終末期腎病，也是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重要原因之一。盡管腎臟疾病的負擔日益加重，但 CKD 的知曉率和治療率依然很低。普通人群對 CKD 的知曉率僅有 12.5%，而治療率更是低至 7.5%，遠遠低于糖尿病、高血壓等其他慢性非感染性疾病[4]。許多國家和地區都缺乏針對腎臟疾病的篩查、預防和治療的具體政策和措施。普及腎臟疾病知識、降低腎病的發病率、延緩腎功能衰竭（腎衰）進展、提高腎臟替代治療患者的生存質量，是我們每個腎臟病醫生應盡的職責。
1 CKD的治療新理念與延緩腎衰治療
CKD 的病因多樣，免疫性腎臟疾病如原發性腎小球疾病、狼瘡性腎炎、血管炎等仍是我國終末期腎病的首位病因。國際指南和中國專家共識都對這些腎臟疾病的診治提出了詳細的循證醫學依據。作為面向中國患者的腎臟病醫生，我們需規范免疫抑制劑的使用指征和準則，充分評估免疫抑制劑使用的效應與風險，在臨床獲益的同時，最大限度地減少副作用；由于中西方人種體質的差異和疾病特點不同，還需借鑒國外指南，建立更為個體化的免疫抑制劑方案，開發適合國人的新型的免疫抑制劑使用方法，使患者得到臨床獲益與治療風險的平衡。
隨著國人生活水平與生活方式的改變，糖尿病腎病等代謝性疾病的發病率也向歐美國家不斷靠攏。近年來，過氧化物酶體增殖物激活受體 γ 和鈉-葡萄糖協同轉運蛋白 2 等新型降糖藥[5-6]，被證明在腎病患者中可有效減輕腎病程度、延緩腎衰進展，但仍需要更多的循證醫學證據進一步驗證。
除了病因治療，延緩腎衰進展的措施也是 CKD 一體化治療的重要方面，主要包括控制血壓、抑制腎素-血管緊張素系統活性、降脂和飲食治療等。其中合理的飲食方案是延緩腎衰治療的重要組成。制訂合理的低蛋白飲食譜可以在降低機體排泄廢物蓄積的同時，維持機體相對良好的營養狀態，并盡可能改善尿毒癥的有關癥狀[7]。
中醫中藥作為傳統醫學治療方法的重要內容，在 CKD 中也發揮了一定的治療作用，目前也有許多動物實驗表明某些中藥有效成分如大黃、冬蟲夏草等具有活血、抗纖維化等作用，但其療效尚缺乏有力的循證醫學證據支持[8]。深入研究中藥對腎病的作用，特別是分離出其有效成分、澄清機制，可能為 CKD 的防治提供更多的有效方法。
2 終末期腎病的一體化治療
2.1 創新腎移植關鍵技術，延長移植腎存活時間
腎臟移植是真正能夠完全代替腎臟功能、“治愈”終末期腎病的有效方法。目前腎移植已成為一種常規手術，但由于供體短缺，只有少部分慢性腎衰竭患者有機會接受移植。隨著親屬供腎和公民死亡后器官捐獻的觀念日益深入人心，器官的來源正在逐漸擴展。建立健全中國器官自愿捐獻和器官移植的政策和法制結構，建立國家性的器官自給自足系統，將會成為我國慢性腎衰竭患者的福音。
免疫抑制劑是腎臟移植術后最重要的治療藥物，但其“雙刃劍”作用無論對移植受者還是移植器官的存活都具有極重要影響。合理選擇、科學應用免疫抑制藥物，監測藥物副作用十分重要。由于鈣調神經磷酸酶抑制劑（calcineurin inhibitor，CNI）的腎毒性會影響移植腎的長期存活，目前趨向于應用新型免疫抑制劑，以減少甚至取代 CNI，但治療方案尚未成熟。當然許多免疫抑制作用更強或更特異、副作用更小的免疫抑制劑已經在腎臟移植中應用，并正在日益推廣，例如嗎替麥考酚酯、西羅莫司等。單克隆抗體也在腎臟移植中應用，并日益推廣。另外，還有許多單克隆抗體涌現，如抗白細胞介素-2 受體單克隆抗體、阿倫珠單抗、抗人 CD154 單克隆抗體、人源化的抗 CD80 和 CD86 單克隆抗體、依伐珠單抗、抗人 CD45RB 單克隆抗體、利妥昔單抗等[9-10]。目前主張腎移植術前或術中即開始進行上述藥物誘導治療。
腎臟移植受者可能存在著“免疫抑制過度”或“免疫抑制不足”，腎移植受者免疫抑制劑的個體化應用是目前及未來器官移植臨床發展的趨勢。應該對不同個體“量體裁衣”，使免疫抑制劑應用達到劑量、副作用及療效的最優化。利用血、尿標志物，影像、病理等多種手段進行免疫監測[11-12]，對于評估患者移植后免疫抑制狀態、預測和診斷排斥反應有較大價值，對于免疫失衡狀態的及時合理治療、提高移植腎和受者存活意義重大。
感染是腎移植患者帶功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除一般常見的細菌外，巨細胞病毒、卡氏肺孢子菌、真菌、結核菌等特殊病原體也是移植患者感染的常見病原體。對于重癥患者必須注意維持免疫抑制劑、保護移植腎功能和抗感染三者之間的平衡。對于感染患者，可采用測定外周血細胞因子水平來綜合評估腎移植受者細胞免疫和體液免疫應答狀態，以便及時調整免疫抑制方案和抗感染治療方案[13-14]。此外，慢性移植腎腎病（chronic allograft nephropathy，CAN）是移植腎喪失功能的重要原因，預防與干預 CAN 是救治晚期移植腎失功的重要手段。
2.2 改良透析技術，提高長期透析的質量
2.2.1 血液透析
血液透析作為一種常規治療手段已得到廣泛的接受和普及，但隨著透析時間的延長，許多患者面臨著透析不充分、交叉感染、急慢性并發癥等問題，血液透析患者長期生存率仍不理想。影響血液透析患者長期生存率的相關因素復雜，包括透析技術和患者因素兩方面。文獻報道維持性血液透析患者每年病死率高達 18%，而心血管事件占 50% 左右，其發生心血管事件的風險是正常人群的 3.5～50 倍；而感染是排名第二的致死原因[15]。
常規低通量透析、高通量透析、在線血液透析濾過（hemodiafiltration，HDF）等都是目前成熟的血液透析治療模式，但最佳的血液透析模式選擇存在爭議。有臨床研究顯示 HDF 治療，尤其是大劑量 HDF 能夠降低透析患者的全因死亡率，但也有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結論[16]。在水質達標的情況下，在我國應推廣高通量透析來進一步提高透析質量。除了透析治療模式，血液透析膜的技術也有新的發展。高生物相容性、高截流膜、內毒素吸附等新型膜材料不斷出現。目前研究顯示中截留量膜的分子清除特征更接近腎臟的生理狀態，采用中截留膜能夠更好地清除中大分子毒素，同時不增加白蛋白等營養成分的丟失，提高生存質量。采用新型膜進行結合了對流和彌散技術的擴張型血液透析也是血液透析技術的一個發展方向[17]。
蛋白-能量營養不良（protein-energy malnutrition，PEM）和微炎癥狀態是維持性透析患者中非常普遍的問題，發生率在 23%～73%[18]。PEM 和微炎癥狀態的預防與治療措施包括定期營養評估管理，保持充分的透析劑量、足夠的蛋白與能量攝入，避免酸中毒，積極處理慢性炎癥，應用促進食欲的藥物、改善營養代謝的藥物以及應用氨基酸透析液和 L-肉毒堿等[19]。
心血管轉移性鈣化是維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心腦血管事件的獨立危險因素。異位鈣化中鈣磷過負荷是主要原因，降磷治療仍是目前的難點，增加透析頻率和延長透析時間可能是有效清除血磷的方法，新型不含鈣的磷結合劑、活性維生素 D 類似制劑、擬鈣劑、生理性鈣濃度透析液、甲狀旁腺切除等已顯示了較好的臨床療效，但需根據患者的鈣磷代謝紊亂特征選擇治療時機并調整[20]。
無癥狀透析、生理性透析是近期血液透析領域發展的重要方向，圍繞生理性透析需要在許多方面取得突破：對尿毒癥毒素更深入的認識，合理透析效果評價指標的建立，高生物相容性膜透析器的開發與應用，無菌無熱源超純透析液的推廣，個體化透析模式的應用與完善，高效、安全、價廉的抗凝藥物及技術的應用等。
2.2.2 腹膜透析
在過去的 20 多年中，腹膜透析技術日臻成熟，在腹膜透析操作和連接系統、腹膜透析方式、腹膜透析液及基礎研究等多個方面都取得了顯著進展。腹膜透析人數逐年穩步增長，患者預后明顯改善。目前全球腹膜透析患者人數占透析總人數的 11% 左右[21]。近年來，腹膜透析在國內大力推廣。生物相容性更好的新型腹膜透析液、自動化腹膜透析的發展，以及遠程監控技術在腹膜透析中的應用都是可能改善腹膜透析患者預后的手段。新型的腹膜透析管、植入技術以及自動腹膜透析機的研制和推廣，也可以簡化腹膜透析方法、減少腹膜透析相關性腹膜炎的發生及降低腹膜透析技術失敗率。根據不同患者的腹膜特性、臨床狀況和殘余腎功能水平，可進行遞增式腹膜透析治療技術，使殘余腎功能年下降速率逐漸減少，同時降低治療費用[22-23]。
腹膜透析的基礎研究也取得了飛速進步，研究者從分子生物學、病理組織學、功能學等多方面研究了腹膜透析中腹膜的變化和干預性治療的方法。隨著基因工程技術的廣泛應用，基因治療可能是今后腹膜透析基礎研究的方向之一。基因治療的相關研究已經取得了一定進展，可以期望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將為解決腹膜功能衰竭問題提供新的方法。
2.3 腎臟病的人工智能管理
在《黃帝內經》中，古人已經認識到“上醫治未病”。對于腎臟疾病來說更是如此。早期對疾病進行科普、篩查、預防和干預，減少腎臟病患者的發病率，是比治療更為重要和深遠的任務。我國的腎臟疾病醫療資源也存在明顯的不平衡現象，基層和全科醫生對腎臟疾病的認識有限，不同地區和醫院之間也存在差異。
隨著人工智能與醫療領域的融合逐漸深入，人工智能輔助診斷技術日趨成熟。應用人工智能技術挖掘患者海量數據信息的內在規律并輔助疾病診斷治療，有助于提高 CKD 的知曉率和診斷率，提高臨床一線的診斷效率和診療質量。通過數字化移動信息平臺建立 CKD 管理培訓平臺，進行線上、線下結合的腎臟疾病專科知識培訓體系，有助于緩解醫療資源分布不均衡的限制，提升整體醫療水平。
同時，利用現有的電子病歷系統、健康監測軟件、移動信息服務體系收集多源化、數字化的醫療信息和日常健康數據，通過互聯網移動信息服務系統及時交流和處理數據，結合大數據分析和人工智能技術，開發建立基于深度學習和知識圖譜的腎臟疾病實時監控、健康評估、疾病高危預警決策支持和疾病宣教等應用服務，有助于消除時間和地點對腎臟疾病診治和隨訪的限制，實現網絡化、智能化、同質化的腎臟疾病全程管理，可能成為未來預防和預警腎臟疾病的有效手段。
3 結語
CKD 的防治是一個系統工程，其措施不僅包括對新技術、新方法、新理念的推廣應用，還需要通過流行病學調查去主動尋找早期腎病患者，對已就診的患者進行長期的追蹤管理與指導，及時調整治療方案。在此基礎上，建立一個能貫穿前期腎病治療、透析、移植為一體的醫療模式已成為今后發展的趨勢。腹膜透析、血液透析、腎臟移植作為主要的腎臟替代治療手段，有各自的優勢與局限。對于慢性腎衰患者，應加強監測、及時開始腎臟替代治療，同時根據患者的情況及時調整替代治療方案，并使其盡早接受腎臟移植以改善生活質量，使其能最大限度地回歸社會。對于 CKD 的高危人群，可運用人工智能技術進行早篩查、早干預，防病于未病，為提高國民健康水平，盡一份綿薄之力。
慢性腎臟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CKD）是嚴重危害人類健康的重大慢性疾病。從 1990 年到 2016 年，全球 CKD 的發病率增加了 89%，CKD 導致的死亡增加了 98%，CKD 導致的傷殘調整生命年增加了 63%[1]。我國流行病學調查顯示 CKD 患病率已高達 10.8%，據此估算我國 CKD 患者已超過 1 億人[2]。全球約有 8.5 億 CKD 患者，每年造成至少 240 萬人死亡[3]。腎臟疾病已經是全球死亡率中排第 11 位的疾病。CKD 發展為終末期腎病，也是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重要原因之一。盡管腎臟疾病的負擔日益加重，但 CKD 的知曉率和治療率依然很低。普通人群對 CKD 的知曉率僅有 12.5%，而治療率更是低至 7.5%，遠遠低于糖尿病、高血壓等其他慢性非感染性疾病[4]。許多國家和地區都缺乏針對腎臟疾病的篩查、預防和治療的具體政策和措施。普及腎臟疾病知識、降低腎病的發病率、延緩腎功能衰竭（腎衰）進展、提高腎臟替代治療患者的生存質量，是我們每個腎臟病醫生應盡的職責。
1 CKD的治療新理念與延緩腎衰治療
CKD 的病因多樣，免疫性腎臟疾病如原發性腎小球疾病、狼瘡性腎炎、血管炎等仍是我國終末期腎病的首位病因。國際指南和中國專家共識都對這些腎臟疾病的診治提出了詳細的循證醫學依據。作為面向中國患者的腎臟病醫生，我們需規范免疫抑制劑的使用指征和準則，充分評估免疫抑制劑使用的效應與風險，在臨床獲益的同時，最大限度地減少副作用；由于中西方人種體質的差異和疾病特點不同，還需借鑒國外指南，建立更為個體化的免疫抑制劑方案，開發適合國人的新型的免疫抑制劑使用方法，使患者得到臨床獲益與治療風險的平衡。
隨著國人生活水平與生活方式的改變，糖尿病腎病等代謝性疾病的發病率也向歐美國家不斷靠攏。近年來，過氧化物酶體增殖物激活受體 γ 和鈉-葡萄糖協同轉運蛋白 2 等新型降糖藥[5-6]，被證明在腎病患者中可有效減輕腎病程度、延緩腎衰進展，但仍需要更多的循證醫學證據進一步驗證。
除了病因治療，延緩腎衰進展的措施也是 CKD 一體化治療的重要方面，主要包括控制血壓、抑制腎素-血管緊張素系統活性、降脂和飲食治療等。其中合理的飲食方案是延緩腎衰治療的重要組成。制訂合理的低蛋白飲食譜可以在降低機體排泄廢物蓄積的同時，維持機體相對良好的營養狀態，并盡可能改善尿毒癥的有關癥狀[7]。
中醫中藥作為傳統醫學治療方法的重要內容，在 CKD 中也發揮了一定的治療作用，目前也有許多動物實驗表明某些中藥有效成分如大黃、冬蟲夏草等具有活血、抗纖維化等作用，但其療效尚缺乏有力的循證醫學證據支持[8]。深入研究中藥對腎病的作用，特別是分離出其有效成分、澄清機制，可能為 CKD 的防治提供更多的有效方法。
2 終末期腎病的一體化治療
2.1 創新腎移植關鍵技術，延長移植腎存活時間
腎臟移植是真正能夠完全代替腎臟功能、“治愈”終末期腎病的有效方法。目前腎移植已成為一種常規手術，但由于供體短缺，只有少部分慢性腎衰竭患者有機會接受移植。隨著親屬供腎和公民死亡后器官捐獻的觀念日益深入人心，器官的來源正在逐漸擴展。建立健全中國器官自愿捐獻和器官移植的政策和法制結構，建立國家性的器官自給自足系統，將會成為我國慢性腎衰竭患者的福音。
免疫抑制劑是腎臟移植術后最重要的治療藥物，但其“雙刃劍”作用無論對移植受者還是移植器官的存活都具有極重要影響。合理選擇、科學應用免疫抑制藥物，監測藥物副作用十分重要。由于鈣調神經磷酸酶抑制劑（calcineurin inhibitor，CNI）的腎毒性會影響移植腎的長期存活，目前趨向于應用新型免疫抑制劑，以減少甚至取代 CNI，但治療方案尚未成熟。當然許多免疫抑制作用更強或更特異、副作用更小的免疫抑制劑已經在腎臟移植中應用，并正在日益推廣，例如嗎替麥考酚酯、西羅莫司等。單克隆抗體也在腎臟移植中應用，并日益推廣。另外，還有許多單克隆抗體涌現，如抗白細胞介素-2 受體單克隆抗體、阿倫珠單抗、抗人 CD154 單克隆抗體、人源化的抗 CD80 和 CD86 單克隆抗體、依伐珠單抗、抗人 CD45RB 單克隆抗體、利妥昔單抗等[9-10]。目前主張腎移植術前或術中即開始進行上述藥物誘導治療。
腎臟移植受者可能存在著“免疫抑制過度”或“免疫抑制不足”，腎移植受者免疫抑制劑的個體化應用是目前及未來器官移植臨床發展的趨勢。應該對不同個體“量體裁衣”，使免疫抑制劑應用達到劑量、副作用及療效的最優化。利用血、尿標志物，影像、病理等多種手段進行免疫監測[11-12]，對于評估患者移植后免疫抑制狀態、預測和診斷排斥反應有較大價值，對于免疫失衡狀態的及時合理治療、提高移植腎和受者存活意義重大。
感染是腎移植患者帶功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除一般常見的細菌外，巨細胞病毒、卡氏肺孢子菌、真菌、結核菌等特殊病原體也是移植患者感染的常見病原體。對于重癥患者必須注意維持免疫抑制劑、保護移植腎功能和抗感染三者之間的平衡。對于感染患者，可采用測定外周血細胞因子水平來綜合評估腎移植受者細胞免疫和體液免疫應答狀態，以便及時調整免疫抑制方案和抗感染治療方案[13-14]。此外，慢性移植腎腎病（chronic allograft nephropathy，CAN）是移植腎喪失功能的重要原因，預防與干預 CAN 是救治晚期移植腎失功的重要手段。
2.2 改良透析技術，提高長期透析的質量
2.2.1 血液透析
血液透析作為一種常規治療手段已得到廣泛的接受和普及，但隨著透析時間的延長，許多患者面臨著透析不充分、交叉感染、急慢性并發癥等問題，血液透析患者長期生存率仍不理想。影響血液透析患者長期生存率的相關因素復雜，包括透析技術和患者因素兩方面。文獻報道維持性血液透析患者每年病死率高達 18%，而心血管事件占 50% 左右，其發生心血管事件的風險是正常人群的 3.5～50 倍；而感染是排名第二的致死原因[15]。
常規低通量透析、高通量透析、在線血液透析濾過（hemodiafiltration，HDF）等都是目前成熟的血液透析治療模式，但最佳的血液透析模式選擇存在爭議。有臨床研究顯示 HDF 治療，尤其是大劑量 HDF 能夠降低透析患者的全因死亡率，但也有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結論[16]。在水質達標的情況下，在我國應推廣高通量透析來進一步提高透析質量。除了透析治療模式，血液透析膜的技術也有新的發展。高生物相容性、高截流膜、內毒素吸附等新型膜材料不斷出現。目前研究顯示中截留量膜的分子清除特征更接近腎臟的生理狀態，采用中截留膜能夠更好地清除中大分子毒素，同時不增加白蛋白等營養成分的丟失，提高生存質量。采用新型膜進行結合了對流和彌散技術的擴張型血液透析也是血液透析技術的一個發展方向[17]。
蛋白-能量營養不良（protein-energy malnutrition，PEM）和微炎癥狀態是維持性透析患者中非常普遍的問題，發生率在 23%～73%[18]。PEM 和微炎癥狀態的預防與治療措施包括定期營養評估管理，保持充分的透析劑量、足夠的蛋白與能量攝入，避免酸中毒，積極處理慢性炎癥，應用促進食欲的藥物、改善營養代謝的藥物以及應用氨基酸透析液和 L-肉毒堿等[19]。
心血管轉移性鈣化是維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心腦血管事件的獨立危險因素。異位鈣化中鈣磷過負荷是主要原因，降磷治療仍是目前的難點，增加透析頻率和延長透析時間可能是有效清除血磷的方法，新型不含鈣的磷結合劑、活性維生素 D 類似制劑、擬鈣劑、生理性鈣濃度透析液、甲狀旁腺切除等已顯示了較好的臨床療效，但需根據患者的鈣磷代謝紊亂特征選擇治療時機并調整[20]。
無癥狀透析、生理性透析是近期血液透析領域發展的重要方向，圍繞生理性透析需要在許多方面取得突破：對尿毒癥毒素更深入的認識，合理透析效果評價指標的建立，高生物相容性膜透析器的開發與應用，無菌無熱源超純透析液的推廣，個體化透析模式的應用與完善，高效、安全、價廉的抗凝藥物及技術的應用等。
2.2.2 腹膜透析
在過去的 20 多年中，腹膜透析技術日臻成熟，在腹膜透析操作和連接系統、腹膜透析方式、腹膜透析液及基礎研究等多個方面都取得了顯著進展。腹膜透析人數逐年穩步增長，患者預后明顯改善。目前全球腹膜透析患者人數占透析總人數的 11% 左右[21]。近年來，腹膜透析在國內大力推廣。生物相容性更好的新型腹膜透析液、自動化腹膜透析的發展，以及遠程監控技術在腹膜透析中的應用都是可能改善腹膜透析患者預后的手段。新型的腹膜透析管、植入技術以及自動腹膜透析機的研制和推廣，也可以簡化腹膜透析方法、減少腹膜透析相關性腹膜炎的發生及降低腹膜透析技術失敗率。根據不同患者的腹膜特性、臨床狀況和殘余腎功能水平，可進行遞增式腹膜透析治療技術，使殘余腎功能年下降速率逐漸減少，同時降低治療費用[22-23]。
腹膜透析的基礎研究也取得了飛速進步，研究者從分子生物學、病理組織學、功能學等多方面研究了腹膜透析中腹膜的變化和干預性治療的方法。隨著基因工程技術的廣泛應用，基因治療可能是今后腹膜透析基礎研究的方向之一。基因治療的相關研究已經取得了一定進展，可以期望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將為解決腹膜功能衰竭問題提供新的方法。
2.3 腎臟病的人工智能管理
在《黃帝內經》中，古人已經認識到“上醫治未病”。對于腎臟疾病來說更是如此。早期對疾病進行科普、篩查、預防和干預，減少腎臟病患者的發病率，是比治療更為重要和深遠的任務。我國的腎臟疾病醫療資源也存在明顯的不平衡現象，基層和全科醫生對腎臟疾病的認識有限，不同地區和醫院之間也存在差異。
隨著人工智能與醫療領域的融合逐漸深入，人工智能輔助診斷技術日趨成熟。應用人工智能技術挖掘患者海量數據信息的內在規律并輔助疾病診斷治療，有助于提高 CKD 的知曉率和診斷率，提高臨床一線的診斷效率和診療質量。通過數字化移動信息平臺建立 CKD 管理培訓平臺，進行線上、線下結合的腎臟疾病專科知識培訓體系，有助于緩解醫療資源分布不均衡的限制，提升整體醫療水平。
同時，利用現有的電子病歷系統、健康監測軟件、移動信息服務體系收集多源化、數字化的醫療信息和日常健康數據，通過互聯網移動信息服務系統及時交流和處理數據，結合大數據分析和人工智能技術，開發建立基于深度學習和知識圖譜的腎臟疾病實時監控、健康評估、疾病高危預警決策支持和疾病宣教等應用服務，有助于消除時間和地點對腎臟疾病診治和隨訪的限制，實現網絡化、智能化、同質化的腎臟疾病全程管理，可能成為未來預防和預警腎臟疾病的有效手段。
3 結語
CKD 的防治是一個系統工程，其措施不僅包括對新技術、新方法、新理念的推廣應用，還需要通過流行病學調查去主動尋找早期腎病患者，對已就診的患者進行長期的追蹤管理與指導，及時調整治療方案。在此基礎上，建立一個能貫穿前期腎病治療、透析、移植為一體的醫療模式已成為今后發展的趨勢。腹膜透析、血液透析、腎臟移植作為主要的腎臟替代治療手段，有各自的優勢與局限。對于慢性腎衰患者，應加強監測、及時開始腎臟替代治療，同時根據患者的情況及時調整替代治療方案，并使其盡早接受腎臟移植以改善生活質量，使其能最大限度地回歸社會。對于 CKD 的高危人群，可運用人工智能技術進行早篩查、早干預，防病于未病，為提高國民健康水平，盡一份綿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