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盛思滿, 陳闖, 陳小宇, 劉紅陽, 朱倫, 李紅, 丁志龍, 徐震, 王正, 潘智. 釓塞酸二鈉增強磁共振成像在肝細胞癌大體形態分型中的應用價值. 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 2023, 30(7): 814-819. doi: 10.7507/1007-9424.202303064 復制
雖然目前肝細胞癌（下文中出現的“肝癌”沒有特別說明時均指“肝細胞癌”）治療手段越來越多，各項技術均較以往有顯著提高，但肝癌的復發率及5年生存率仍不容樂觀[1-3]。已有較多研究[4-9]證實肝癌的大體形態分型是影響肝癌患者預后的獨立影響因素，但是肝癌的大體形態分型均是根據術后大體標本進行。因此，如果能在術前根據影像學手段來對肝癌進行大體形態分型，對指導臨床醫生采用更加優化的個體化治療方法具有重要意義。釓塞酸二鈉（gadolinium ethoxybenzyl diethylenetriamine pentaacetic acid，Gd-EOB-DTPA）是我國近年來應用于臨床的新型肝膽系統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對比劑，具有高度特異性，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肝癌的檢出率[10]，它為術前進行準確的肝癌大體形態分型提供了可能。本研究回顧性收集2017年1月至2022年12月期間徐州醫科大學附屬淮安醫院（簡稱“我院”）收治的肝癌患者，分析并探討Gd-EOB-DTPA-MRI對肝癌大體形態分型的準確性及臨床意義。
1 資料與方法
1.1 患者納入和排除標準
回顧性收集2017年1月至2022年12月期間徐州醫科大學附屬淮安醫院收治且行手術切除的肝癌患者。納入標準：① 所有患者接受肝癌根治性手術，肝功能為Child-Pugh A級或B級；② 所有患者術前均行Gd-EOB-DTPA-MRI檢查；③ 術后病理學檢查結果證實為肝癌；④ 所有臨床及病理資料完整；⑤ 手術由同一組醫師施行。排除標準：① 術后病理學檢查結果證實為非肝細胞癌或者為混合型肝癌；② 轉移性肝癌或彌漫性肝癌；③ 臨床或病理資料不完整。
1.2 檢查方法
所有患者均采用飛利浦3.0 T MRI掃描儀，6通道表面線圈，檢查前禁食6～8 h。增強掃描時經肘前靜脈團注對比劑Gd-EOB-DTPA 10 mL，速度1.5 mL/s，結束后推注20 mL生理鹽水。MRI橫斷面平掃后行增強掃描動脈三期（18 s、24 s、30 s）增強、門靜脈期（60 s）、延遲期（3 min）、肝膽特異期（20 min）掃描。掃描參數：重復時間為3.6 ms，回波時間為1.7 ms，層厚為2.0 mm，矩陣為300×250，視野為400 mm×350 mm，翻轉角度為10°。
1.3 影像學大體形態分型
由我院2位影像科醫師根據MRI獨立對肝腫瘤進行大體形態分型，主要依據Gd-EOB-DTPA肝膽特異期，同時結合其他序列，觀察其軸位并冠狀位影像，根據腫瘤的影像學表現[11]將肝癌分為4種類型（圖1）：① 結節型。邊界清晰且規則的圓形或類圓形結節（圖1a）。② 結節凸起型。邊界清晰且規則的圓形或類圓形結節，但有1處或多處呈“出芽”樣生長（圖1c）。③ 結節融合型。2個或2個以上多個結節呈“分葉”狀相互融合，邊緣相對規則，血供豐富（圖1e）。④ 浸潤型。形狀不規則、境界不清晰，無明顯包膜，與周圍正常肝組織呈“穿鑿樣”改變（圖1g）。當2位影像科醫師的意見不統一時由2位醫師討論后決定。
圖1
示肝癌4種大體形態分型
a、b：結節型（邊界清晰且規則的圓形或類圓形結節，箭頭所示）；c、d：結節凸起型（邊界清晰且規則的圓形或類圓形結節，但有1處或多處呈“出芽”樣生長，箭頭所示）；e、f：結節融合型（2個或2個以上多個結節呈“分葉”狀相互融合，邊緣相對規則，血供豐富，箭頭所示）；g、h：浸潤型（形狀不規則、邊界不清晰，無明顯包膜，與周圍正常肝組織呈“穿鑿樣”改變，箭頭所示）
1.4 手術切除標體大體形態分型
將手術切除標本切片后拍照，同時記錄大體標本的病理學特點。根據文獻[12-13]報道和結合筆者所在醫院多學科協作團隊的肝膽外科、病理科及影像科的3位醫師共同商量后判定切除標本的大體形態分型，分為4種類型（圖1）：① 結節型。邊界清晰的圓形或類圓形結節，可有清晰的纖維包膜（圖1b）。② 結節凸起型：邊界清晰的圓形或類圓形結節，但有1處或多處局部突破（圖1d）。③ 結節融合型。多個結節相互融合，每個結節可有清晰的邊緣（圖1f）。④ 浸潤型。邊界及形狀不規則，無明顯包膜（圖1h）。
1.5 統計學方法
應用SPSS 19.0統計軟件進行分析。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
±s）描述，多組間比較采用方差分析，兩兩比較采用LSD-t檢驗；偏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中位數（median，M）和上下四分位數（P25，P75）描述，多組間比較采用Kruskal-Wallis秩和檢驗。計數資料比較采用χ2檢驗或Fisher確切概率法。將術前Gd-EOB-DTPA-MRI與手術切除標本的大體形態分型進行對比分析，采用McNemar檢驗；然后以手術切除標本的大體形態分型為標準進行Kappa一致性檢驗，Kappa值≥0.75表示一致性較好，Kappa值＜0.40表示一致性較差，0.40≤Kappa值＜0.75表示一致性中等。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1 本研究納入患者的基本情況及手術切除標本大體形態分型與肝癌患者病理因素分析結果
共納入符合研究條件的肝癌患者87例，患者的具體數據見表1。術后4種不同大體形態分型的肝癌患者在病理特征方面的比較結果見表2。從表2可見，手術切除標本4種不同大體形態分型的肝癌患者在性別、年齡、腫瘤分化程度及肝內轉移情況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這4種不同大體形態分型在微血管侵犯和腫瘤直徑方面總體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χ2=16.852，P=0.001；F=2.937，P=0.038），體現在有微血管侵犯者的占比在4種類型患者中的浸潤型患者中最高，與結節型、結節凸起型和結節融合型相比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χ2值分別為15.769、5.215、9.357，P值分別為<0.001、0.022、0.002），結節型分別與結節凸起型和結節融合型比較以及結節凸起型和結節融合型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χ2值分別為3.762、0.488、1.169，P值分別為0.052、0.485、0.280）；在腫瘤直徑方面體現在，結節型的直徑最小，它與結節凸起型和浸潤型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 值分別為2.578、2.240，P值分別為0.013、0.031），但它與結節融合型比較差異未見有統計學意義（t=1.401，P=0.167），結節凸起型分別與結節融合型和浸潤型比較以及結節融合型與浸潤型比較差異均未見有統計學意義（t值分別為1.214、0.106、1.192，P值分別為0.231、0.916、0.243）。
表1
87例肝癌患者的臨床和病理資料
表2
手術切除標本的4種不同大體形態分型的肝癌患者的臨床病理因素比較結果
2.2 術前Gd-EOB-DTPA-MRI與手術切除標本大體形態分型的一致性分析結果
87例患者術前Gd-EOB-DTPA-MRI大體分型：結節型28例（32.2%），結節凸起型28例（32.2%），結節融合型21例（24.1%），浸潤型10例（11.5%）。有5例結節型被誤判為非結節型，即有3例被誤判為結節凸起型、2例被誤判為結合融合型；非結節型有9例發生誤判，其中4例結節凸起型分別被誤判為結合融合型2例、浸潤型2例，4例結節融合型被誤判為結節凸起型，1例浸潤型被誤判為結節凸起型，見表3。術前Gd-EOB-DTPA-MRI大體形態分型與手術切除標本大體形態分型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199，一致性檢驗Kappa= 0.776），提示術前Gd-EOB-DTPA-MRI分型與術后切除標本大體形態分型吻合度較好。此外，進行Gd-EOB-DTPA-MRI大體形態分型的影像分析者間一致性較好（Kappa=0.792）。
表3
術前Gd-EOB-DTPA-MRI與手術切除標本的大體形態分型的一致性分析結果（例）
3 討論
Eggel于1901年提出肝癌的大體形態學分型，將肝癌分為結節型、巨塊型和浸潤型；1987年Kanai等[12]提出了新的分型方法，將其中的結節型肝癌進一步分為結節型、結節凸起型、結節融合型及浸潤型，又將結節凸起型、結節融合型及浸潤型合稱為非結節型，并且提出大體形態分型與預后相關，不同大體形態分型的肝癌患者應采取不同的治療方案。該分型方法在國際上受到廣泛重視，日本肝癌研究組將此寫入日本肝癌診療指南[13]。一直以來，肝癌的大體形態分型都是根據術后切除標本來進行，如果在治療前就能夠對肝癌進行準確的大體形態分型，可進一步指導臨床醫生對患者采取更加精準的個體化治療，可能對于改善患者預后、延長患者生存時間及提高患者生存質量有一定的臨床意義。
Gd-EOB-DTPA具有非特異性細胞外對比劑和肝膽特異性對比劑的特性，在肝膽特異期，正常肝細胞因攝取Gd-EOB-DTPA呈現高信號[14-15]，但腫瘤細胞因不攝取Gd-EOB-DTPA而呈現低信號，從而使得低信號的肝腫瘤輪廓在高信號的正常肝臟背景下顯得格外清晰，對肝癌的大體形態學分型有獨特優勢。Gd-EOB-DTPA自2011年在中國上市以來，在肝臟微小病灶的發現、肝臟占位性病變的診斷與鑒別診斷中顯現出巨大優勢[16-20]，但國內用于在肝癌的大體形態分型方面的相關研究甚少。
本研究中發現，術前Gd-EOB-DTPA-MRI大體形態分型與術后切除標本金標準相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因此，可用于在術前對肝癌進行大體形態學分型。本研究中有5例結節型被誤判為非結節型即有3例誤判為結節凸起型、2例誤判為結合融合型；非結節型有9例發生誤判，其中4例結節凸起型分別被誤判為結合融合型2例、浸潤型2例，4例結節融合型被誤判為結節凸起型，1例浸潤型被誤判斷為結節凸起型，無非結節型被誤判為結節型。發生誤判的原因可能為：① 大部分肝癌在Gd-EOB-DTPA肝膽特異期表現為低信號，但仍有10%～25%的肝癌表現為等信號或者高信號，其原因可能與細胞膜上高表達有機陰離子轉運肽有關，導致腫瘤邊界顯示不清[21]；② 部分伴有靜脈癌栓的患者存在局部Gd-EOB-DTPA攝取不足，影像學上表現為輪廓刻畫不清晰[22]；③ 部分肝功能差的患者，整個肝臟攝取Gd-EOB-DTPA的能力不足，導致正常肝臟背景與腫瘤的對比度不高[23-25]。通過術前Gd-EOB-DTPA-MRI大體形態分型的判斷，有利于指導臨床醫生對患者制定更加精準的個體化治療。對于≤3.0 cm的結節型肝癌的治療，可采用的治療方式有肝移植、手術切除（包括局部切除）及射頻消融；而對于≤3.0 cm非結節型的腫瘤，一般不建議采用局部消融治療，而建議肝移植或手術切除，如手術切除建議行解剖性肝切除[26]。
本研究還分析了手術切除肝癌的大體形態分型與患者病理因素的關系，發現4種分型間在腫瘤直徑及微血管侵犯方面呈現出有統計學意義的差異（P<0.05），體現在4種分型中，微血管侵犯發生率在浸潤型肝癌中最高，腫瘤直徑也最大。通常浸潤型肝癌的病理分期一般較晚，微血管侵犯發生率高[11, 27]，且腫瘤易侵犯肝蒂[28]，在手術時切除范圍應該更大。因此，如果在術前對肝癌采用Gd-EOB-DTPA-MRI大體形態分型，根據分型情況為患者制定治療方法及手術方式，術前進行詳細而精準規劃，對患者治療及預后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從本研究結果及結合文獻，肝癌的大體形態學分型與多項病理因素有關。術前采用Gd-EOB-DTPA-MRI對肝癌的大體形態學分型與金標準有較好的吻合度，在術前對肝癌進行Gd-EOB-DTPA-MRI大體形態學分型，對術前規劃、指導治療等方面有一定的價值。但也需看到，本研究為單中心回顧性研究，樣本量較小，其推廣性和延展性具有一定的局限。
重要聲明
利益沖突聲明：本文全體作者閱讀并理解了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的政策聲明，我們沒有相互競爭的利益。
作者貢獻聲明：盛思滿負責論文撰寫及數據處理；陳闖負責提出研究思路、數據處理及審核；陳小宇和劉紅陽負責影像閱片；朱倫和李紅負責病理閱片；丁志龍、徐震、王正及潘智負責資料收集。
倫理批準聲明：本研究通過了淮安市第二人民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批。
雖然目前肝細胞癌（下文中出現的“肝癌”沒有特別說明時均指“肝細胞癌”）治療手段越來越多，各項技術均較以往有顯著提高，但肝癌的復發率及5年生存率仍不容樂觀[1-3]。已有較多研究[4-9]證實肝癌的大體形態分型是影響肝癌患者預后的獨立影響因素，但是肝癌的大體形態分型均是根據術后大體標本進行。因此，如果能在術前根據影像學手段來對肝癌進行大體形態分型，對指導臨床醫生采用更加優化的個體化治療方法具有重要意義。釓塞酸二鈉（gadolinium ethoxybenzyl diethylenetriamine pentaacetic acid，Gd-EOB-DTPA）是我國近年來應用于臨床的新型肝膽系統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對比劑，具有高度特異性，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肝癌的檢出率[10]，它為術前進行準確的肝癌大體形態分型提供了可能。本研究回顧性收集2017年1月至2022年12月期間徐州醫科大學附屬淮安醫院（簡稱“我院”）收治的肝癌患者，分析并探討Gd-EOB-DTPA-MRI對肝癌大體形態分型的準確性及臨床意義。
1 資料與方法
1.1 患者納入和排除標準
回顧性收集2017年1月至2022年12月期間徐州醫科大學附屬淮安醫院收治且行手術切除的肝癌患者。納入標準：① 所有患者接受肝癌根治性手術，肝功能為Child-Pugh A級或B級；② 所有患者術前均行Gd-EOB-DTPA-MRI檢查；③ 術后病理學檢查結果證實為肝癌；④ 所有臨床及病理資料完整；⑤ 手術由同一組醫師施行。排除標準：① 術后病理學檢查結果證實為非肝細胞癌或者為混合型肝癌；② 轉移性肝癌或彌漫性肝癌；③ 臨床或病理資料不完整。
1.2 檢查方法
所有患者均采用飛利浦3.0 T MRI掃描儀，6通道表面線圈，檢查前禁食6～8 h。增強掃描時經肘前靜脈團注對比劑Gd-EOB-DTPA 10 mL，速度1.5 mL/s，結束后推注20 mL生理鹽水。MRI橫斷面平掃后行增強掃描動脈三期（18 s、24 s、30 s）增強、門靜脈期（60 s）、延遲期（3 min）、肝膽特異期（20 min）掃描。掃描參數：重復時間為3.6 ms，回波時間為1.7 ms，層厚為2.0 mm，矩陣為300×250，視野為400 mm×350 mm，翻轉角度為10°。
1.3 影像學大體形態分型
由我院2位影像科醫師根據MRI獨立對肝腫瘤進行大體形態分型，主要依據Gd-EOB-DTPA肝膽特異期，同時結合其他序列，觀察其軸位并冠狀位影像，根據腫瘤的影像學表現[11]將肝癌分為4種類型（圖1）：① 結節型。邊界清晰且規則的圓形或類圓形結節（圖1a）。② 結節凸起型。邊界清晰且規則的圓形或類圓形結節，但有1處或多處呈“出芽”樣生長（圖1c）。③ 結節融合型。2個或2個以上多個結節呈“分葉”狀相互融合，邊緣相對規則，血供豐富（圖1e）。④ 浸潤型。形狀不規則、境界不清晰，無明顯包膜，與周圍正常肝組織呈“穿鑿樣”改變（圖1g）。當2位影像科醫師的意見不統一時由2位醫師討論后決定。
圖1
示肝癌4種大體形態分型
a、b：結節型（邊界清晰且規則的圓形或類圓形結節，箭頭所示）；c、d：結節凸起型（邊界清晰且規則的圓形或類圓形結節，但有1處或多處呈“出芽”樣生長，箭頭所示）；e、f：結節融合型（2個或2個以上多個結節呈“分葉”狀相互融合，邊緣相對規則，血供豐富，箭頭所示）；g、h：浸潤型（形狀不規則、邊界不清晰，無明顯包膜，與周圍正常肝組織呈“穿鑿樣”改變，箭頭所示）
1.4 手術切除標體大體形態分型
將手術切除標本切片后拍照，同時記錄大體標本的病理學特點。根據文獻[12-13]報道和結合筆者所在醫院多學科協作團隊的肝膽外科、病理科及影像科的3位醫師共同商量后判定切除標本的大體形態分型，分為4種類型（圖1）：① 結節型。邊界清晰的圓形或類圓形結節，可有清晰的纖維包膜（圖1b）。② 結節凸起型：邊界清晰的圓形或類圓形結節，但有1處或多處局部突破（圖1d）。③ 結節融合型。多個結節相互融合，每個結節可有清晰的邊緣（圖1f）。④ 浸潤型。邊界及形狀不規則，無明顯包膜（圖1h）。
1.5 統計學方法
應用SPSS 19.0統計軟件進行分析。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s）描述，多組間比較采用方差分析，兩兩比較采用LSD-t檢驗；偏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中位數（median，M）和上下四分位數（P25，P75）描述，多組間比較采用Kruskal-Wallis秩和檢驗。計數資料比較采用χ2檢驗或Fisher確切概率法。將術前Gd-EOB-DTPA-MRI與手術切除標本的大體形態分型進行對比分析，采用McNemar檢驗；然后以手術切除標本的大體形態分型為標準進行Kappa一致性檢驗，Kappa值≥0.75表示一致性較好，Kappa值＜0.40表示一致性較差，0.40≤Kappa值＜0.75表示一致性中等。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1 本研究納入患者的基本情況及手術切除標本大體形態分型與肝癌患者病理因素分析結果
共納入符合研究條件的肝癌患者87例，患者的具體數據見表1。術后4種不同大體形態分型的肝癌患者在病理特征方面的比較結果見表2。從表2可見，手術切除標本4種不同大體形態分型的肝癌患者在性別、年齡、腫瘤分化程度及肝內轉移情況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這4種不同大體形態分型在微血管侵犯和腫瘤直徑方面總體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χ2=16.852，P=0.001；F=2.937，P=0.038），體現在有微血管侵犯者的占比在4種類型患者中的浸潤型患者中最高，與結節型、結節凸起型和結節融合型相比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χ2值分別為15.769、5.215、9.357，P值分別為<0.001、0.022、0.002），結節型分別與結節凸起型和結節融合型比較以及結節凸起型和結節融合型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χ2值分別為3.762、0.488、1.169，P值分別為0.052、0.485、0.280）；在腫瘤直徑方面體現在，結節型的直徑最小，它與結節凸起型和浸潤型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 值分別為2.578、2.240，P值分別為0.013、0.031），但它與結節融合型比較差異未見有統計學意義（t=1.401，P=0.167），結節凸起型分別與結節融合型和浸潤型比較以及結節融合型與浸潤型比較差異均未見有統計學意義（t值分別為1.214、0.106、1.192，P值分別為0.231、0.916、0.243）。
表1
87例肝癌患者的臨床和病理資料
表2
手術切除標本的4種不同大體形態分型的肝癌患者的臨床病理因素比較結果
2.2 術前Gd-EOB-DTPA-MRI與手術切除標本大體形態分型的一致性分析結果
87例患者術前Gd-EOB-DTPA-MRI大體分型：結節型28例（32.2%），結節凸起型28例（32.2%），結節融合型21例（24.1%），浸潤型10例（11.5%）。有5例結節型被誤判為非結節型，即有3例被誤判為結節凸起型、2例被誤判為結合融合型；非結節型有9例發生誤判，其中4例結節凸起型分別被誤判為結合融合型2例、浸潤型2例，4例結節融合型被誤判為結節凸起型，1例浸潤型被誤判為結節凸起型，見表3。術前Gd-EOB-DTPA-MRI大體形態分型與手術切除標本大體形態分型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199，一致性檢驗Kappa= 0.776），提示術前Gd-EOB-DTPA-MRI分型與術后切除標本大體形態分型吻合度較好。此外，進行Gd-EOB-DTPA-MRI大體形態分型的影像分析者間一致性較好（Kappa=0.792）。
表3
術前Gd-EOB-DTPA-MRI與手術切除標本的大體形態分型的一致性分析結果（例）
3 討論
Eggel于1901年提出肝癌的大體形態學分型，將肝癌分為結節型、巨塊型和浸潤型；1987年Kanai等[12]提出了新的分型方法，將其中的結節型肝癌進一步分為結節型、結節凸起型、結節融合型及浸潤型，又將結節凸起型、結節融合型及浸潤型合稱為非結節型，并且提出大體形態分型與預后相關，不同大體形態分型的肝癌患者應采取不同的治療方案。該分型方法在國際上受到廣泛重視，日本肝癌研究組將此寫入日本肝癌診療指南[13]。一直以來，肝癌的大體形態分型都是根據術后切除標本來進行，如果在治療前就能夠對肝癌進行準確的大體形態分型，可進一步指導臨床醫生對患者采取更加精準的個體化治療，可能對于改善患者預后、延長患者生存時間及提高患者生存質量有一定的臨床意義。
Gd-EOB-DTPA具有非特異性細胞外對比劑和肝膽特異性對比劑的特性，在肝膽特異期，正常肝細胞因攝取Gd-EOB-DTPA呈現高信號[14-15]，但腫瘤細胞因不攝取Gd-EOB-DTPA而呈現低信號，從而使得低信號的肝腫瘤輪廓在高信號的正常肝臟背景下顯得格外清晰，對肝癌的大體形態學分型有獨特優勢。Gd-EOB-DTPA自2011年在中國上市以來，在肝臟微小病灶的發現、肝臟占位性病變的診斷與鑒別診斷中顯現出巨大優勢[16-20]，但國內用于在肝癌的大體形態分型方面的相關研究甚少。
本研究中發現，術前Gd-EOB-DTPA-MRI大體形態分型與術后切除標本金標準相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因此，可用于在術前對肝癌進行大體形態學分型。本研究中有5例結節型被誤判為非結節型即有3例誤判為結節凸起型、2例誤判為結合融合型；非結節型有9例發生誤判，其中4例結節凸起型分別被誤判為結合融合型2例、浸潤型2例，4例結節融合型被誤判為結節凸起型，1例浸潤型被誤判斷為結節凸起型，無非結節型被誤判為結節型。發生誤判的原因可能為：① 大部分肝癌在Gd-EOB-DTPA肝膽特異期表現為低信號，但仍有10%～25%的肝癌表現為等信號或者高信號，其原因可能與細胞膜上高表達有機陰離子轉運肽有關，導致腫瘤邊界顯示不清[21]；② 部分伴有靜脈癌栓的患者存在局部Gd-EOB-DTPA攝取不足，影像學上表現為輪廓刻畫不清晰[22]；③ 部分肝功能差的患者，整個肝臟攝取Gd-EOB-DTPA的能力不足，導致正常肝臟背景與腫瘤的對比度不高[23-25]。通過術前Gd-EOB-DTPA-MRI大體形態分型的判斷，有利于指導臨床醫生對患者制定更加精準的個體化治療。對于≤3.0 cm的結節型肝癌的治療，可采用的治療方式有肝移植、手術切除（包括局部切除）及射頻消融；而對于≤3.0 cm非結節型的腫瘤，一般不建議采用局部消融治療，而建議肝移植或手術切除，如手術切除建議行解剖性肝切除[26]。
本研究還分析了手術切除肝癌的大體形態分型與患者病理因素的關系，發現4種分型間在腫瘤直徑及微血管侵犯方面呈現出有統計學意義的差異（P<0.05），體現在4種分型中，微血管侵犯發生率在浸潤型肝癌中最高，腫瘤直徑也最大。通常浸潤型肝癌的病理分期一般較晚，微血管侵犯發生率高[11, 27]，且腫瘤易侵犯肝蒂[28]，在手術時切除范圍應該更大。因此，如果在術前對肝癌采用Gd-EOB-DTPA-MRI大體形態分型，根據分型情況為患者制定治療方法及手術方式，術前進行詳細而精準規劃，對患者治療及預后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從本研究結果及結合文獻，肝癌的大體形態學分型與多項病理因素有關。術前采用Gd-EOB-DTPA-MRI對肝癌的大體形態學分型與金標準有較好的吻合度，在術前對肝癌進行Gd-EOB-DTPA-MRI大體形態學分型，對術前規劃、指導治療等方面有一定的價值。但也需看到，本研究為單中心回顧性研究，樣本量較小，其推廣性和延展性具有一定的局限。
重要聲明
利益沖突聲明：本文全體作者閱讀并理解了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的政策聲明，我們沒有相互競爭的利益。
作者貢獻聲明：盛思滿負責論文撰寫及數據處理；陳闖負責提出研究思路、數據處理及審核；陳小宇和劉紅陽負責影像閱片；朱倫和李紅負責病理閱片；丁志龍、徐震、王正及潘智負責資料收集。
倫理批準聲明：本研究通過了淮安市第二人民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