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Compte操作也被稱作兩大動脈交叉換位，1982年由法國人LeCompte第一次用于治療1例完全性大動脈轉位合并室間隔缺損伴肺動脈狹窄的患兒[1]。目前LeCompte操作是前后位完全性大動脈轉位患兒行動脈調轉術（arterial switch operation，ASO）時的常規步驟。對于側側位大動脈關系的患兒，是否行LeCompte操作需要根據術中大動脈位置關系、冠狀動脈（冠脈）走行等因素決定[2-4]。Taussig-Bing畸形（Taussig-Bing anomaly，TBA）又名右心室雙出口合并肺動脈瓣下室間隔缺損，是一種罕見的復雜先天性青紫型心臟畸形，約50%的患兒大動脈排列為側側位[5-8]。目前治療TBA的首選術式為動脈調轉術[3-4]。由于TBA的罕見性，目前已發表的國內外臨床研究均存在樣本量較小的問題[3-4]。此外，對于未行LeCompte操作患兒的中長期隨訪情況也鮮有報道。本文總結了我中心92例側側位TBA患兒一期行動脈調轉術糾治的經驗，以比較LeCompte操作對于行一期動脈調轉術的TBA患兒中長期再干預的影響。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回顧性納入上海兒童醫學中心2006—2017年間203例確診為TBA的患兒，其中92例患兒的大動脈位置關系為側側位。排除標準：前后位或右前左后位大動脈關系、未行一期ASO根治術的TBA患兒。
研究內容包括術前心臟超聲、術前心臟CT、手術記錄及術后監護室監護記錄。出院后隨訪數據通過我院門診系統收集，同時結合電話隨訪了解患兒近況。
1.2 定義及診斷
我院TBA定義參照2000年先天性心臟病手術命名規則[5]。無肺動脈瓣-二尖瓣纖維連接不納入我院TBA診斷標準。冠脈分型采用Leiden標準[9]。
所有患兒術前均進行經體表超聲心動圖檢查進行診斷。除去需要急診手術的患兒，自2010年起所有患兒術前均進行增強CT檢查。側側位大動脈關系定義為以人體冠狀面為基準，在心臟超聲大動脈短軸切面兩瓣環在同一水平，或在CT上兩瓣環位于同一水平，或術中見兩大動脈呈側側位平行排列（圖1）。
圖1
側側位大動脈關系
a：心臟超聲；b：增強CT；c：術中見兩大動脈呈側側位平行排列
1.3 手術方式
常規建立體外循環，充分游離肺動脈總干及其左右分支。升主動脈阻斷后根部注入心肌保護液。橫斷升主動脈及肺動脈，探查冠脈構型及其在心外膜表面走行方向，切取冠脈紐片。經肺動脈瓣口修補室間隔缺損。將冠脈紐片移植到對應肺動脈根部的瓣竇內，并確保冠脈無張力、無扭曲。根據術中大動脈位置關系及冠脈走行決定是否行LeCompte操作，若不行LeCompte操作，需注意重建新肺動脈時減輕近遠端吻合口張力以及左肺動脈張力，可將肺動脈吻合口向右肺動脈偏移，同時注意防止新肺動脈壓迫在其后方走行的冠脈。若行LeCompte操作（圖2），需充分游離肺動脈及其左右分支以減輕肺動脈分叉及左右肺動脈分支的張力。新主動脈近遠端吻合重建，用一大塊褲型心包修補新肺動脈根部后與遠端吻合重建新肺動脈，根據需要將肺動脈近遠端吻合口向右偏移。心臟復跳后止血關胸，若心臟腫脹明顯可行延遲關胸。
圖2
LeCompte操作
a：行LeCompte操作前兩大動脈位置關系；b：行LeCompte操作后兩大動脈位置關系
1.4 隨訪
患兒出院后第1個月、3個月、6個月、12個月各隨訪一次，隨訪內容包括超聲心動圖、心電圖、胸部X線片等。1年后每半年隨訪一次，之后每年隨訪一次。若超聲發現異常則行心臟CT觀察其三維空間結構。肺動脈及其分支狹窄再干預指征為跨狹窄處峰值流速＞3 m/s且伴有臨床癥狀。新主動脈瓣反流再干預指征為中度以上反流伴左心室舒張末容量明顯增大或臨床癥狀明顯（紐約心功能分級短期內惡化）。
1.4 統計學分析
采用R 4.1.2進行分析。連續性符合正態分布的連續變量以均數±標準差（
±s）表示，兩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不符合正態分布的以中位數（四分位距）［M（P25，P75）］表示，組間比較采用Wilcoxon 秩和檢驗。分類變量以頻數（百分比）表示，兩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若存在頻數＜5的資料格則采用Fisher確切概率法。采用Kaplan-Meier曲線描述免于再干預生存率，Log-rank秩和檢驗比較組間差異。P≤0.05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1.5 倫理審查
本研究已通過我院倫理委員會倫理審批并免除書面知情同意書，倫理批號：SCMCIRB-W2021062。
2 結果
2.1 圍術期資料比較
32例（34.8%）在術中同時進行了LeCompte操作，另外60例（65.2%）未行該操作。兩組在體重（P=0.115）、手術年齡（P=0.175）、合并主動脈弓畸形（P=0.467）、冠脈正常構型比例（P=0.092）方面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未行LeCompte操作組總住院時間比行LeCompte操作組更長［22 (16，28) vs. 18 (14，22)，P=0.040］。兩組共13例（14.1%）患兒死亡，除去未行LeCompte操作組有1例因術后急性肺高壓危象死亡以外其余均因冠脈缺血相關事件而在術后當天或術后1 d死亡。行LeCompte操作組院內死亡率與未行LeCompte操作組相比差異亦無統計學意義（18.8% vs.11.7%，P=0.364）。同時行LeCompte操作似乎可以減少術中體外循環使用時間，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179±60）min vs. （203±74）min，P=0.093］。
表1
兩組患者圍術期資料比較［
/例（%）/M（P25，P75）］
2.2 隨訪數據
共79例患兒出院接受隨訪，其中8例（10.1%）患兒失訪，中位隨訪時間為4.1（1.6 ，7.5）年。隨訪中無患兒死亡。共15例（19.0%）患兒接受再干預手術，其中9例（60%）患兒因為右室流出道及肺動脈狹窄接受了再次手術，這9例患兒之中2例接受內科球囊擴張，7例接受右室流出道補片擴大術（圖2）。3例患兒因高度房室傳導阻滯進行起搏器植入或置換，1例患兒因重度主動脈瓣反流行機械瓣置換術，1例因主動脈瓣下新生纖維嵴引起左室流出道狹窄行外科切除術，1例殘留肌部室間隔缺損行封堵術，1例在行肺動脈狹窄補片擴大，2年后因主動脈弓部再狹窄行內科球囊擴張術。所有再手術患兒均順利出院繼續隨訪，無院內死亡（圖3）。
圖3
隨訪及再干預情況
Kaplan-Meier曲線顯示是否行LeCompte操作對于總體再干預率及右室流出道再干預率（流出道及肺動脈）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34，圖4a；P=0.81，圖4b）。
圖4
生存分析
a：Kaplan-Meier曲線提示LeCompte操作對于免于再干預生存無顯著影響；b：對于免于右側再干預生存亦無顯著影響；陰影部分表示95%置信區間，兩組比較采用Log-rank秩和檢驗
至最后一次隨訪時，所有患兒的紐約心功能分級均為Ⅰ 級或Ⅱ級。所有患兒最近一次隨訪超聲心動圖測量的新肺動脈峰值壓差的平均值為（21.5±15.1） mm Hg。行LeCompte操作患兒的新肺動脈峰值壓差平均值為（17.7±10.0）mm Hg，未行LeCompte操作的患兒新肺動脈峰值壓差平均（23.2±16.7）mm Hg，獨立樣本t檢驗顯示兩組間峰值壓差差異無統計學意義（t=1.769，P=0.0815）。同理，左肺動脈峰值壓差平均值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行LeCompte操作組與組未行LeCompte操作，（19.2±15.3）mm Hg vs.（16.1±8.4）mmHg，t=–0.795，P=0.436）；右肺動脈峰值壓差平均值亦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行LeCompte操作組與未行LeCompte操作組，（22.2±19.6）mm Hg vs.（18.3±9.4）mm Hg，t=–0.230，P=0.820）。
3 討論
關于側側位大動脈TBA患兒行動脈調轉術時是否應行LeCompte操作一直存在爭議。2020年我國最新的專家共識推薦應根據術中所見兩大血管相對位置以及冠脈走行決定是否行LeCompte操作，原則為不壓迫移植后的冠脈，保證其血流通暢，并可根據情況調整遠端新肺動脈吻合的位置以防止壓迫冠脈[2]。而國外則更偏向于無論何種大動脈位置關系均行LeCompte操作，也能取得良好的圍術期生存率[3-4, 8, 10-11]。LeCompte操作的主要目的是縮短肺動脈近遠端之間距離以便吻合，特別對于前后位大動脈而言十分重要。同時也需要考慮避免壓迫冠脈，而冠脈相關性的死亡則是動脈調轉術后圍術期死亡的主要原因[10]。所以我們認為，以保證冠脈不受壓迫是決定是否行LeCompte操作的最為關鍵的因素。對于側側位大動脈而言，常常存在移植冠脈后走行于重建的肺動脈后方的情況，在此情況下若心跳復跳后肺動脈壓力過高而導致充盈的肺動脈壓迫位于其后方的冠脈，則有可能導致術后冠脈急性缺血而造成不良后果。我中心92例行一期動脈調轉術治療TBA的患兒中是否行LeCompte操作對患兒死亡率的影響無顯著統計學差異，提示LeCompte操作不是影響圍術期生存的危險因素。
動脈調轉術后中遠期再干預較為常見，主要包括右室流出道及肺動脈再狹窄、主動脈弓部再狹窄、新主動脈瓣反流、殘留室間隔缺損等[6, 8, 11-14]。其中以右室流出道及肺動脈再狹窄發生率最高[11]。由于行LeCompte操作以后肺動脈被移至主動脈前方，位于主動脈前的肺動脈分叉處易受到來自后方的壓迫而產生狹窄，這在一些中遠期隨訪伴有新主動脈竇部擴張的患者中尤為顯著[10]。2020年歐洲成人先天性心臟病診療指南也認為行LeCompte操作是行動脈調轉術后肺動脈瓣上以及分支狹窄的原因之一[15]。而我們的研究發現相對于未行LeCompte操作組，行該操作在對中遠期右室流出道及肺動脈相關再干預方面的影響均無顯著統計學差異，提示LeCompte操作本身導致的大動脈空間結構變化可能并不是導致術后肺動脈狹窄的因素之一。我們認為重建肺動脈時存在一些重要的手術細節，可能有助于減少術后右室流出道及肺動脈相關再干預率：（1）無論是否行LeCompte操作，須充分游離肺動脈及其左右分支以減少其張力；（2）若直接吻合肺動脈近遠端張力較大可行左側肺動脈略縫閉，在右肺動脈處延長切口再與近端行吻合，依據我們的經驗在行LeCompte操作以后的側側位大動脈患者中更常需要這項操作；（3）修補肺動脈近端冠脈紐片剪裁缺口時用一大塊褲型心包或方形心包修補，適當增加肺動脈總干的長度以減輕肺動脈分叉下拉造成的張力；（4）若行LeCompte操作，在橫斷升主動脈時可適當將橫斷位置提高以保留更長的組織以供重建新肺動脈；（5）同期解除原主動脈瓣下梗阻。
LeCompte操作由于將肺動脈移至了主動脈前方，右室流出道及肺動脈常常覆蓋了重建后的新主動脈根部，有研究者認為這會對遠期因新主動脈竇部擴張或新主動脈瓣反流再手術造成影響，在手術操作中更難以游離和對新主動脈根部進行操作[16]。
我們中心目前對于側側位大動脈患兒行LeCompte操作的判斷標準仍以不壓迫冠脈為第一要義，同時對少數由于大動脈相對位置特殊導致LeCompte操作施行困難的案例我們也不進行換位。本研究提示無論是否行LeCompte操作對于圍術期死亡率以及中遠期再干預率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故術者可根據術中情況選擇對冠脈影響最小、肺動脈張力最小的方案進行操作。未來仍需要大樣本量、長期隨訪的研究來進一步探討LeCompte操作對于側側位大動脈行動脈調轉術后遠期再干預的影響。
利益沖突：無。
作者貢獻：顧明均負責論文設計、數據收集、論文撰寫及意見修回；董衛負責論文選題、結果解釋、論文修改及提供修回意見；張文負責數據收集、統計分析及提供修回意見；蔣琪負責數據收集及參與論文撰寫；陳典負責數據收集及參與論文撰寫；胡杰負責統計分析及提供修回意見；朱奕帆負責數據收集及提供修回意見；胡仁杰參與論文修改及提供修回意見；張海波負責基金項目的獲得、論文選題與設計、論文指導及意見修回。
LeCompte操作也被稱作兩大動脈交叉換位，1982年由法國人LeCompte第一次用于治療1例完全性大動脈轉位合并室間隔缺損伴肺動脈狹窄的患兒[1]。目前LeCompte操作是前后位完全性大動脈轉位患兒行動脈調轉術（arterial switch operation，ASO）時的常規步驟。對于側側位大動脈關系的患兒，是否行LeCompte操作需要根據術中大動脈位置關系、冠狀動脈（冠脈）走行等因素決定[2-4]。Taussig-Bing畸形（Taussig-Bing anomaly，TBA）又名右心室雙出口合并肺動脈瓣下室間隔缺損，是一種罕見的復雜先天性青紫型心臟畸形，約50%的患兒大動脈排列為側側位[5-8]。目前治療TBA的首選術式為動脈調轉術[3-4]。由于TBA的罕見性，目前已發表的國內外臨床研究均存在樣本量較小的問題[3-4]。此外，對于未行LeCompte操作患兒的中長期隨訪情況也鮮有報道。本文總結了我中心92例側側位TBA患兒一期行動脈調轉術糾治的經驗，以比較LeCompte操作對于行一期動脈調轉術的TBA患兒中長期再干預的影響。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回顧性納入上海兒童醫學中心2006—2017年間203例確診為TBA的患兒，其中92例患兒的大動脈位置關系為側側位。排除標準：前后位或右前左后位大動脈關系、未行一期ASO根治術的TBA患兒。
研究內容包括術前心臟超聲、術前心臟CT、手術記錄及術后監護室監護記錄。出院后隨訪數據通過我院門診系統收集，同時結合電話隨訪了解患兒近況。
1.2 定義及診斷
我院TBA定義參照2000年先天性心臟病手術命名規則[5]。無肺動脈瓣-二尖瓣纖維連接不納入我院TBA診斷標準。冠脈分型采用Leiden標準[9]。
所有患兒術前均進行經體表超聲心動圖檢查進行診斷。除去需要急診手術的患兒，自2010年起所有患兒術前均進行增強CT檢查。側側位大動脈關系定義為以人體冠狀面為基準，在心臟超聲大動脈短軸切面兩瓣環在同一水平，或在CT上兩瓣環位于同一水平，或術中見兩大動脈呈側側位平行排列（圖1）。
圖1
側側位大動脈關系
a：心臟超聲；b：增強CT；c：術中見兩大動脈呈側側位平行排列
1.3 手術方式
常規建立體外循環，充分游離肺動脈總干及其左右分支。升主動脈阻斷后根部注入心肌保護液。橫斷升主動脈及肺動脈，探查冠脈構型及其在心外膜表面走行方向，切取冠脈紐片。經肺動脈瓣口修補室間隔缺損。將冠脈紐片移植到對應肺動脈根部的瓣竇內，并確保冠脈無張力、無扭曲。根據術中大動脈位置關系及冠脈走行決定是否行LeCompte操作，若不行LeCompte操作，需注意重建新肺動脈時減輕近遠端吻合口張力以及左肺動脈張力，可將肺動脈吻合口向右肺動脈偏移，同時注意防止新肺動脈壓迫在其后方走行的冠脈。若行LeCompte操作（圖2），需充分游離肺動脈及其左右分支以減輕肺動脈分叉及左右肺動脈分支的張力。新主動脈近遠端吻合重建，用一大塊褲型心包修補新肺動脈根部后與遠端吻合重建新肺動脈，根據需要將肺動脈近遠端吻合口向右偏移。心臟復跳后止血關胸，若心臟腫脹明顯可行延遲關胸。
圖2
LeCompte操作
a：行LeCompte操作前兩大動脈位置關系；b：行LeCompte操作后兩大動脈位置關系
1.4 隨訪
患兒出院后第1個月、3個月、6個月、12個月各隨訪一次，隨訪內容包括超聲心動圖、心電圖、胸部X線片等。1年后每半年隨訪一次，之后每年隨訪一次。若超聲發現異常則行心臟CT觀察其三維空間結構。肺動脈及其分支狹窄再干預指征為跨狹窄處峰值流速＞3 m/s且伴有臨床癥狀。新主動脈瓣反流再干預指征為中度以上反流伴左心室舒張末容量明顯增大或臨床癥狀明顯（紐約心功能分級短期內惡化）。
1.4 統計學分析
采用R 4.1.2進行分析。連續性符合正態分布的連續變量以均數±標準差（±s）表示，兩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不符合正態分布的以中位數（四分位距）［M（P25，P75）］表示，組間比較采用Wilcoxon 秩和檢驗。分類變量以頻數（百分比）表示，兩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若存在頻數＜5的資料格則采用Fisher確切概率法。采用Kaplan-Meier曲線描述免于再干預生存率，Log-rank秩和檢驗比較組間差異。P≤0.05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1.5 倫理審查
本研究已通過我院倫理委員會倫理審批并免除書面知情同意書，倫理批號：SCMCIRB-W2021062。
2 結果
2.1 圍術期資料比較
32例（34.8%）在術中同時進行了LeCompte操作，另外60例（65.2%）未行該操作。兩組在體重（P=0.115）、手術年齡（P=0.175）、合并主動脈弓畸形（P=0.467）、冠脈正常構型比例（P=0.092）方面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未行LeCompte操作組總住院時間比行LeCompte操作組更長［22 (16，28) vs. 18 (14，22)，P=0.040］。兩組共13例（14.1%）患兒死亡，除去未行LeCompte操作組有1例因術后急性肺高壓危象死亡以外其余均因冠脈缺血相關事件而在術后當天或術后1 d死亡。行LeCompte操作組院內死亡率與未行LeCompte操作組相比差異亦無統計學意義（18.8% vs.11.7%，P=0.364）。同時行LeCompte操作似乎可以減少術中體外循環使用時間，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179±60）min vs. （203±74）min，P=0.093］。
表1
兩組患者圍術期資料比較［/例（%）/M（P25，P75）］
2.2 隨訪數據
共79例患兒出院接受隨訪，其中8例（10.1%）患兒失訪，中位隨訪時間為4.1（1.6 ，7.5）年。隨訪中無患兒死亡。共15例（19.0%）患兒接受再干預手術，其中9例（60%）患兒因為右室流出道及肺動脈狹窄接受了再次手術，這9例患兒之中2例接受內科球囊擴張，7例接受右室流出道補片擴大術（圖2）。3例患兒因高度房室傳導阻滯進行起搏器植入或置換，1例患兒因重度主動脈瓣反流行機械瓣置換術，1例因主動脈瓣下新生纖維嵴引起左室流出道狹窄行外科切除術，1例殘留肌部室間隔缺損行封堵術，1例在行肺動脈狹窄補片擴大，2年后因主動脈弓部再狹窄行內科球囊擴張術。所有再手術患兒均順利出院繼續隨訪，無院內死亡（圖3）。
圖3
隨訪及再干預情況
Kaplan-Meier曲線顯示是否行LeCompte操作對于總體再干預率及右室流出道再干預率（流出道及肺動脈）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34，圖4a；P=0.81，圖4b）。
圖4
生存分析
a：Kaplan-Meier曲線提示LeCompte操作對于免于再干預生存無顯著影響；b：對于免于右側再干預生存亦無顯著影響；陰影部分表示95%置信區間，兩組比較采用Log-rank秩和檢驗
至最后一次隨訪時，所有患兒的紐約心功能分級均為Ⅰ 級或Ⅱ級。所有患兒最近一次隨訪超聲心動圖測量的新肺動脈峰值壓差的平均值為（21.5±15.1） mm Hg。行LeCompte操作患兒的新肺動脈峰值壓差平均值為（17.7±10.0）mm Hg，未行LeCompte操作的患兒新肺動脈峰值壓差平均（23.2±16.7）mm Hg，獨立樣本t檢驗顯示兩組間峰值壓差差異無統計學意義（t=1.769，P=0.0815）。同理，左肺動脈峰值壓差平均值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行LeCompte操作組與組未行LeCompte操作，（19.2±15.3）mm Hg vs.（16.1±8.4）mmHg，t=–0.795，P=0.436）；右肺動脈峰值壓差平均值亦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行LeCompte操作組與未行LeCompte操作組，（22.2±19.6）mm Hg vs.（18.3±9.4）mm Hg，t=–0.230，P=0.820）。
3 討論
關于側側位大動脈TBA患兒行動脈調轉術時是否應行LeCompte操作一直存在爭議。2020年我國最新的專家共識推薦應根據術中所見兩大血管相對位置以及冠脈走行決定是否行LeCompte操作，原則為不壓迫移植后的冠脈，保證其血流通暢，并可根據情況調整遠端新肺動脈吻合的位置以防止壓迫冠脈[2]。而國外則更偏向于無論何種大動脈位置關系均行LeCompte操作，也能取得良好的圍術期生存率[3-4, 8, 10-11]。LeCompte操作的主要目的是縮短肺動脈近遠端之間距離以便吻合，特別對于前后位大動脈而言十分重要。同時也需要考慮避免壓迫冠脈，而冠脈相關性的死亡則是動脈調轉術后圍術期死亡的主要原因[10]。所以我們認為，以保證冠脈不受壓迫是決定是否行LeCompte操作的最為關鍵的因素。對于側側位大動脈而言，常常存在移植冠脈后走行于重建的肺動脈后方的情況，在此情況下若心跳復跳后肺動脈壓力過高而導致充盈的肺動脈壓迫位于其后方的冠脈，則有可能導致術后冠脈急性缺血而造成不良后果。我中心92例行一期動脈調轉術治療TBA的患兒中是否行LeCompte操作對患兒死亡率的影響無顯著統計學差異，提示LeCompte操作不是影響圍術期生存的危險因素。
動脈調轉術后中遠期再干預較為常見，主要包括右室流出道及肺動脈再狹窄、主動脈弓部再狹窄、新主動脈瓣反流、殘留室間隔缺損等[6, 8, 11-14]。其中以右室流出道及肺動脈再狹窄發生率最高[11]。由于行LeCompte操作以后肺動脈被移至主動脈前方，位于主動脈前的肺動脈分叉處易受到來自后方的壓迫而產生狹窄，這在一些中遠期隨訪伴有新主動脈竇部擴張的患者中尤為顯著[10]。2020年歐洲成人先天性心臟病診療指南也認為行LeCompte操作是行動脈調轉術后肺動脈瓣上以及分支狹窄的原因之一[15]。而我們的研究發現相對于未行LeCompte操作組，行該操作在對中遠期右室流出道及肺動脈相關再干預方面的影響均無顯著統計學差異，提示LeCompte操作本身導致的大動脈空間結構變化可能并不是導致術后肺動脈狹窄的因素之一。我們認為重建肺動脈時存在一些重要的手術細節，可能有助于減少術后右室流出道及肺動脈相關再干預率：（1）無論是否行LeCompte操作，須充分游離肺動脈及其左右分支以減少其張力；（2）若直接吻合肺動脈近遠端張力較大可行左側肺動脈略縫閉，在右肺動脈處延長切口再與近端行吻合，依據我們的經驗在行LeCompte操作以后的側側位大動脈患者中更常需要這項操作；（3）修補肺動脈近端冠脈紐片剪裁缺口時用一大塊褲型心包或方形心包修補，適當增加肺動脈總干的長度以減輕肺動脈分叉下拉造成的張力；（4）若行LeCompte操作，在橫斷升主動脈時可適當將橫斷位置提高以保留更長的組織以供重建新肺動脈；（5）同期解除原主動脈瓣下梗阻。
LeCompte操作由于將肺動脈移至了主動脈前方，右室流出道及肺動脈常常覆蓋了重建后的新主動脈根部，有研究者認為這會對遠期因新主動脈竇部擴張或新主動脈瓣反流再手術造成影響，在手術操作中更難以游離和對新主動脈根部進行操作[16]。
我們中心目前對于側側位大動脈患兒行LeCompte操作的判斷標準仍以不壓迫冠脈為第一要義，同時對少數由于大動脈相對位置特殊導致LeCompte操作施行困難的案例我們也不進行換位。本研究提示無論是否行LeCompte操作對于圍術期死亡率以及中遠期再干預率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故術者可根據術中情況選擇對冠脈影響最小、肺動脈張力最小的方案進行操作。未來仍需要大樣本量、長期隨訪的研究來進一步探討LeCompte操作對于側側位大動脈行動脈調轉術后遠期再干預的影響。
利益沖突：無。
作者貢獻：顧明均負責論文設計、數據收集、論文撰寫及意見修回；董衛負責論文選題、結果解釋、論文修改及提供修回意見；張文負責數據收集、統計分析及提供修回意見；蔣琪負責數據收集及參與論文撰寫；陳典負責數據收集及參與論文撰寫；胡杰負責統計分析及提供修回意見；朱奕帆負責數據收集及提供修回意見；胡仁杰參與論文修改及提供修回意見；張海波負責基金項目的獲得、論文選題與設計、論文指導及意見修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