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肖煥舜, 徐永昊, 劉曉青, 何為群, 徐遠達, 桑嶺, 黎毅敏. 心功能指數和全心射血分數在評估左心收縮功能方面的應用. 中國呼吸與危重監護雜志, 2015, 14(1): 76-80. doi: 10.7507/1671-6205.2015018 復制
危重癥患者的血流動力學監測，以及評估心臟收縮、舒張功能是對循環不穩定患者診斷和治療的一個重要措施[1]。超聲多普勒測量左心室射血分數(LVEF)被廣泛認為是評估左心收縮功能的可靠方法，同時超聲還可以評估重癥患者心臟舒張功能、容量狀態(心臟舒張末期容積、下腔靜脈內徑)[2]，是重癥醫學科(ICU)必不可少的監測手段。但是超聲測量的準確性與操作者的熟練程度密切相關，且床旁超聲很難做到頻繁或連續監測，對于一些沒有足夠的超聲硬件和人員配備的ICU，其優越性很難得到發揮。脈搏指示連續心排出量(PiCCO)監護儀，是一種微創的血流動力學監測系統，其采用的經肺熱稀釋法可以準確測量心排出量(cardiac output, CO)，并獲得一些衍生的容量指標，如胸腔內血容積(intrathoracic blood volume，ITBV)、全心舒張末期容積(global end diastolic volume，GEDV)、血管外肺水(extravascular lung water，EVLW)等[3]。同時，PiCCO系統也能提供兩個關于心臟收縮功能的評價指標——心功能指數(CFI)和全心射血分數(GEF)。研究顯示在急性循環衰竭患者中CFI和GEF與超聲測量的LVEF具有良好的相關性，但該研究對象中以感染性休克患者為主[4]。本研究著重探討PiCCO監護儀所測量的CFI和GEF在左心收縮功能不全患者中的臨床應用價值，并與傳統經胸心臟超聲檢查所獲得的LVEF進行對比。
對象與方法
一 對象
采用前瞻性臨床觀察研究，選取2012年1月至2013年12月在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ICU接受PiCCO監測的重癥患者，每例患者或授權家屬均同意并簽署PiCCO有創監測知情同意書。左心功能不全組每例患者同時由兩位ICU專業醫師根據入選標準進行獨立診斷，如果得到一致的診斷意見則入選相應左心收縮功能不全組。
左心收縮功能不全組入選標準：各種病因導致的符合左心收縮功能不全診斷[5]的患者。肺充血表現：不同程度的呼吸困難、端坐呼吸、雙肺濕啰音或者頸靜脈怒張以及中心靜脈壓升高；低心排血量導致的臟器灌注不足的表現：神志淡漠、末梢冰涼、尿量減少、肢端水腫，以及與低灌注相關的臟器功能受損的實驗室檢查異常；胸部放射影像學提示肺郁血、雙肺泡性肺水腫。
對照組是行PiCCO監測的患者，基礎疾病趨于穩定階段，無明確診斷的心臟基礎疾病(包括冠心病、各種類型的心肌病、心瓣膜病、主動脈瘤)，無各種原因引起的肺源性心臟病。入選前48 h內無血管活性藥物干預，心率、血壓維持在基礎水平(較基礎值波動幅度<15%)，無組織灌注不足的臨床表現，混合中心靜脈血氧飽和度(ScvO2)>70%、乳酸<2.0 mmol/L，尿量大于0.5 mL·h－1·kg－1。
排除標準：年齡<18歲；心臟超聲檢查及放射檢查考慮存在梗阻性休克可能：急性心包填塞、大面積肺栓塞、氣胸等；懷孕或產后不足42 d；各種類型的主動脈瘤；嚴重瓣膜病變；患者或家屬拒絕行有創血流動力學監測患者。
研究方案經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批，已在醫院醫療管理部門備案并獲得批準。
二 方法
1．PiCCO操作方法：經頸內或鎖骨下靜脈穿刺置入雙腔深靜脈導管監測中心靜脈壓(CVP)，并作為補液和注射冰鹽水通道。經股動脈置入PiCCO導管(PV2015L20 Pulsion Medical Systems，Germany)，留置深度20 cm，接獨立PiCCO監測儀(PiCCO Plus，Version 7.1.0，Pulsion Medical Systems，Germany)經肺熱稀釋法測量，采用快速注射(<7 s)的方式注射冰鹽水(<8℃)15 mL后測量，每次測量間隔3 min以上，并在15 min內完成連續3次測量，記錄相關測量數據的平均值。
2．心臟超聲檢查：收集經肺熱稀釋數據的同時，由獲得資質的B超醫生行床旁經胸心臟超聲檢查，測量每搏輸出量(SV)、LVEF等數據，并通過檢查排除冠心病、心肌病、肺心病、肺動脈高壓、嚴重瓣膜疾病等。
三 統計學處理
采用SPSS 18.0統計軟件進行統計分析。正態分布資料數據以
結果
一 患者一般情況
研究共入選39例患者，左心收縮功能不全組18例，對照組21例；男24例(61.5%)，女15例(38.5%)；年齡(63.9±12.1)歲。急性生理學和慢性健康狀況評分系統Ⅱ(APACHEⅡ)評分均值為(21.6±3.6)分。數據采集時，左心收縮功能不全組患者全部18例均正在接受血管活性藥物治療，多巴胺劑量為(6.38±2.31)μg·kg－1·min－1，去甲腎上腺素劑量為(0.20±0.15)μg·kg－1·min－1；對照組患者全部沒有接受血管活性藥物治療。結果見表 1。左心功能不全組患者18例，包括原有心臟基礎疾病、其他疾病繼發心功能不全(如感染性休克合并心功能不全)，并且患者多合并多臟器功能不全，APACHEⅡ評分較高，符合心功能不全的表現。左心功能不全組患者的心率快、平均動脈壓(MAP)低，容量指標包括CVP高、ITBV指數(ITBVI)正常范圍或偏高，與對照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結果見表 2。
表1
患者一般情況(例)
表2
兩組患者經肺熱稀釋測量和經胸心臟超聲檢查數據(二 相關分析
兩組患者經肺熱稀釋法測量和經胸心臟超聲檢查數據經Pearson相關分析，結果顯示CFI與LVEF有良好的相關性(r=0.553，P < 0.000 1)，GEF與LVEF相關性良好(r=0.468，P < 0.000 1)。結果見圖 1和圖 2。
圖1
GEF與LVEF的相關性分析
圖2
CFI與LVEF的相關性分析
三 CFI、GEF、LVEF對左心收縮功能不全的預測閾值
對CFI、GEF和LVEF診斷左心收縮功能不全分別描繪ROC曲線，結果見圖 3。CFI曲線下面積為0.885，GEF的曲線下面積為0.862，LVEF曲線下面積為0.903，結果見表 3。利用截斷值法得出CFI預測心功能不全的閾值為<4.25/min，敏感性為77.8%，特異性為88.9%；GEF預測心功能不全的閾值為<19.5%，敏感性為88.9%，特異性為66.7%；LVEF預測心功能不全的閾值為<45%，敏感性為77.8%，特異性為91.1%。對各ROC曲線下面積作Z檢驗，LVEF與CFI的Z值為0.38(P=0.72)；LVEF與GEF的Z值為0.4(P=0.86)，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 > 0.05)。
圖3
CFI、GEF、LVEF診斷左心功能不全的ROC曲線
表3
各指標預測心功能不全閾值以及敏感性和特異性
討論
本研究顯示單指示劑經肺熱稀法測量的CFI、GEF與經胸心臟超聲測量的LVEF之間存在良好相關性，可用于重癥患者左心室收縮功能的評估。
心功能不全的早期，特別是既往無基礎疾病及癥狀、體征不明顯時，需要與其他疾病鑒別診斷。此時病史對急性左心功能不全的診斷很重要，特別是原有的心臟基礎疾病，如心肌梗死等，出現臨床癥狀、體征，診斷相對容易。本研究由本科室兩位專業醫生結合病史及相關資料診斷一致后入組，并且心功能不全組患者的CVP高、MAP低、ITBVI高，與對照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符合心功能不全患者的血流動力學監測表現。但由于入組時為非隨機分組，排除了合并有心律失常、心臟瓣膜疾病的患者，基礎疾病狀態可能會對結果有一定影響，下一步應繼續設計研究。
血流動力學監測是指導危重患者循環治療的重要依據，心臟收縮功能監測是其中重要組成部分之一。臨床中收縮功能不全以左心收縮功能不全常見，目前對于左心收縮功能評價的金標準是心臟超聲所直接測量的LVEF[6-7]，超聲測量的直觀性、無創性、準確性得到一致認同。由于超聲測量的準確性與操作者的熟練程度密切相關，對于沒有相關人員和設備的ICU以及需要隨時進行血流動力學評估的危重患者來說可能難以滿足臨床的要求。PiCCO監護儀是目前臨床上血流動力學監測的主要設備之一，其經肺熱稀釋法測量所衍生的心功能監測指標CFI和GEF測量簡單，能在床旁隨時進行監測，且操作方法簡便、規范，操作者相關的誤差較小，是臨床上可能用于替代超聲檢查的方法。
Combes等[8]最早在對ICU中重癥患者的研究中發現，CFI與食管超聲測量的左心室收縮面積分數(left ventricular fractional area of change, LVFAC)具有較好的相關性(r=0.87，P < 0.000 1)；Jabot等[4]也在以感染性休克為主的重癥患者中研究發現CFI與LVEF良好相關(r=0.67，P < 0.000 1)，CFI小于3.2/min可以較好地診預測經食管超聲測得的LVEF<35%。本研究重點探討了CFI和GEF在急性左心收縮功能不全患者中的應用價值，采取根據臨床表現對急性左心收縮功能不全進行診斷分組的方法，并以疾病處于穩定期和循環穩定的患者作為對照組。結果顯示CFI和GEF均與LVEF有良好的相關性(r=0.553，r=0.468，P < 0.005)。ROC曲線提示LVEF的曲線下面積最大，但經過Z檢驗提示3個指標的曲線下面積差異沒有統計學意義，提示CFI和GEF可能與LVEF在預測左心收縮功能不全方面都具有較好的敏感性和特異性。
在應用CFI和GEF進行評價時，值得注意的是其測量的準確性與經肺熱稀釋法測量的CO以及GEDV是否準確相關。研究表明經肺熱稀釋法測量得到的容量和流量參數是準確的[9-11]。經肺熱稀釋法測量的CO與肺動脈導管熱稀釋法測量的CO有高度相關性，兩者均使用Stewart-Hamilton公式計算CO，但由于指示劑傳輸距離和指示劑的丟失、再循環，熱稀釋曲線下面積改變，可導致CO計算不準確的情況[12-13]。Jabot等[4]研究發現，在嚴重右心功能不全伴右心室擴大的患者中，CFI可能會低估LVEF。因此，本研究在入選患者時將存在各種原因所導致的肺心病或肺動脈高壓的患者排除，以減少對研究結果的影響。
超聲心動圖檢查是一種無創、方便并廣泛使用的診斷工具，是在評估CO變化的原因時檢查心臟結構和功能的重要輔助工具，在近幾年已取代一些
有創的血容量監測技術[14-17]。在危重癥患者，超聲心動圖可以床邊操作，及時評估循環衰竭患者的左心室功能、心肌收縮情況、心功能指數等[6-7]。評估心臟收縮功能最常用的參數是心臟射血分數(EF)，EF與心臟超聲測量搏出量相關，但是測量的方法有局限性，包括心腔的形狀、心內膜-血液接觸面、左心室投射長度的大小均可影響測量結果。而且，很快的心室率可影響真實的心臟收縮末期的圖像采集。超聲心動圖結果的準確性還受到操作者的操作水平和個人經驗的影響[18]。超聲心動圖監測的不連續性，重癥患者需要在短時間內多次評估左心室功能，這也限制了超聲心動圖在ICU中的應用。PiCCO監護系統作為一種微創的有效的血流動力學監測工具，可以實時、反復多次地監測血流動力學，為重癥患者提供了更有效的診療方案。
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1)?本研究入組的樣本量不大。(2)?入組的心功能不全組患者較多，原因可能是本單位患者多為外院ICU轉入，轉入時合并多臟器功能不全、心功能不全發生率較高。(3)?研究所納入的左心收縮功能不全患者中有5例是繼發于感染性休克所致心肌低灌注，而無心臟基礎疾病，其病理生理改變與基礎心臟疾病而出現急性左心收縮不全可能存在不同之處。但本研究設計時確定以臨床表現為主要診斷依據，故仍納入本研究。下一步應該專門針對心臟基礎疾病所導致的心源性休克進行進一步深入探討。
綜上所述，PiCCO監護儀所測量的CFI和GEF對急性左心室收縮功能不全有較好的臨床診斷價值。在無法頻繁和快速進行心臟超聲檢查時，CFI和GEF有助于臨床醫生對患者左心室收縮功能進行評價。患者的CFI和GEF明顯下降可提示臨床醫生及時進行超聲檢查明確診斷。
危重癥患者的血流動力學監測，以及評估心臟收縮、舒張功能是對循環不穩定患者診斷和治療的一個重要措施[1]。超聲多普勒測量左心室射血分數(LVEF)被廣泛認為是評估左心收縮功能的可靠方法，同時超聲還可以評估重癥患者心臟舒張功能、容量狀態(心臟舒張末期容積、下腔靜脈內徑)[2]，是重癥醫學科(ICU)必不可少的監測手段。但是超聲測量的準確性與操作者的熟練程度密切相關，且床旁超聲很難做到頻繁或連續監測，對于一些沒有足夠的超聲硬件和人員配備的ICU，其優越性很難得到發揮。脈搏指示連續心排出量(PiCCO)監護儀，是一種微創的血流動力學監測系統，其采用的經肺熱稀釋法可以準確測量心排出量(cardiac output, CO)，并獲得一些衍生的容量指標，如胸腔內血容積(intrathoracic blood volume，ITBV)、全心舒張末期容積(global end diastolic volume，GEDV)、血管外肺水(extravascular lung water，EVLW)等[3]。同時，PiCCO系統也能提供兩個關于心臟收縮功能的評價指標——心功能指數(CFI)和全心射血分數(GEF)。研究顯示在急性循環衰竭患者中CFI和GEF與超聲測量的LVEF具有良好的相關性，但該研究對象中以感染性休克患者為主[4]。本研究著重探討PiCCO監護儀所測量的CFI和GEF在左心收縮功能不全患者中的臨床應用價值，并與傳統經胸心臟超聲檢查所獲得的LVEF進行對比。
對象與方法
一 對象
采用前瞻性臨床觀察研究，選取2012年1月至2013年12月在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ICU接受PiCCO監測的重癥患者，每例患者或授權家屬均同意并簽署PiCCO有創監測知情同意書。左心功能不全組每例患者同時由兩位ICU專業醫師根據入選標準進行獨立診斷，如果得到一致的診斷意見則入選相應左心收縮功能不全組。
左心收縮功能不全組入選標準：各種病因導致的符合左心收縮功能不全診斷[5]的患者。肺充血表現：不同程度的呼吸困難、端坐呼吸、雙肺濕啰音或者頸靜脈怒張以及中心靜脈壓升高；低心排血量導致的臟器灌注不足的表現：神志淡漠、末梢冰涼、尿量減少、肢端水腫，以及與低灌注相關的臟器功能受損的實驗室檢查異常；胸部放射影像學提示肺郁血、雙肺泡性肺水腫。
對照組是行PiCCO監測的患者，基礎疾病趨于穩定階段，無明確診斷的心臟基礎疾病(包括冠心病、各種類型的心肌病、心瓣膜病、主動脈瘤)，無各種原因引起的肺源性心臟病。入選前48 h內無血管活性藥物干預，心率、血壓維持在基礎水平(較基礎值波動幅度<15%)，無組織灌注不足的臨床表現，混合中心靜脈血氧飽和度(ScvO2)>70%、乳酸<2.0 mmol/L，尿量大于0.5 mL·h－1·kg－1。
排除標準：年齡<18歲；心臟超聲檢查及放射檢查考慮存在梗阻性休克可能：急性心包填塞、大面積肺栓塞、氣胸等；懷孕或產后不足42 d；各種類型的主動脈瘤；嚴重瓣膜病變；患者或家屬拒絕行有創血流動力學監測患者。
研究方案經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批，已在醫院醫療管理部門備案并獲得批準。
二 方法
1．PiCCO操作方法：經頸內或鎖骨下靜脈穿刺置入雙腔深靜脈導管監測中心靜脈壓(CVP)，并作為補液和注射冰鹽水通道。經股動脈置入PiCCO導管(PV2015L20 Pulsion Medical Systems，Germany)，留置深度20 cm，接獨立PiCCO監測儀(PiCCO Plus，Version 7.1.0，Pulsion Medical Systems，Germany)經肺熱稀釋法測量，采用快速注射(<7 s)的方式注射冰鹽水(<8℃)15 mL后測量，每次測量間隔3 min以上，并在15 min內完成連續3次測量，記錄相關測量數據的平均值。
2．心臟超聲檢查：收集經肺熱稀釋數據的同時，由獲得資質的B超醫生行床旁經胸心臟超聲檢查，測量每搏輸出量(SV)、LVEF等數據，并通過檢查排除冠心病、心肌病、肺心病、肺動脈高壓、嚴重瓣膜疾病等。
三 統計學處理
采用SPSS 18.0統計軟件進行統計分析。正態分布資料數據以
結果
一 患者一般情況
研究共入選39例患者，左心收縮功能不全組18例，對照組21例；男24例(61.5%)，女15例(38.5%)；年齡(63.9±12.1)歲。急性生理學和慢性健康狀況評分系統Ⅱ(APACHEⅡ)評分均值為(21.6±3.6)分。數據采集時，左心收縮功能不全組患者全部18例均正在接受血管活性藥物治療，多巴胺劑量為(6.38±2.31)μg·kg－1·min－1，去甲腎上腺素劑量為(0.20±0.15)μg·kg－1·min－1；對照組患者全部沒有接受血管活性藥物治療。結果見表 1。左心功能不全組患者18例，包括原有心臟基礎疾病、其他疾病繼發心功能不全(如感染性休克合并心功能不全)，并且患者多合并多臟器功能不全，APACHEⅡ評分較高，符合心功能不全的表現。左心功能不全組患者的心率快、平均動脈壓(MAP)低，容量指標包括CVP高、ITBV指數(ITBVI)正常范圍或偏高，與對照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結果見表 2。
表1
患者一般情況(例)
表2
兩組患者經肺熱稀釋測量和經胸心臟超聲檢查數據(二 相關分析
兩組患者經肺熱稀釋法測量和經胸心臟超聲檢查數據經Pearson相關分析，結果顯示CFI與LVEF有良好的相關性(r=0.553，P < 0.000 1)，GEF與LVEF相關性良好(r=0.468，P < 0.000 1)。結果見圖 1和圖 2。
圖1
GEF與LVEF的相關性分析
圖2
CFI與LVEF的相關性分析
三 CFI、GEF、LVEF對左心收縮功能不全的預測閾值
對CFI、GEF和LVEF診斷左心收縮功能不全分別描繪ROC曲線，結果見圖 3。CFI曲線下面積為0.885，GEF的曲線下面積為0.862，LVEF曲線下面積為0.903，結果見表 3。利用截斷值法得出CFI預測心功能不全的閾值為<4.25/min，敏感性為77.8%，特異性為88.9%；GEF預測心功能不全的閾值為<19.5%，敏感性為88.9%，特異性為66.7%；LVEF預測心功能不全的閾值為<45%，敏感性為77.8%，特異性為91.1%。對各ROC曲線下面積作Z檢驗，LVEF與CFI的Z值為0.38(P=0.72)；LVEF與GEF的Z值為0.4(P=0.86)，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 > 0.05)。
圖3
CFI、GEF、LVEF診斷左心功能不全的ROC曲線
表3
各指標預測心功能不全閾值以及敏感性和特異性
討論
本研究顯示單指示劑經肺熱稀法測量的CFI、GEF與經胸心臟超聲測量的LVEF之間存在良好相關性，可用于重癥患者左心室收縮功能的評估。
心功能不全的早期，特別是既往無基礎疾病及癥狀、體征不明顯時，需要與其他疾病鑒別診斷。此時病史對急性左心功能不全的診斷很重要，特別是原有的心臟基礎疾病，如心肌梗死等，出現臨床癥狀、體征，診斷相對容易。本研究由本科室兩位專業醫生結合病史及相關資料診斷一致后入組，并且心功能不全組患者的CVP高、MAP低、ITBVI高，與對照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符合心功能不全患者的血流動力學監測表現。但由于入組時為非隨機分組，排除了合并有心律失常、心臟瓣膜疾病的患者，基礎疾病狀態可能會對結果有一定影響，下一步應繼續設計研究。
血流動力學監測是指導危重患者循環治療的重要依據，心臟收縮功能監測是其中重要組成部分之一。臨床中收縮功能不全以左心收縮功能不全常見，目前對于左心收縮功能評價的金標準是心臟超聲所直接測量的LVEF[6-7]，超聲測量的直觀性、無創性、準確性得到一致認同。由于超聲測量的準確性與操作者的熟練程度密切相關，對于沒有相關人員和設備的ICU以及需要隨時進行血流動力學評估的危重患者來說可能難以滿足臨床的要求。PiCCO監護儀是目前臨床上血流動力學監測的主要設備之一，其經肺熱稀釋法測量所衍生的心功能監測指標CFI和GEF測量簡單，能在床旁隨時進行監測，且操作方法簡便、規范，操作者相關的誤差較小，是臨床上可能用于替代超聲檢查的方法。
Combes等[8]最早在對ICU中重癥患者的研究中發現，CFI與食管超聲測量的左心室收縮面積分數(left ventricular fractional area of change, LVFAC)具有較好的相關性(r=0.87，P < 0.000 1)；Jabot等[4]也在以感染性休克為主的重癥患者中研究發現CFI與LVEF良好相關(r=0.67，P < 0.000 1)，CFI小于3.2/min可以較好地診預測經食管超聲測得的LVEF<35%。本研究重點探討了CFI和GEF在急性左心收縮功能不全患者中的應用價值，采取根據臨床表現對急性左心收縮功能不全進行診斷分組的方法，并以疾病處于穩定期和循環穩定的患者作為對照組。結果顯示CFI和GEF均與LVEF有良好的相關性(r=0.553，r=0.468，P < 0.005)。ROC曲線提示LVEF的曲線下面積最大，但經過Z檢驗提示3個指標的曲線下面積差異沒有統計學意義，提示CFI和GEF可能與LVEF在預測左心收縮功能不全方面都具有較好的敏感性和特異性。
在應用CFI和GEF進行評價時，值得注意的是其測量的準確性與經肺熱稀釋法測量的CO以及GEDV是否準確相關。研究表明經肺熱稀釋法測量得到的容量和流量參數是準確的[9-11]。經肺熱稀釋法測量的CO與肺動脈導管熱稀釋法測量的CO有高度相關性，兩者均使用Stewart-Hamilton公式計算CO，但由于指示劑傳輸距離和指示劑的丟失、再循環，熱稀釋曲線下面積改變，可導致CO計算不準確的情況[12-13]。Jabot等[4]研究發現，在嚴重右心功能不全伴右心室擴大的患者中，CFI可能會低估LVEF。因此，本研究在入選患者時將存在各種原因所導致的肺心病或肺動脈高壓的患者排除，以減少對研究結果的影響。
超聲心動圖檢查是一種無創、方便并廣泛使用的診斷工具，是在評估CO變化的原因時檢查心臟結構和功能的重要輔助工具，在近幾年已取代一些
有創的血容量監測技術[14-17]。在危重癥患者，超聲心動圖可以床邊操作，及時評估循環衰竭患者的左心室功能、心肌收縮情況、心功能指數等[6-7]。評估心臟收縮功能最常用的參數是心臟射血分數(EF)，EF與心臟超聲測量搏出量相關，但是測量的方法有局限性，包括心腔的形狀、心內膜-血液接觸面、左心室投射長度的大小均可影響測量結果。而且，很快的心室率可影響真實的心臟收縮末期的圖像采集。超聲心動圖結果的準確性還受到操作者的操作水平和個人經驗的影響[18]。超聲心動圖監測的不連續性，重癥患者需要在短時間內多次評估左心室功能，這也限制了超聲心動圖在ICU中的應用。PiCCO監護系統作為一種微創的有效的血流動力學監測工具，可以實時、反復多次地監測血流動力學，為重癥患者提供了更有效的診療方案。
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1)?本研究入組的樣本量不大。(2)?入組的心功能不全組患者較多，原因可能是本單位患者多為外院ICU轉入，轉入時合并多臟器功能不全、心功能不全發生率較高。(3)?研究所納入的左心收縮功能不全患者中有5例是繼發于感染性休克所致心肌低灌注，而無心臟基礎疾病，其病理生理改變與基礎心臟疾病而出現急性左心收縮不全可能存在不同之處。但本研究設計時確定以臨床表現為主要診斷依據，故仍納入本研究。下一步應該專門針對心臟基礎疾病所導致的心源性休克進行進一步深入探討。
綜上所述，PiCCO監護儀所測量的CFI和GEF對急性左心室收縮功能不全有較好的臨床診斷價值。在無法頻繁和快速進行心臟超聲檢查時，CFI和GEF有助于臨床醫生對患者左心室收縮功能進行評價。患者的CFI和GEF明顯下降可提示臨床醫生及時進行超聲檢查明確診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