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王智彪, 白晉. 與陶祖萊先生交往的回憶. 生物醫學工程學雜志, 2021, 38(4): 2-2. doi: 復制
結識陶祖萊先生 21 載,驚聞其去世的消息,我們悲痛莫名。歷歷往事浮現腦海,匯成文字,以為紀念。
2000 年一個冬天的下午,經原國家藥監局王澍仁處長的介紹,我們結識了時任中國生物醫學工程學會理事長的俞夢孫院士和副理事長的陶祖萊先生。當時,我們剛研制出具有我國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大型醫療設備“高強度聚焦超聲腫瘤治療系統”(海扶刀),獲得了國家藥監局的準入批復(1999 年),我們希望向國內生物醫學工程領域的頂級專家匯報,更希望得到指導。
我們先行到達了俞夢孫院士簡陋的辦公室,隨后看見一位風度翩翩、儒雅的先生緩緩走來。他身穿長呢黑色大衣、頭戴鴨舌帽,雙手插在大衣斜包里,眉眼中透著一絲傲氣和不情愿,全身帶著強大氣場出現在門口。相比同是第一次見面的樸實、和藹的俞院士,我們當時直覺地認為這位專家很挑剔,不好接觸。這是第一次見陶老師的印象,多年后陶老師都說我給他“畫”的這幅“肖像”惟妙惟肖,準確至極。因為他開始不相信超聲可以聚焦到體內治病,王處長的前期簡短介紹讓他懷疑,但是又礙于面子,不好推脫。隨著我們匯報的深入,陶先生的眉眼舒展開來,炯炯有神的雙眼越來越亮。當我們講清超聲聚焦及其治療原理后,他興奮地站起來,順手拿起兩支鉛筆來比劃:“這是運動中聚焦!”自此,陶先生就一直站著聽,也問了大量問題。近 1 個小時的匯報一結束,他就激動得象個孩子似的地對著俞院士說:“老俞呀,我們生物醫學工程找到方向了!就是應該做原創醫療器械,這就是咱們生物醫學工程的典范!”我們也松了一口氣,原來這位大專家是位對科學非常嚴謹的人,也是具備極其深厚專業功底的科學家,如果你拿不出真正能說服他的科學原理、研究數據及其結果,任何人的面子他都不會給的,他認的就是“科學的真理”。陶先生對待科學問題的嚴謹和認真,給我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
2001 年,我們申報了某國家級大項目。后來得知在專家評審終審會上,當時評審專家組長是某部級領導,其稱超聲波在體內聚焦是不可能,一下子就否定了這個項目。陶先生憑借自己對聚焦超聲的了解和他深厚而廣域的知識背景,現場向專家們介紹了聚焦超聲的原理。因為在他心里,他認識到這是我們國家少有的原創,很多人都不了解,他一定要保護,要讓國家關注并大力支持!這才使得我們的成果繼續參評成為了可能,并獲得了很好的結果。事后從旁人口中得知此事,我們為陶先生純粹的科學家風骨深深地感動了。為中國原創仗義執言,這得多大的膽識和擔當啊!這樣對中國原創的傾力支持在當時是多么的難能可貴!當然,我們的后續研究、臨床應用以及在該領域領先國際的一系列成果證明了陶老師的支持是正確的。
陶先生一直關注著我們的每一點進步,在多種場合、多個國家部門極力呼吁,希望國家重視和支持聚焦超聲這樣的原始創新。他還幾乎每年都至少來一次重慶,在科學研究、產業化發展等各個方面和每個關鍵時刻盡心盡力地為我們出謀劃策。
陶先生的愛國情懷也深深地影響著我們。2001 年,當美國 GE 公司提出收購聚焦超聲技術成果轉化單位——海扶公司時,陶先生和俞院士極力反對,表示“絕對不能出賣領土權”,最終堅定了我們自行推動成果轉化和產業化的決心。2006 年,他以濬川為筆名,撰寫《自主原創,走向世界——從 HIFU 腫瘤治療系統到超聲治療學》,投稿《中國衛生畫報》,希望總結聚焦超聲發展的經驗,促進生物醫學工程領域出現更多的原始創新,為國家發展貢獻個人力量。
多年來,共同的三觀、理念和信念,讓我們和陶先生結成了忘年交。他的離去讓我們痛失良師益友,往事只能追憶!
陶老師,您的脊梁總是那么挺拔!風骨永存!我們將永遠銘記!!!
結識陶祖萊先生 21 載,驚聞其去世的消息,我們悲痛莫名。歷歷往事浮現腦海,匯成文字,以為紀念。
2000 年一個冬天的下午,經原國家藥監局王澍仁處長的介紹,我們結識了時任中國生物醫學工程學會理事長的俞夢孫院士和副理事長的陶祖萊先生。當時,我們剛研制出具有我國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大型醫療設備“高強度聚焦超聲腫瘤治療系統”(海扶刀),獲得了國家藥監局的準入批復(1999 年),我們希望向國內生物醫學工程領域的頂級專家匯報,更希望得到指導。
我們先行到達了俞夢孫院士簡陋的辦公室,隨后看見一位風度翩翩、儒雅的先生緩緩走來。他身穿長呢黑色大衣、頭戴鴨舌帽,雙手插在大衣斜包里,眉眼中透著一絲傲氣和不情愿,全身帶著強大氣場出現在門口。相比同是第一次見面的樸實、和藹的俞院士,我們當時直覺地認為這位專家很挑剔,不好接觸。這是第一次見陶老師的印象,多年后陶老師都說我給他“畫”的這幅“肖像”惟妙惟肖,準確至極。因為他開始不相信超聲可以聚焦到體內治病,王處長的前期簡短介紹讓他懷疑,但是又礙于面子,不好推脫。隨著我們匯報的深入,陶先生的眉眼舒展開來,炯炯有神的雙眼越來越亮。當我們講清超聲聚焦及其治療原理后,他興奮地站起來,順手拿起兩支鉛筆來比劃:“這是運動中聚焦!”自此,陶先生就一直站著聽,也問了大量問題。近 1 個小時的匯報一結束,他就激動得象個孩子似的地對著俞院士說:“老俞呀,我們生物醫學工程找到方向了!就是應該做原創醫療器械,這就是咱們生物醫學工程的典范!”我們也松了一口氣,原來這位大專家是位對科學非常嚴謹的人,也是具備極其深厚專業功底的科學家,如果你拿不出真正能說服他的科學原理、研究數據及其結果,任何人的面子他都不會給的,他認的就是“科學的真理”。陶先生對待科學問題的嚴謹和認真,給我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
2001 年,我們申報了某國家級大項目。后來得知在專家評審終審會上,當時評審專家組長是某部級領導,其稱超聲波在體內聚焦是不可能,一下子就否定了這個項目。陶先生憑借自己對聚焦超聲的了解和他深厚而廣域的知識背景,現場向專家們介紹了聚焦超聲的原理。因為在他心里,他認識到這是我們國家少有的原創,很多人都不了解,他一定要保護,要讓國家關注并大力支持!這才使得我們的成果繼續參評成為了可能,并獲得了很好的結果。事后從旁人口中得知此事,我們為陶先生純粹的科學家風骨深深地感動了。為中國原創仗義執言,這得多大的膽識和擔當啊!這樣對中國原創的傾力支持在當時是多么的難能可貴!當然,我們的后續研究、臨床應用以及在該領域領先國際的一系列成果證明了陶老師的支持是正確的。
陶先生一直關注著我們的每一點進步,在多種場合、多個國家部門極力呼吁,希望國家重視和支持聚焦超聲這樣的原始創新。他還幾乎每年都至少來一次重慶,在科學研究、產業化發展等各個方面和每個關鍵時刻盡心盡力地為我們出謀劃策。
陶先生的愛國情懷也深深地影響著我們。2001 年,當美國 GE 公司提出收購聚焦超聲技術成果轉化單位——海扶公司時,陶先生和俞院士極力反對,表示“絕對不能出賣領土權”,最終堅定了我們自行推動成果轉化和產業化的決心。2006 年,他以濬川為筆名,撰寫《自主原創,走向世界——從 HIFU 腫瘤治療系統到超聲治療學》,投稿《中國衛生畫報》,希望總結聚焦超聲發展的經驗,促進生物醫學工程領域出現更多的原始創新,為國家發展貢獻個人力量。
多年來,共同的三觀、理念和信念,讓我們和陶先生結成了忘年交。他的離去讓我們痛失良師益友,往事只能追憶!
陶老師,您的脊梁總是那么挺拔!風骨永存!我們將永遠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