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爆發以來，對癲癇患者的健康產生了一定影響，癲癇與COVID-19兩者合并存在并不少見。癲癇與COVID-19可相互作用，加重各自病癥，導致患者學習、工作和生活質量的明顯下降。及時認識COVID-19 對癲癇的影響，早期采取針對兩種疾病的有效治療，將極大地有利于患者康復。
引用本文： 趙明睿, 何文斌, 沈云娟, 張新定.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對癲癇影響的研究進展. 癲癇雜志, 2022, 8(1): 65-69. doi: 10.7507/2096-0247.20220016 復制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簡稱“新冠肺炎”，于2019年末在中國武漢爆發，并迅速蔓延全球，其是由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冠狀病2型（SARS-CoV-2）引起的一種新型傳染病，SARS-CoV-2是一種針對血管緊張素轉換酶Ⅱ受體的病毒，不僅在呼吸道中發現，而且在包括腦組織在內的多個組織中發現[1]。自疫情爆發以來，已經有許多關于COVID-19對神經系統影響的報道，癲癇（Epilepsy）是一種常見的慢性神經系統疾病，具有反復發作的特征，患病率為0.7%～1.0%，多見于老人和兒童[2]。新冠肺炎疫情期間，與癲癇相關的各種因素可能會受到COVID-19的影響[3]，考慮癲癇與COVID-19之間的關系顯然尤為重要，近期大量研究已報道了COVID-19對癲癇的各種影響，本文將系統綜述各研究成果，為今后的臨床工作和科學研究提供一定的參考。
1 新冠肺炎與癲癇的相關性
癲癇不是一種單一的疾病，長期發作影響患者全身系統，有研究指出，患有包括癲癇在內的神經系統疾病可能是COVID-19的危險因素[3]。Cabezudo-Garcia等[4]通過一項橫斷面研究發現活動性癲癇患者感染COVID-19的幾率與死亡風險較對照組高出5.1倍；但Granata等[5]報道了西班牙和意大利三個癲癇中心的5 700例癲癇患者，未發現COVID-19的易感性與癲癇有明顯的相關性。而且，Kubota等[5]的系統研究顯示，癲癇患者感染COVID-19的嚴重程度低于癡呆、腦血管疾病和多發性硬化等其它神經系統疾病。因此，仍需對不同的癲癇患者群體進一步研究，以確定哪些癲癇患者真正面臨更高的COVID-19風險。
COVID-19可出現發熱等感染癥狀，這增加了引起急性癥狀性癲癇發作的風險，但有研究[6,7,8]報道因COVID-19引起的急性癥狀性癲癇的發生率不到1%，低于SARS（2.7%）和中東呼吸綜合征（8.6%）的癲癇發作率[9,10]，這說明COVID-19引起的急性癥狀性癲癇發作并不特別常見，實際上，幾項總結COVID-19患者癥狀的研究中并未提及急性癥狀性癲癇發作[1,11]。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癲癇患者的發作頻率是否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患者的生活和社會環境如何受到COVID-19的影響，所經歷的相關心理壓力程度，是否生活在COVID-19流行地區，疫情期間該地區癲癇護理的質量，以及患者的個人背景（年齡、合并癥等）。相關研究報道，疫情期間因不同地區新冠肺炎感染狀況和具有風險背景比如“具有高齡、腦外傷史等風險因素”的個體比例等因素差異，癲癇發作頻率增加的患者比例從8%～35%不等[12-16]。Granata等[5]研究發現，COVID-19期間癲癇患者發作頻率并沒有明顯變化，可能是由于疫情的原因，居家隔離、生活方式的規律、治療依從性的提高導致了更好的癲癇控制。
癲癇是一種反復發作的慢性疾病，因為沒有足夠長的隨訪期所以COVID-19引起的癲癇的發病率尚不清楚。因此，對于很多如誰會因COVID-19而患上癲癇、會導致什么類型的癲癇、癲癇的控制有多困難、此類癲癇與其他病毒感染所導致的癲癇有何不同等臨床問題，目前尚無明確的答案。
2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癲癇患者腦電圖的管理
為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嚴峻形勢，國際臨床神經電生理學學會和國際抗癲癇聯盟（ILAE）就如何在疫情期間進行臨床神經電生理學監測和研究提供了指導[17，18]，該指南建議，在腦電圖（EEG）監測前詢問患者的臨床表現和流行病學問題，對患者進行新冠肺炎風險評估，然后根據評估情況采取必要的防護措施，主要包括加強醫務人員的個人防護、對EEG設備和實驗室空間進行適當的消毒，減少非必要性EEG的檢查以降低病毒感染和傳播的風險，規范檢查工作流程，停止諸如過度換氣等危險性檢查項目。一項多中心研究發現，與疫情爆發之前相比，疫情期間的EEG數量減少了75%，特別是長程監測/動態EEG/多導睡眠圖/視頻EEG等特殊監測的減少[19]。各國各地應根據當地政府的法規和規章以及醫院的政策，結合當地臨床實踐的特定需求作出適當的決策。
有研究指出，受COVID-19影響的患者出現急性癥狀性癲癇發作或意識改變時行EEG檢查，均未發現新冠肺炎特有的EEG表現[20,21]。Pellinen等[22]總結了111例新冠肺炎患者的EEG結果，發現EEG癲癇樣放電與既往癲癇病史或急性癥狀性癲癇發作獨立相關，對于新冠肺炎患者是否具有特有的EEG特征尚需進行進一步地大規模多中心研究來探查。
3 新冠肺炎對特殊類型癲癇的影響
3.1 嬰兒痙攣
嬰兒痙攣（Infantile spasms，IS）又稱West綜合征，主要特點為嬰兒期起病、頻繁的強直痙攣發作、高峰失律EEG和智力發育障礙，發病率約為0.18‰～0.42‰。兒童神經病學學會發布了一份針對新冠肺炎疫情期間IS處理的聲明[23]，該聲明提出不僅針對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間的建議，而且也包括疫情流行之后的建議，有關診斷的建議包括遠程就診，讓目擊者在視頻中記錄患者典型的癲癇發作，詢問是否存在懷疑結節性硬化癥（Tuberous sclerosis complex，TSC）的皮損，以及優先選擇門診而非住院EEG；治療建議包括從促腎上腺皮質激素、大劑量強的松和維卡他林中進行選擇（排除藥物禁忌癥），對于TSC患者，氨己烯酸是首選，而非TSC原因的嬰兒痙攣，首選大劑量口服強的松龍；建議至少每周通過遠程醫療進行隨訪。嬰兒是COVID-19的易感人群之一，因此IS患者是癲癇患者中最脆弱的一部分，需要格外關注。
3.2 遺傳性癲癇
遺傳性癲癇又稱原發性癲癇、隱原性癲癇等，是指腦部無明顯器質性或代謝性異常表現，發病可能與遺傳因素相關并以不同程度的意識障礙、自主神經癥狀和精神癥狀發作為主的慢性神經系統疾病。一項新冠疫情對遺傳性癲癇患者影響的研究[24]指出，14.1%的患者癲癇發作頻率增加，30.3%表現為行為惡化，還認為年齡和抗癲癇藥物（AEDs）缺乏是癲癇發作增加的風險因素，而與行為惡化相關的風險因素是癲癇類型以及長期居住在封閉空間和缺乏醫護人員照料而產生的焦慮狀態等。此研究表明，遺傳性癲癇患者可能特別容易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
3.3 結節性硬化癥
TSC又稱Bourneville病，是一種常染色體顯性遺傳的神經皮膚綜合征，也有散發病例，多由外胚葉組織的器官發育異常引起，可出現腦、皮膚、周圍神經、腎等多器官受累[25]，臨床特征是面部皮脂腺瘤、癲癇發作和智能減退，新生兒發病率約為1/6 000，男女發病率比為2∶1，治療上主要選擇mTOR抑制劑（如依維莫司和西羅莫司）。目前有限的幾項研究[26,27]表明，無論是患有TSC還是使用mTOR抑制劑都不會增加感染COVID-19的風險。另Terrazzano等[28]的報道認為依維莫司可能有助于緩解COVID-19癥狀，認為該藥可抑制COVID-19的炎癥級聯反應。因此，在COVID-19疫情期間繼續對TSC患者進行治療，而不必過分擔心感染COVID-19的風險。
4 新冠肺炎對癲癇治療的影響
受COVID-19疫情的影響，癲癇患者進入醫療中心就診受到了極大的限制，在有新冠肺炎患者的醫院和廣泛傳播COVID-19感染的地區尤為明顯，原先計劃的手術［包括迷走神經刺激器植入術（VNS）］被推遲，與癲癇有關的住院和EEG僅限急診病例，AEDs 的調藥計劃和VNS裝置的調控計劃均被推遲，部分患者無法獲得AEDs的如期治療，多數患者的神經癥狀惡化。Wirrell等[29]調查了49個國家/地區的212名兒科、神經科醫生，超過90%的醫生表示，門診就診人數減少了，而遠程醫療系統的使用增加了，這不僅包括簡單的電話問診、網絡咨詢，還有先進的現代遠程視頻醫療服務系統。患者不僅可以通過電話、網絡咨詢調藥，反饋癲癇控制情況，而且節省了診療費用和時間，避免接觸SARS-CoV-2病毒的感染。盡管遠程醫療給癲癇患者帶來了便利，但其普及有限，即使一些發達國家也面臨供應不足問題[30]，而且因遠程醫療服務基礎設施發展的差異，不同地區不同人群在使用上面臨技術和熟練程度問題；遠程醫療也無法進行直接的體格檢查和必要的輔助檢查，部分癲癇患者仍然面臨著診療困難的問題。
患有COVID-19的癲癇患者在接受AEDs和抗SARS-CoV-2病毒藥物時，應特別注意兩類藥物之間相互反應的可能性。有研究報道這兩類藥物相互作用可能降低或提高藥物的效用或導致不良反應發生，艾司利卡西平和阿扎那韋/洛匹那韋/利托那韋聯用可能致心律失常而危及生命，卡馬西平、苯巴比妥與更昔洛韋聯用時應謹慎使用，左乙拉西坦是目前公認地比較安全且不受抗SARS-CoV-2病毒藥物影響的AEDs[31]。因此，臨床醫生必須權衡藥物之間的風險與效用，合理選擇AEDs和抗病毒藥物。
對于行生酮飲食等其它食療方案的患者，疫情期間可能因配料缺乏、醫務專業人員指導受限而影響癲癇控制，但Kossoff的[32]報道中提到5例患者靠遠程醫療視頻系統指導而繼續他們的生酮飲食方案，可見遠程醫療對特殊時期癲癇患者的指導治療至關重要。
疫情期間，應根據每個地區新冠肺炎的嚴重性和流行率，決定難治性癲癇患者手術治療的優先順序[28]，除涉及VNS/反應性神經刺激器/腦深部電刺激或難治性癲癇干預的設備相關問題，一般行擇期癲癇手術[33]，而頻繁的癲癇發作伴損傷、癲癇持續狀態的反復發作以及病情變化有生命危險時應施行急診手術。在COVID-19期間，應仔細權衡視頻EEG用于術前評估的必要性。對于新冠肺炎患者嚴格評估手術風險后酌情施行手術，有研究發現，COVID-19陽性患者接受外科手術后更易出現呼吸道并發癥，以及術后30天內更高的死亡率，特別是男性患者和70歲以上高齡患者，此研究還表明，急診手術的死亡率高于常規手術，復雜手術的死亡率高于較為簡單的手術[34]。目前對COVID-19期間癲癇手術的研究證據仍然不足，還需更多的研究以指導臨床治療。
部分癲癇患者有使用免疫抑制劑和激素等治療原發疾病，最近認為免疫抑制劑和激素也是嚴重新冠肺炎的治療選擇，其可限制對病毒的免疫反應，但對于新冠肺炎陰性的癲癇患者，長期大量使用這些藥物是否會增加新冠肺炎感染的風險，目前尚無此類證據的報道。多項研究發現，使用免疫抑制劑沒有增加患嚴重新冠肺炎的風險[34,35]。Brenner等[35]在一項針對炎癥性腸病患者的研究中指出，使用激素是感染新冠肺炎的危險因素，高齡和合并其它病癥增加了感染風險。然而，目前還沒有對僅限于癲癇患者使用免疫抑制劑和激素的風險研究，尚需進一步的大量研究。
有研究報道了COVID-19患者出現了癲癇持續狀態癥狀，但沒有SARS-CoV-2病毒中樞神經系統感染的記錄，癲癇持續狀態可能與COVID-19相關，而與SARS-CoV-2病毒的直接因果關系仍然不確定[34,36]，仍然缺乏基于數據的明確證據。
5 新冠肺炎影響下癲癇患者的精神心理狀況
近來相關研究報道了癲癇患者的精神心理狀況比普通人群更易受到新冠肺炎的影響，分析各研究結果發現，女性、高齡者更易出現精神壓力的增加，可能是由于女性抗壓能力低、高齡者可能因COVID-19出現更嚴重癥狀的緣故，其它如接觸新冠肺炎相關信息的時間、難治性癲癇的診斷、癲癇病史、精神疾病史和職業狀況等也可能影響患者的精神心理狀況。
如前所述，精神壓力也會增加癲癇發作的頻率，并可能導致抑郁等精神心理問題，因此，有必要積極評估癲癇患者的精神心理狀況[13,14,34,36]。
6 癲癇患者應對新冠疫情的困難之處
世界衛生組織聲明，戴好口罩是防控新冠肺炎的重要一部分，一定程度上可以限制SARS-CoV-2病毒的傳播，但癲癇患者長期戴口罩可能因呼吸困難而出現過度換氣的風險[37]，因此就癲癇患者戴口罩問題應視情況而定，在擁擠的空間短期戴口罩可能對防控新冠肺炎有用，而空曠的空氣流通良好的地區可以考慮摘下口罩。
自疫情爆發以來，各級各地建議，盡量減少不必要的人員流動和社交聚會，這對防控疫情的蔓延很重要，然而，保持一定的社交距離有時會帶來一定的壓力和困難，對癲癇患者來說更是一種挑戰。Miller等[12]研究顯示，多數研究對象面臨著不得不工作以維持生計、參加不愿意又不能錯過的社交活動等，所以使他們保持社交距離存在一定的困難，該研究也顯示，與普通人相比，癲癇患者保持社交距離可能更難，因為一些癲癇患者由于癲癇發作而被限制開車，因此被迫依靠公共交通而增加了社交接觸機會。
7 新冠肺炎期間癲癇專業人員的繼續教育和培訓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對從事癲癇臨床和科學研究的專業人員的繼續教育和培訓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在COVID-19特殊時期做到如何繼續醫學教育和科學研究，不僅在癲癇領域，而且在整個醫學領域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38,39]。除了如前所述的遠程醫療系統的發展外，最近，ILAE建立了癲癇相關專業的網上學習系統[40]，學者們可以通過獲取相關專業資源的網絡研討會進行在線學習，實際上，參加線上視頻專業會議可能會提供更多的學習機會，而且可以回放鞏固學習，而面對面的現場專業會議通常由于學習時間短等原因，所討論和培訓的內容往往有限。由此可見，疫情促使網絡資源的發展對癲癇從業人員的專業素質提高有很大的幫助，從基礎理論知識到臨床病例實踐，面面俱到，并有望在未來得到進一步的發展[40]。
綜上，盡管自新冠肺炎疫情以來，有關COVID-19對癲癇影響的研究與報道很多，但由于疫情時長，本文中所述相關研究在設計上都不可避免地是早期、回顧性或橫斷面研究，隨訪時間短，因此，描述有關癲癇和COVID-19相互關系的高質量證據需要更進一步地大規模、多中心研究。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簡稱“新冠肺炎”，于2019年末在中國武漢爆發，并迅速蔓延全球，其是由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冠狀病2型（SARS-CoV-2）引起的一種新型傳染病，SARS-CoV-2是一種針對血管緊張素轉換酶Ⅱ受體的病毒，不僅在呼吸道中發現，而且在包括腦組織在內的多個組織中發現[1]。自疫情爆發以來，已經有許多關于COVID-19對神經系統影響的報道，癲癇（Epilepsy）是一種常見的慢性神經系統疾病，具有反復發作的特征，患病率為0.7%～1.0%，多見于老人和兒童[2]。新冠肺炎疫情期間，與癲癇相關的各種因素可能會受到COVID-19的影響[3]，考慮癲癇與COVID-19之間的關系顯然尤為重要，近期大量研究已報道了COVID-19對癲癇的各種影響，本文將系統綜述各研究成果，為今后的臨床工作和科學研究提供一定的參考。
1 新冠肺炎與癲癇的相關性
癲癇不是一種單一的疾病，長期發作影響患者全身系統，有研究指出，患有包括癲癇在內的神經系統疾病可能是COVID-19的危險因素[3]。Cabezudo-Garcia等[4]通過一項橫斷面研究發現活動性癲癇患者感染COVID-19的幾率與死亡風險較對照組高出5.1倍；但Granata等[5]報道了西班牙和意大利三個癲癇中心的5 700例癲癇患者，未發現COVID-19的易感性與癲癇有明顯的相關性。而且，Kubota等[5]的系統研究顯示，癲癇患者感染COVID-19的嚴重程度低于癡呆、腦血管疾病和多發性硬化等其它神經系統疾病。因此，仍需對不同的癲癇患者群體進一步研究，以確定哪些癲癇患者真正面臨更高的COVID-19風險。
COVID-19可出現發熱等感染癥狀，這增加了引起急性癥狀性癲癇發作的風險，但有研究[6,7,8]報道因COVID-19引起的急性癥狀性癲癇的發生率不到1%，低于SARS（2.7%）和中東呼吸綜合征（8.6%）的癲癇發作率[9,10]，這說明COVID-19引起的急性癥狀性癲癇發作并不特別常見，實際上，幾項總結COVID-19患者癥狀的研究中并未提及急性癥狀性癲癇發作[1,11]。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癲癇患者的發作頻率是否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患者的生活和社會環境如何受到COVID-19的影響，所經歷的相關心理壓力程度，是否生活在COVID-19流行地區，疫情期間該地區癲癇護理的質量，以及患者的個人背景（年齡、合并癥等）。相關研究報道，疫情期間因不同地區新冠肺炎感染狀況和具有風險背景比如“具有高齡、腦外傷史等風險因素”的個體比例等因素差異，癲癇發作頻率增加的患者比例從8%～35%不等[12-16]。Granata等[5]研究發現，COVID-19期間癲癇患者發作頻率并沒有明顯變化，可能是由于疫情的原因，居家隔離、生活方式的規律、治療依從性的提高導致了更好的癲癇控制。
癲癇是一種反復發作的慢性疾病，因為沒有足夠長的隨訪期所以COVID-19引起的癲癇的發病率尚不清楚。因此，對于很多如誰會因COVID-19而患上癲癇、會導致什么類型的癲癇、癲癇的控制有多困難、此類癲癇與其他病毒感染所導致的癲癇有何不同等臨床問題，目前尚無明確的答案。
2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癲癇患者腦電圖的管理
為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嚴峻形勢，國際臨床神經電生理學學會和國際抗癲癇聯盟（ILAE）就如何在疫情期間進行臨床神經電生理學監測和研究提供了指導[17，18]，該指南建議，在腦電圖（EEG）監測前詢問患者的臨床表現和流行病學問題，對患者進行新冠肺炎風險評估，然后根據評估情況采取必要的防護措施，主要包括加強醫務人員的個人防護、對EEG設備和實驗室空間進行適當的消毒，減少非必要性EEG的檢查以降低病毒感染和傳播的風險，規范檢查工作流程，停止諸如過度換氣等危險性檢查項目。一項多中心研究發現，與疫情爆發之前相比，疫情期間的EEG數量減少了75%，特別是長程監測/動態EEG/多導睡眠圖/視頻EEG等特殊監測的減少[19]。各國各地應根據當地政府的法規和規章以及醫院的政策，結合當地臨床實踐的特定需求作出適當的決策。
有研究指出，受COVID-19影響的患者出現急性癥狀性癲癇發作或意識改變時行EEG檢查，均未發現新冠肺炎特有的EEG表現[20,21]。Pellinen等[22]總結了111例新冠肺炎患者的EEG結果，發現EEG癲癇樣放電與既往癲癇病史或急性癥狀性癲癇發作獨立相關，對于新冠肺炎患者是否具有特有的EEG特征尚需進行進一步地大規模多中心研究來探查。
3 新冠肺炎對特殊類型癲癇的影響
3.1 嬰兒痙攣
嬰兒痙攣（Infantile spasms，IS）又稱West綜合征，主要特點為嬰兒期起病、頻繁的強直痙攣發作、高峰失律EEG和智力發育障礙，發病率約為0.18‰～0.42‰。兒童神經病學學會發布了一份針對新冠肺炎疫情期間IS處理的聲明[23]，該聲明提出不僅針對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間的建議，而且也包括疫情流行之后的建議，有關診斷的建議包括遠程就診，讓目擊者在視頻中記錄患者典型的癲癇發作，詢問是否存在懷疑結節性硬化癥（Tuberous sclerosis complex，TSC）的皮損，以及優先選擇門診而非住院EEG；治療建議包括從促腎上腺皮質激素、大劑量強的松和維卡他林中進行選擇（排除藥物禁忌癥），對于TSC患者，氨己烯酸是首選，而非TSC原因的嬰兒痙攣，首選大劑量口服強的松龍；建議至少每周通過遠程醫療進行隨訪。嬰兒是COVID-19的易感人群之一，因此IS患者是癲癇患者中最脆弱的一部分，需要格外關注。
3.2 遺傳性癲癇
遺傳性癲癇又稱原發性癲癇、隱原性癲癇等，是指腦部無明顯器質性或代謝性異常表現，發病可能與遺傳因素相關并以不同程度的意識障礙、自主神經癥狀和精神癥狀發作為主的慢性神經系統疾病。一項新冠疫情對遺傳性癲癇患者影響的研究[24]指出，14.1%的患者癲癇發作頻率增加，30.3%表現為行為惡化，還認為年齡和抗癲癇藥物（AEDs）缺乏是癲癇發作增加的風險因素，而與行為惡化相關的風險因素是癲癇類型以及長期居住在封閉空間和缺乏醫護人員照料而產生的焦慮狀態等。此研究表明，遺傳性癲癇患者可能特別容易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
3.3 結節性硬化癥
TSC又稱Bourneville病，是一種常染色體顯性遺傳的神經皮膚綜合征，也有散發病例，多由外胚葉組織的器官發育異常引起，可出現腦、皮膚、周圍神經、腎等多器官受累[25]，臨床特征是面部皮脂腺瘤、癲癇發作和智能減退，新生兒發病率約為1/6 000，男女發病率比為2∶1，治療上主要選擇mTOR抑制劑（如依維莫司和西羅莫司）。目前有限的幾項研究[26,27]表明，無論是患有TSC還是使用mTOR抑制劑都不會增加感染COVID-19的風險。另Terrazzano等[28]的報道認為依維莫司可能有助于緩解COVID-19癥狀，認為該藥可抑制COVID-19的炎癥級聯反應。因此，在COVID-19疫情期間繼續對TSC患者進行治療，而不必過分擔心感染COVID-19的風險。
4 新冠肺炎對癲癇治療的影響
受COVID-19疫情的影響，癲癇患者進入醫療中心就診受到了極大的限制，在有新冠肺炎患者的醫院和廣泛傳播COVID-19感染的地區尤為明顯，原先計劃的手術［包括迷走神經刺激器植入術（VNS）］被推遲，與癲癇有關的住院和EEG僅限急診病例，AEDs 的調藥計劃和VNS裝置的調控計劃均被推遲，部分患者無法獲得AEDs的如期治療，多數患者的神經癥狀惡化。Wirrell等[29]調查了49個國家/地區的212名兒科、神經科醫生，超過90%的醫生表示，門診就診人數減少了，而遠程醫療系統的使用增加了，這不僅包括簡單的電話問診、網絡咨詢，還有先進的現代遠程視頻醫療服務系統。患者不僅可以通過電話、網絡咨詢調藥，反饋癲癇控制情況，而且節省了診療費用和時間，避免接觸SARS-CoV-2病毒的感染。盡管遠程醫療給癲癇患者帶來了便利，但其普及有限，即使一些發達國家也面臨供應不足問題[30]，而且因遠程醫療服務基礎設施發展的差異，不同地區不同人群在使用上面臨技術和熟練程度問題；遠程醫療也無法進行直接的體格檢查和必要的輔助檢查，部分癲癇患者仍然面臨著診療困難的問題。
患有COVID-19的癲癇患者在接受AEDs和抗SARS-CoV-2病毒藥物時，應特別注意兩類藥物之間相互反應的可能性。有研究報道這兩類藥物相互作用可能降低或提高藥物的效用或導致不良反應發生，艾司利卡西平和阿扎那韋/洛匹那韋/利托那韋聯用可能致心律失常而危及生命，卡馬西平、苯巴比妥與更昔洛韋聯用時應謹慎使用，左乙拉西坦是目前公認地比較安全且不受抗SARS-CoV-2病毒藥物影響的AEDs[31]。因此，臨床醫生必須權衡藥物之間的風險與效用，合理選擇AEDs和抗病毒藥物。
對于行生酮飲食等其它食療方案的患者，疫情期間可能因配料缺乏、醫務專業人員指導受限而影響癲癇控制，但Kossoff的[32]報道中提到5例患者靠遠程醫療視頻系統指導而繼續他們的生酮飲食方案，可見遠程醫療對特殊時期癲癇患者的指導治療至關重要。
疫情期間，應根據每個地區新冠肺炎的嚴重性和流行率，決定難治性癲癇患者手術治療的優先順序[28]，除涉及VNS/反應性神經刺激器/腦深部電刺激或難治性癲癇干預的設備相關問題，一般行擇期癲癇手術[33]，而頻繁的癲癇發作伴損傷、癲癇持續狀態的反復發作以及病情變化有生命危險時應施行急診手術。在COVID-19期間，應仔細權衡視頻EEG用于術前評估的必要性。對于新冠肺炎患者嚴格評估手術風險后酌情施行手術，有研究發現，COVID-19陽性患者接受外科手術后更易出現呼吸道并發癥，以及術后30天內更高的死亡率，特別是男性患者和70歲以上高齡患者，此研究還表明，急診手術的死亡率高于常規手術，復雜手術的死亡率高于較為簡單的手術[34]。目前對COVID-19期間癲癇手術的研究證據仍然不足，還需更多的研究以指導臨床治療。
部分癲癇患者有使用免疫抑制劑和激素等治療原發疾病，最近認為免疫抑制劑和激素也是嚴重新冠肺炎的治療選擇，其可限制對病毒的免疫反應，但對于新冠肺炎陰性的癲癇患者，長期大量使用這些藥物是否會增加新冠肺炎感染的風險，目前尚無此類證據的報道。多項研究發現，使用免疫抑制劑沒有增加患嚴重新冠肺炎的風險[34,35]。Brenner等[35]在一項針對炎癥性腸病患者的研究中指出，使用激素是感染新冠肺炎的危險因素，高齡和合并其它病癥增加了感染風險。然而，目前還沒有對僅限于癲癇患者使用免疫抑制劑和激素的風險研究，尚需進一步的大量研究。
有研究報道了COVID-19患者出現了癲癇持續狀態癥狀，但沒有SARS-CoV-2病毒中樞神經系統感染的記錄，癲癇持續狀態可能與COVID-19相關，而與SARS-CoV-2病毒的直接因果關系仍然不確定[34,36]，仍然缺乏基于數據的明確證據。
5 新冠肺炎影響下癲癇患者的精神心理狀況
近來相關研究報道了癲癇患者的精神心理狀況比普通人群更易受到新冠肺炎的影響，分析各研究結果發現，女性、高齡者更易出現精神壓力的增加，可能是由于女性抗壓能力低、高齡者可能因COVID-19出現更嚴重癥狀的緣故，其它如接觸新冠肺炎相關信息的時間、難治性癲癇的診斷、癲癇病史、精神疾病史和職業狀況等也可能影響患者的精神心理狀況。
如前所述，精神壓力也會增加癲癇發作的頻率，并可能導致抑郁等精神心理問題，因此，有必要積極評估癲癇患者的精神心理狀況[13,14,34,36]。
6 癲癇患者應對新冠疫情的困難之處
世界衛生組織聲明，戴好口罩是防控新冠肺炎的重要一部分，一定程度上可以限制SARS-CoV-2病毒的傳播，但癲癇患者長期戴口罩可能因呼吸困難而出現過度換氣的風險[37]，因此就癲癇患者戴口罩問題應視情況而定，在擁擠的空間短期戴口罩可能對防控新冠肺炎有用，而空曠的空氣流通良好的地區可以考慮摘下口罩。
自疫情爆發以來，各級各地建議，盡量減少不必要的人員流動和社交聚會，這對防控疫情的蔓延很重要，然而，保持一定的社交距離有時會帶來一定的壓力和困難，對癲癇患者來說更是一種挑戰。Miller等[12]研究顯示，多數研究對象面臨著不得不工作以維持生計、參加不愿意又不能錯過的社交活動等，所以使他們保持社交距離存在一定的困難，該研究也顯示，與普通人相比，癲癇患者保持社交距離可能更難，因為一些癲癇患者由于癲癇發作而被限制開車，因此被迫依靠公共交通而增加了社交接觸機會。
7 新冠肺炎期間癲癇專業人員的繼續教育和培訓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對從事癲癇臨床和科學研究的專業人員的繼續教育和培訓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在COVID-19特殊時期做到如何繼續醫學教育和科學研究，不僅在癲癇領域，而且在整個醫學領域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38,39]。除了如前所述的遠程醫療系統的發展外，最近，ILAE建立了癲癇相關專業的網上學習系統[40]，學者們可以通過獲取相關專業資源的網絡研討會進行在線學習，實際上，參加線上視頻專業會議可能會提供更多的學習機會，而且可以回放鞏固學習，而面對面的現場專業會議通常由于學習時間短等原因，所討論和培訓的內容往往有限。由此可見，疫情促使網絡資源的發展對癲癇從業人員的專業素質提高有很大的幫助，從基礎理論知識到臨床病例實踐，面面俱到，并有望在未來得到進一步的發展[40]。
綜上，盡管自新冠肺炎疫情以來，有關COVID-19對癲癇影響的研究與報道很多，但由于疫情時長，本文中所述相關研究在設計上都不可避免地是早期、回顧性或橫斷面研究，隨訪時間短，因此，描述有關癲癇和COVID-19相互關系的高質量證據需要更進一步地大規模、多中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