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張寧寧, 萬春友, 張濤, 馬繼海, 劉釗, 王明杰, 葛啟航. Taylor 空間支架治療脛腓骨中下段骨折療效觀察. 中國修復重建外科雜志, 2018, 32(8): 1012-1017. doi: 10.7507/1002-1892.201712095 復制
脛腓骨由于其獨特的生理構造，脛骨前內側直接與皮膚相貼附，缺乏肌肉等軟組織覆蓋，骨折后極易被骨折端刺破皮膚形成開放性骨折。隨著現代交通運輸業及建筑業飛速發展，高能量損傷越來越多見，常造成脛腓骨開放骨折。對于伴有軟組織損傷的開放骨折，采用內固定進行固定有諸多限制，而切開復位又常加重軟組織損傷，進一步損傷骨骼及軟組織的血供[1-3]，增加感染風險。應用外固定支架尤其是 Taylor 空間支架，可以在避免進一步損傷骨及軟組織血供的前提下固定骨折[3]，還可作為終末治療手段并取得良好的臨床療效。本研究觀察應用 Taylor 空間支架治療脛腓骨中下段骨折的臨床療效，并與同期采用鋼板內固定治療的患者進行比較，以評價 Taylor 空間支架的臨床療效。報告如下。
1 臨床資料
1.1 患者選擇標準及分組
納入標準：① 有明確外傷史；② 脛腓骨中下段骨折，且均為新鮮骨折；③ 患者入院后完善 X 線片、CT 等檢查明確骨折類型；④ 術前簽署知情同意書。排除標準：① 合并有嚴重血管、神經損傷者；② 合并有嚴重頭顱外傷及脊柱外傷者；③ 有精神疾患不能配合治療者；④ 術后依從性差或不能定期隨訪者；⑤ 病理性骨折者；⑥ 嚴重內科疾病或皮膚病者。2015 年 1 月—2017 年 1 月共 74 例患者符合選擇標準納入研究，根據骨折固定方法不同分為內固定組（26 例）和外固定組（48 例）。
1.2 一般資料
外固定組：男 38 例，女 10 例；年齡 15～61 歲，中位年齡 37 歲。致傷原因：交通事故傷 22 例，重物砸傷 14 例，高處墜落傷 10 例，暴力扭傷 2 例。閉合骨折 13 例；開放骨折 35 例，Gustilo 分型為Ⅰ型 14 例、Ⅱ型 11 例、ⅢA 型 8 例、ⅢB 型 2 例。受傷至手術時間 1～14 d，平均 8 d。
內固定組：男 20 例，女 6 例；年齡 17～60 歲，中位年齡 38 歲。致傷原因：交通事故傷 10 例，重物砸傷 9 例，高處墜落傷 6 例，暴力扭傷 1 例。閉合骨折 18 例；開放骨折 8 例，Gustilo 分型為Ⅰ型 4 例、Ⅱ型 3 例、ⅢA 型 1 例。受傷至手術時間 7～31 d，平均 20 d。
兩組患者年齡、性別、致傷原因、骨折類型、受傷至手術時間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3 手術方法
兩組患者手術均由同一組醫師完成。
外固定組：于蛛網膜下腔阻滯聯合持續硬膜外麻醉下，患者取仰臥位，墊高患肢，于 C 臂 X 線機透視下軸向牽引患肢，閉合復位糾正短縮、成角和旋轉移位。復位滿意后分別在骨折遠、近端各套入 1 個全環，在骨折兩端距骨折線≥2 cm 處垂直于脛骨解剖軸并平行于膝關節和踝關節分別交叉打入 2 枚全針或橄欖針，將 Taylor 空間支架（天津新中醫療器械有限公司）全環與全針連接。根據骨折線長度選擇合適長度的連接桿。透視下調整 Taylor 空間支架，維持骨折復位。粉碎性骨折閉合困難者（本組 9 例），于開放傷口處行切開直視下復位，用克氏針臨時固定骨折塊，最大限度地恢復脛骨干的管狀結構[1, 4-5]，而后采用外固定支架固定。術后攝小腿全長 X 線片，獲取畸形參數和安裝參數，輸入配套軟件，調整外固定支架，達到解剖復位。皮膚軟組織損傷嚴重者（本組 5 例）行游離皮瓣移植或二期皮瓣移植。
內固定組：麻醉方法、手術體位同外固定組。于 C 臂 X 線機透視下，采用手法復位并用點狀復位鉗間接復位骨折，然后根據所需鋼板長度在骨折線兩端前內側各作一 3.0～5.0 cm 長小切口，深達骨膜外，用骨膜剝離子在皮下筋膜和骨膜之間分離出皮下隧道。選擇適當長度鎖定鋼板經隧道置入骨折前內側部位，在導鉆指引保護下鉆孔，螺釘固定。C 臂 X 線機透視下檢查骨折對位對線良好，內固定鋼板螺釘位置良好后，沖洗切口，逐層縫合。對于創面閉合困難者（本組 6 例）則行減張縫合，切不可勉強縫合。
1.4 術后處理及隨訪指標
術后外固定針道處常規換藥消毒，預防感染；術后第 2 天即指導患者行膝、踝關節功能鍛煉，外固定組患者可患肢免負重于床旁站立，預防術后關節僵硬、創傷性關節炎的發生。第 3～4 周扶雙拐患肢免負重下地行走；定期門診復查 X 線片，監測骨折對位對線及骨痂生成情況，根據骨折愈合情況調整外固定支架（患者出現骨折移位或下肢力線偏移者，根據標準 X 線片測量 Taylor 空間支架安裝參數及畸形參數，輸入配套的計算機軟件[6]，得到電子處方，根據得到的處方調整外固定支架，達到解剖復位并糾正力線偏移）。術后第 3～4 個月開始行外固定支架軸向載荷分擔比測試，當分擔比<10% 時[7]，可予以拆除外固定支架。
記錄并比較兩組患者術中出血量、骨折愈合時間、固定物去除時間及并發癥發生情況；采用 Johner-Wruhs 脛骨干骨折治療最終效果評價標準[8]評定患肢功能；采用羅從風等的標準[9]評定術后下肢力線恢復情況。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20.0 統計軟件進行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表示，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 t 檢驗；并發癥發生率和功能評價優良率的比較采用 χ2 檢驗；檢驗水準 α=0.05。
2 結果
兩組患者均獲隨訪，隨訪時間 6～22 個月，中位時間 14 個月。所有患者骨折均獲愈合，內固定組術中出血量、骨折愈合時間及固定物去除時間均顯著高于外固定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1。術后內固定組發生鋼板外露 1 例，骨折延遲愈合 1 例，鋼板斷裂 1 例。外固定組發生骨折延遲愈合 2 例，采用“手風琴”技術[10]治療后愈合；軟組織缺損 4 例，行皮瓣移位修復后愈合。兩組并發癥發生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015，P=0.904）。術后 10 個月參照 Johner-Wruhs 標準評定患肢功能，內固定組 26 例患者中優 19 例，良 5 例， 可 2 例，優良率 92.3%；外固定組 47 例患者中優 42 例，良 3 例，可 2 例，優良率 95.7%；兩組優良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392，P=0.531）。術后 4 個月采用羅從風等的標準[9]評定術后下肢力線恢復情況，內固定組優 24 例，可 1 例，差 1 例，優良率 92.3%；外固定組優 46 例，可 1 例，差 1 例，優良率 95.8%；兩組優良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520，P=0.471）。見圖 1。
表1
兩組患者術中出血量、骨折愈合時間、固定物去除時間比較（
）
Table1.
Comparison of the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fracture healing time, and fixator removal time between 2 groups (
)
圖1
外固定組患者，男，60 歲，重物砸傷致左側脛腓骨中下段開放性骨折
a. 術前外觀；b. 術前 X 線片；c. 術前 CT 三維重建；d. 術后即刻外觀；e. 術后即刻正側位 X 線片；f. 術后 4 個月外觀；g. 術后 4 個月 X 線片；h. 術后 5 個月患肢功能；i. 術后 5 個月去除 Taylor 空間支架后 X 線片; j. 術后 6 個月去除 Taylor 空間支架后 X 線片
Figure1. A 60-year-old male patient with open fracture of the middle and lower middle segment of the left tibia and fibula by heavy pound in the external fixation groupa. Preoperative appearance; b. X-ray films before operation; c. CT three-dimensional reconstruction before operation; d. Appearance at immediate after operation; e. X-ray films at immediate after operation; f. Appearance at 4 months after operation; g. X-ray films at 4 months after operation; h. Limb function at 5 months after operation; i. X-ray films after the Taylor spatial frame removed at 5 months after operation; j. X-ray films after Taylor spatial frame removed at 6 months after operation
3 討論
脛腓骨骨折常由高能量暴力損傷引起，骨折移位明顯，常伴有軟組織不同程度損傷，甚至伴有神經及血管損傷[11-12]。由于這類骨折的不穩定狀態、解剖學上的特殊性及存在較大骨缺損，給治療帶來很大挑戰。如果采用內固定治療，則面臨著軟組織損傷嚴重、感染風險、切口不愈合、鋼板外露等問題[13]，因而此類骨折常采用外固定進行治療。外固定可以早期固定骨折，固定牢靠，有效避免局部組織血液循環不暢，避免因植入內植物造成軟組織再次損傷而導致軟組織壞死、感染、內植物外露等風險的發生。外固定作為終極治療時，可在骨折愈合過程中，根據下肢力線變化情況調節外固定支架，從而調整下肢力線，保障骨折對位對線良好，避免術后患者因下肢力線改變而發生關節疼痛。
常用的外固定支架種類很多，有 Orthofix 單臂外固定支架、Hybrid 外固定支架及 Ilizarov 環形外固定系統等。前兩者體現了 AO 固定理念，支架構造較為簡潔，擁有若干球軸關節，通過調節不同的球軸可以實現骨折對位的調節。但是單臂支架只能實現一維平面上微小成角及短縮畸形的調節，具有局限性。Ilizarov 環形外固定系統是蘇聯醫生 Ilizarov 首先應用于骨折及骨不連治療并取得了良好效果，現已廣泛應用于治療骨折、骨不連、肢體矯形等各個方面，但由于其結構復雜，用于糾正成角畸形時需要進行復雜改裝，其過大的體積也為患者帶來了許多生活上的不便[14]。Taylor 空間支架將 Stewart 平臺及 Chasles 理論應用于骨科[15]，其由 2 個固定環連接 6 個可調節的支撐桿組成一個整體，調節其中任何一個支撐桿，Taylor 空間支架的一個環可相對于另一個環改變空間位置，即 Taylor 空間支架可在冠狀面、矢狀面、軸向進行移動及角度調整[16]。配合計算機軟件進行支架調整，其精度可達 1/100 萬英寸和 1/10 000°；手工調節桿的機械精度測量為 0.7° 和 2 mm[17]。
根據 Taylor 空間支架的精確特性，臨床上常將其用于治療骨折、骨折不愈合及復雜畸形的矯正等，由于配合計算機軟件輔助進行復位，因此骨折移位及成角糾正更加精確，解決了傳統外固定支架不能實現的多維度多平面復雜畸形調節的缺點，無需經過復雜改裝即可實現較大成角畸形的矯正。Taylor 空間支架固定骨折時無需切開復位，具有軟組織侵入小、對骨折端血運破壞小、固定靈活及手術創傷小等優點，已越來越受臨床醫師青睞，其使骨折間隙具有一定主動或被動的可操作性。本研究外固定組患者采用閉合復位骨折，無需切開，從而避免了進一步損傷局部軟組織血供，且外固定安裝簡便，減少手術出血量，減少了因麻醉、手術應激對患者的進一步損傷，術后根據下肢 X 線片結合計算機軟件調整骨折達到解剖復位，減少了患者痛苦，并更大地增加了患者對自身治療的參與。Lahoti 等[18]應用 Taylor 空間支架治療、矯正及閉合伴有軟組織損傷的開放脛腓骨骨折，結合配套的計算機軟件實現復雜畸形的矯正，無需復雜的參數調整，伴隨軟組織缺損在 3～10 cm 時，無需額外的皮瓣轉移手術，所有患者均獲得缺損軟組織的閉合及骨折解剖復位。可見應用 Taylor 空間支架治療脛腓骨骨折尤其是伴有軟組織損傷的脛腓骨骨折具有非常好的效果，在保護受損軟組織的條件下，更加精確地復位骨折，還可同步治療軟組織缺損。在治療中后期，患者骨折發生移位或成角畸形時，Taylor 空間支架可以更加精確地糾正成角畸形，同時可調整下肢整體力線，避免后期并發癥的發生[13]。但應用 Taylor 空間支架治療骨折過程中，外固定使用周期長、體積龐大、固定針切割軟組織、后期松動、針道感染、固定針斷裂、拆除外固定后再骨折等問題一直存在[19]，其中最關鍵的是其使用周期長、體積龐大，給患者術后功能康復鍛煉及生活帶來極大不便。
應用 Taylor 空間支架治療脛腓骨骨折可以減少愈合時間，早期恢復工作。Sala 等[3]對 57 例采用 Taylor 空間支架治療的長骨骨折進行回顧性研究，結果顯示治愈率達 91%，平均愈合時間為 29 周；根據 Paley 等[20]提出的骨愈合及功能結果評分系統，骨愈合優 42 例（74%），良 9 例（16%），可 2 例（4%），差 4 例（7%）；功能結果優 20 例（35%），良 27 例（47%），差 10 例（18%）；89% 患者回到傷前工作崗位。Zenios[2]采用 Taylor 空間支架治療 12 例不穩定脛腓骨骨折，其中 8 例閉合骨折愈合時間為 8～22 周（平均 12.6 周），4 例伴有ⅢB 期開放骨折愈合時間為 13～36 周（平均 24.25 周）。Menakaya 等[12]采用 Ilizarov 外固定架和 Taylor 外固定架治療高能量脛腓骨骨折，通過回顧性分析近 5 年患者，結果發現兩組骨折愈合時間的中位數相近，Taylor 空間支架可以在復雜脛腓骨骨折治療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鋼板內固定依靠螺釘與接骨板螺孔連接，成為整體框架結構，以此達到角度穩定，具有較高的軸向強度，然而軸向強度高會妨礙骨折端的軸向微動，抑制骨痂形成，影響骨折愈合。骨折復位后，斷端適當的應力及軸向微動對骨折愈合有明顯促進作用，Taylor 空間支架為微動支架，早期具有較高軸向強度，中期支架的微動可促進骨折斷端血運重建、骨痂快速鈣化及相關成骨因子的生成[21]，增加骨折端的接觸面積及慣性矩，增加了力學穩定性，從而對骨折愈合起到促進作用[22]。Taylor 空間支架在骨折治療過程中可有效、可控、無創地改變骨折端力學環境，更符合骨折斷端微動變化發展規律。本研究在治療 3 個月后進行外固定支架分擔比測試，以后間隔 1 個月測試 1 次，監測外固定支架在骨折治療中所起的作用，當分擔比<10% 時，行外固定支架模擬拆除，逐步松開各個連接桿的卡扣，促進骨痂進一步改建礦化，及時去除應力遮擋，通過骨折端動力化促進組織分化，從而促進骨折愈合。
綜上述，本研究結果顯示采用 Taylor 空間支架治療脛腓骨中下段骨折有利于減少對軟組織及骨折端血運的破壞，精確復位骨折，減少骨折愈合時間及帶架時間，減少骨折治療周期及術后并發癥。但本研究為回顧性研究，納入病例數較少，隨訪時間較短，遠期療效還有待擴大樣本量長期隨訪觀察。
脛腓骨由于其獨特的生理構造，脛骨前內側直接與皮膚相貼附，缺乏肌肉等軟組織覆蓋，骨折后極易被骨折端刺破皮膚形成開放性骨折。隨著現代交通運輸業及建筑業飛速發展，高能量損傷越來越多見，常造成脛腓骨開放骨折。對于伴有軟組織損傷的開放骨折，采用內固定進行固定有諸多限制，而切開復位又常加重軟組織損傷，進一步損傷骨骼及軟組織的血供[1-3]，增加感染風險。應用外固定支架尤其是 Taylor 空間支架，可以在避免進一步損傷骨及軟組織血供的前提下固定骨折[3]，還可作為終末治療手段并取得良好的臨床療效。本研究觀察應用 Taylor 空間支架治療脛腓骨中下段骨折的臨床療效，并與同期采用鋼板內固定治療的患者進行比較，以評價 Taylor 空間支架的臨床療效。報告如下。
1 臨床資料
1.1 患者選擇標準及分組
納入標準：① 有明確外傷史；② 脛腓骨中下段骨折，且均為新鮮骨折；③ 患者入院后完善 X 線片、CT 等檢查明確骨折類型；④ 術前簽署知情同意書。排除標準：① 合并有嚴重血管、神經損傷者；② 合并有嚴重頭顱外傷及脊柱外傷者；③ 有精神疾患不能配合治療者；④ 術后依從性差或不能定期隨訪者；⑤ 病理性骨折者；⑥ 嚴重內科疾病或皮膚病者。2015 年 1 月—2017 年 1 月共 74 例患者符合選擇標準納入研究，根據骨折固定方法不同分為內固定組（26 例）和外固定組（48 例）。
1.2 一般資料
外固定組：男 38 例，女 10 例；年齡 15～61 歲，中位年齡 37 歲。致傷原因：交通事故傷 22 例，重物砸傷 14 例，高處墜落傷 10 例，暴力扭傷 2 例。閉合骨折 13 例；開放骨折 35 例，Gustilo 分型為Ⅰ型 14 例、Ⅱ型 11 例、ⅢA 型 8 例、ⅢB 型 2 例。受傷至手術時間 1～14 d，平均 8 d。
內固定組：男 20 例，女 6 例；年齡 17～60 歲，中位年齡 38 歲。致傷原因：交通事故傷 10 例，重物砸傷 9 例，高處墜落傷 6 例，暴力扭傷 1 例。閉合骨折 18 例；開放骨折 8 例，Gustilo 分型為Ⅰ型 4 例、Ⅱ型 3 例、ⅢA 型 1 例。受傷至手術時間 7～31 d，平均 20 d。
兩組患者年齡、性別、致傷原因、骨折類型、受傷至手術時間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3 手術方法
兩組患者手術均由同一組醫師完成。
外固定組：于蛛網膜下腔阻滯聯合持續硬膜外麻醉下，患者取仰臥位，墊高患肢，于 C 臂 X 線機透視下軸向牽引患肢，閉合復位糾正短縮、成角和旋轉移位。復位滿意后分別在骨折遠、近端各套入 1 個全環，在骨折兩端距骨折線≥2 cm 處垂直于脛骨解剖軸并平行于膝關節和踝關節分別交叉打入 2 枚全針或橄欖針，將 Taylor 空間支架（天津新中醫療器械有限公司）全環與全針連接。根據骨折線長度選擇合適長度的連接桿。透視下調整 Taylor 空間支架，維持骨折復位。粉碎性骨折閉合困難者（本組 9 例），于開放傷口處行切開直視下復位，用克氏針臨時固定骨折塊，最大限度地恢復脛骨干的管狀結構[1, 4-5]，而后采用外固定支架固定。術后攝小腿全長 X 線片，獲取畸形參數和安裝參數，輸入配套軟件，調整外固定支架，達到解剖復位。皮膚軟組織損傷嚴重者（本組 5 例）行游離皮瓣移植或二期皮瓣移植。
內固定組：麻醉方法、手術體位同外固定組。于 C 臂 X 線機透視下，采用手法復位并用點狀復位鉗間接復位骨折，然后根據所需鋼板長度在骨折線兩端前內側各作一 3.0～5.0 cm 長小切口，深達骨膜外，用骨膜剝離子在皮下筋膜和骨膜之間分離出皮下隧道。選擇適當長度鎖定鋼板經隧道置入骨折前內側部位，在導鉆指引保護下鉆孔，螺釘固定。C 臂 X 線機透視下檢查骨折對位對線良好，內固定鋼板螺釘位置良好后，沖洗切口，逐層縫合。對于創面閉合困難者（本組 6 例）則行減張縫合，切不可勉強縫合。
1.4 術后處理及隨訪指標
術后外固定針道處常規換藥消毒，預防感染；術后第 2 天即指導患者行膝、踝關節功能鍛煉，外固定組患者可患肢免負重于床旁站立，預防術后關節僵硬、創傷性關節炎的發生。第 3～4 周扶雙拐患肢免負重下地行走；定期門診復查 X 線片，監測骨折對位對線及骨痂生成情況，根據骨折愈合情況調整外固定支架（患者出現骨折移位或下肢力線偏移者，根據標準 X 線片測量 Taylor 空間支架安裝參數及畸形參數，輸入配套的計算機軟件[6]，得到電子處方，根據得到的處方調整外固定支架，達到解剖復位并糾正力線偏移）。術后第 3～4 個月開始行外固定支架軸向載荷分擔比測試，當分擔比<10% 時[7]，可予以拆除外固定支架。
記錄并比較兩組患者術中出血量、骨折愈合時間、固定物去除時間及并發癥發生情況；采用 Johner-Wruhs 脛骨干骨折治療最終效果評價標準[8]評定患肢功能；采用羅從風等的標準[9]評定術后下肢力線恢復情況。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20.0 統計軟件進行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表示，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 t 檢驗；并發癥發生率和功能評價優良率的比較采用 χ2 檢驗；檢驗水準 α=0.05。
2 結果
兩組患者均獲隨訪，隨訪時間 6～22 個月，中位時間 14 個月。所有患者骨折均獲愈合，內固定組術中出血量、骨折愈合時間及固定物去除時間均顯著高于外固定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1。術后內固定組發生鋼板外露 1 例，骨折延遲愈合 1 例，鋼板斷裂 1 例。外固定組發生骨折延遲愈合 2 例，采用“手風琴”技術[10]治療后愈合；軟組織缺損 4 例，行皮瓣移位修復后愈合。兩組并發癥發生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015，P=0.904）。術后 10 個月參照 Johner-Wruhs 標準評定患肢功能，內固定組 26 例患者中優 19 例，良 5 例， 可 2 例，優良率 92.3%；外固定組 47 例患者中優 42 例，良 3 例，可 2 例，優良率 95.7%；兩組優良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392，P=0.531）。術后 4 個月采用羅從風等的標準[9]評定術后下肢力線恢復情況，內固定組優 24 例，可 1 例，差 1 例，優良率 92.3%；外固定組優 46 例，可 1 例，差 1 例，優良率 95.8%；兩組優良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520，P=0.471）。見圖 1。
表1
兩組患者術中出血量、骨折愈合時間、固定物去除時間比較（
）
Table1.
Comparison of the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fracture healing time, and fixator removal time between 2 groups (
)
圖1
外固定組患者，男，60 歲，重物砸傷致左側脛腓骨中下段開放性骨折
a. 術前外觀；b. 術前 X 線片；c. 術前 CT 三維重建；d. 術后即刻外觀；e. 術后即刻正側位 X 線片；f. 術后 4 個月外觀；g. 術后 4 個月 X 線片；h. 術后 5 個月患肢功能；i. 術后 5 個月去除 Taylor 空間支架后 X 線片; j. 術后 6 個月去除 Taylor 空間支架后 X 線片
Figure1. A 60-year-old male patient with open fracture of the middle and lower middle segment of the left tibia and fibula by heavy pound in the external fixation groupa. Preoperative appearance; b. X-ray films before operation; c. CT three-dimensional reconstruction before operation; d. Appearance at immediate after operation; e. X-ray films at immediate after operation; f. Appearance at 4 months after operation; g. X-ray films at 4 months after operation; h. Limb function at 5 months after operation; i. X-ray films after the Taylor spatial frame removed at 5 months after operation; j. X-ray films after Taylor spatial frame removed at 6 months after operation
3 討論
脛腓骨骨折常由高能量暴力損傷引起，骨折移位明顯，常伴有軟組織不同程度損傷，甚至伴有神經及血管損傷[11-12]。由于這類骨折的不穩定狀態、解剖學上的特殊性及存在較大骨缺損，給治療帶來很大挑戰。如果采用內固定治療，則面臨著軟組織損傷嚴重、感染風險、切口不愈合、鋼板外露等問題[13]，因而此類骨折常采用外固定進行治療。外固定可以早期固定骨折，固定牢靠，有效避免局部組織血液循環不暢，避免因植入內植物造成軟組織再次損傷而導致軟組織壞死、感染、內植物外露等風險的發生。外固定作為終極治療時，可在骨折愈合過程中，根據下肢力線變化情況調節外固定支架，從而調整下肢力線，保障骨折對位對線良好，避免術后患者因下肢力線改變而發生關節疼痛。
常用的外固定支架種類很多，有 Orthofix 單臂外固定支架、Hybrid 外固定支架及 Ilizarov 環形外固定系統等。前兩者體現了 AO 固定理念，支架構造較為簡潔，擁有若干球軸關節，通過調節不同的球軸可以實現骨折對位的調節。但是單臂支架只能實現一維平面上微小成角及短縮畸形的調節，具有局限性。Ilizarov 環形外固定系統是蘇聯醫生 Ilizarov 首先應用于骨折及骨不連治療并取得了良好效果，現已廣泛應用于治療骨折、骨不連、肢體矯形等各個方面，但由于其結構復雜，用于糾正成角畸形時需要進行復雜改裝，其過大的體積也為患者帶來了許多生活上的不便[14]。Taylor 空間支架將 Stewart 平臺及 Chasles 理論應用于骨科[15]，其由 2 個固定環連接 6 個可調節的支撐桿組成一個整體，調節其中任何一個支撐桿，Taylor 空間支架的一個環可相對于另一個環改變空間位置，即 Taylor 空間支架可在冠狀面、矢狀面、軸向進行移動及角度調整[16]。配合計算機軟件進行支架調整，其精度可達 1/100 萬英寸和 1/10 000°；手工調節桿的機械精度測量為 0.7° 和 2 mm[17]。
根據 Taylor 空間支架的精確特性，臨床上常將其用于治療骨折、骨折不愈合及復雜畸形的矯正等，由于配合計算機軟件輔助進行復位，因此骨折移位及成角糾正更加精確，解決了傳統外固定支架不能實現的多維度多平面復雜畸形調節的缺點，無需經過復雜改裝即可實現較大成角畸形的矯正。Taylor 空間支架固定骨折時無需切開復位，具有軟組織侵入小、對骨折端血運破壞小、固定靈活及手術創傷小等優點，已越來越受臨床醫師青睞，其使骨折間隙具有一定主動或被動的可操作性。本研究外固定組患者采用閉合復位骨折，無需切開，從而避免了進一步損傷局部軟組織血供，且外固定安裝簡便，減少手術出血量，減少了因麻醉、手術應激對患者的進一步損傷，術后根據下肢 X 線片結合計算機軟件調整骨折達到解剖復位，減少了患者痛苦，并更大地增加了患者對自身治療的參與。Lahoti 等[18]應用 Taylor 空間支架治療、矯正及閉合伴有軟組織損傷的開放脛腓骨骨折，結合配套的計算機軟件實現復雜畸形的矯正，無需復雜的參數調整，伴隨軟組織缺損在 3～10 cm 時，無需額外的皮瓣轉移手術，所有患者均獲得缺損軟組織的閉合及骨折解剖復位。可見應用 Taylor 空間支架治療脛腓骨骨折尤其是伴有軟組織損傷的脛腓骨骨折具有非常好的效果，在保護受損軟組織的條件下，更加精確地復位骨折，還可同步治療軟組織缺損。在治療中后期，患者骨折發生移位或成角畸形時，Taylor 空間支架可以更加精確地糾正成角畸形，同時可調整下肢整體力線，避免后期并發癥的發生[13]。但應用 Taylor 空間支架治療骨折過程中，外固定使用周期長、體積龐大、固定針切割軟組織、后期松動、針道感染、固定針斷裂、拆除外固定后再骨折等問題一直存在[19]，其中最關鍵的是其使用周期長、體積龐大，給患者術后功能康復鍛煉及生活帶來極大不便。
應用 Taylor 空間支架治療脛腓骨骨折可以減少愈合時間，早期恢復工作。Sala 等[3]對 57 例采用 Taylor 空間支架治療的長骨骨折進行回顧性研究，結果顯示治愈率達 91%，平均愈合時間為 29 周；根據 Paley 等[20]提出的骨愈合及功能結果評分系統，骨愈合優 42 例（74%），良 9 例（16%），可 2 例（4%），差 4 例（7%）；功能結果優 20 例（35%），良 27 例（47%），差 10 例（18%）；89% 患者回到傷前工作崗位。Zenios[2]采用 Taylor 空間支架治療 12 例不穩定脛腓骨骨折，其中 8 例閉合骨折愈合時間為 8～22 周（平均 12.6 周），4 例伴有ⅢB 期開放骨折愈合時間為 13～36 周（平均 24.25 周）。Menakaya 等[12]采用 Ilizarov 外固定架和 Taylor 外固定架治療高能量脛腓骨骨折，通過回顧性分析近 5 年患者，結果發現兩組骨折愈合時間的中位數相近，Taylor 空間支架可以在復雜脛腓骨骨折治療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鋼板內固定依靠螺釘與接骨板螺孔連接，成為整體框架結構，以此達到角度穩定，具有較高的軸向強度，然而軸向強度高會妨礙骨折端的軸向微動，抑制骨痂形成，影響骨折愈合。骨折復位后，斷端適當的應力及軸向微動對骨折愈合有明顯促進作用，Taylor 空間支架為微動支架，早期具有較高軸向強度，中期支架的微動可促進骨折斷端血運重建、骨痂快速鈣化及相關成骨因子的生成[21]，增加骨折端的接觸面積及慣性矩，增加了力學穩定性，從而對骨折愈合起到促進作用[22]。Taylor 空間支架在骨折治療過程中可有效、可控、無創地改變骨折端力學環境，更符合骨折斷端微動變化發展規律。本研究在治療 3 個月后進行外固定支架分擔比測試，以后間隔 1 個月測試 1 次，監測外固定支架在骨折治療中所起的作用，當分擔比<10% 時，行外固定支架模擬拆除，逐步松開各個連接桿的卡扣，促進骨痂進一步改建礦化，及時去除應力遮擋，通過骨折端動力化促進組織分化，從而促進骨折愈合。
綜上述，本研究結果顯示采用 Taylor 空間支架治療脛腓骨中下段骨折有利于減少對軟組織及骨折端血運的破壞，精確復位骨折，減少骨折愈合時間及帶架時間，減少骨折治療周期及術后并發癥。但本研究為回顧性研究，納入病例數較少，隨訪時間較短，遠期療效還有待擴大樣本量長期隨訪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