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總結并分析Cabrol手術用于Stanford A型主動脈夾層患者進行主動脈根部處理的療效及效果。 方法回顧性分析2009年1月至2014年4月廣東省心血管病研究所心外科行Cabrol術治療Stanford A型主動脈夾層37例患者的臨床資料，其中男34例、女3例，年齡21～66歲，發病至手術時間為（15.2±28.5）d。全組均行Cabrol手術處理主動脈根部，根據主動脈弓受累情況，行右半弓置換或全主動脈弓置換加降主動脈腔內支架隔絕術。 結果全組手術均成功，行單純Cabrol術4例，其中1例行Bentall術中轉行Cabrol術，右半弓置換術10例，全主動脈弓置換加降主動脈腔內支架隔絕術23例。二次開胸止血1例（2.7%），術后死亡4例（10.8%）；隨訪1～24個月，隨訪期間死亡2例。 結論Cabrol手術治療Stanford A型主動脈夾層效果良好，遠期人造血管通暢，冠狀動脈無壓迫，效果滿意。
目的 分析孫氏手術治療急、慢性 Stanford A 型主動脈夾層的療效，探討累及弓部的 Stanford A 型主動脈夾層的手術時機。 方法 回顧性分析 2010 年 6 月至 2014 年 6 月廣東省心血管病研究所 327 例累及主動脈弓行孫氏手術治療的急、慢性 Stanford A 型主動脈夾層患者的臨床資料。根據發病至手術的時間是否>2 周，將患者分為急性組［≤2 周，229 例，男 186 例、女 43 例，年齡（47.47±11.19）歲，發病至手術的時間為（5.70±3.50）d］和慢性組［>2 周，98 例，男 76 例、女 22 例，年齡（45.62±12.92）歲，發病至手術的時間為（21.60±15.70）d］。隨訪出院患者至術后一年。 結果 急、慢性組術前資料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與慢性組相比，急性組同期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比例高、體外循環時間及主動脈阻斷時間長、術中及術后 24 h 輸紅細胞量多，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急性組病死率、腦神經功能障礙、低心排血量綜合征、依賴連續性腎臟替代療法的急性腎功能衰竭、肝功能不全及傷口愈合不良發生率較慢性組高，住 ICU 時間、呼吸機使用時間較慢性組長，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存活患者術后 1 年隨訪，急性組和慢性組生存率分別為 97.0%和 97.6%，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兩組皆未有新的并發癥。兩組術后遺留的不可逆腦神經功能障礙、截癱、腎功能衰竭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結論 孫氏手術治療累及主動脈弓的急性 Stanford A 主動脈夾層術后短期病死率和并發癥顯著高于慢性 Stanford A 型主動脈夾層，急性期手術治療風險高。
目的 探討二腹肌針刺電刺激聯合嗓音訓練對主動脈弓部手術后吞咽障礙患者吞咽功能康復的影響。 方法 將我院 2014 年 10 月至 2017 年 11 月連續 42 例主動脈弓部手術后吞咽障礙患者采用分層隨機化分成觀察組和對照組，每組各 21 例。其中觀察組中男 17 例、女 4 例，年齡（51.0±6.5）歲。對照組中男 18 例、女 3 例，年齡（49.8±7.3）歲。觀察組進行二腹肌針刺電刺激聯合嗓音訓練（2 周，每天一次，每次各 20 min），對照組進行吞咽健康宣教及康復指導，比較兩組患者干預前后纖維喉鏡、經口攝食功能評估量表（functional oral intake scale，FOIS）進食量表及計算機嗓音分析等客觀評估指標。 結果 觀察組經過二腹肌針刺電刺激聯合嗓音訓練后患者嗆咳明顯減少，纖維喉鏡下左側聲帶閉合程度較治療前顯著性提高；患者 FOIS 進食量表分數較治療前顯著性提高（6.30 vs. 4.60，P<0.05），聲門閉合程度較治療前顯著性改善（1.00vs. 1.70，P<0.05）；兩組患者嗓音嘶啞各項指標均較治療前明顯改善，觀察組基頻微擾（0.60%±0.96%vs. 1.99%±1.86%，P=0.033）、振幅微擾（2.47%±4.26% vs. 5.89%±3.66%，P=0.043）、最長發聲時間［（15.31±9.10）s vs. （3.72±8.83）s，P=0.006］、最長最大音發聲時間［（9.30±5.73）s vs.（2.32±2.99）s，P=0.039］、噪諧比（23.99±10.17 vs. 9.98±9.37，P=0.006）以及諧噪比（0.03±0.02 vs. 0.17±0.23，P=0.019）6 項指標改善情況明顯優于對照組。 結論 二腹肌針刺電刺激聯合嗓音訓練可以明顯改善主動脈弓部手術后吞咽障礙患者的吞咽功能，促進嗓音恢復，提高患者進食及交流能力。
從低溫停循環技術的發展、在主動脈弓部手術應用及基礎研究等方面對其進行詳細地闡述，著重比較不同溫度停循環技術在主動脈弓部手術的應用及其優缺點，為后續低溫停循環最佳溫度的探討提供一定的指引。
目的總結老年 Stanford A 型主動脈夾層（Stanford type A aortic dissection，AAD）外科治療經驗，探討手術方式和要點，以提高外科治療療效。方法2014 年 12 月至 2017 年 12 月對 23 例老年 Stanford A 型主動脈夾層患者（年齡≥70 歲）行手術治療，均在全身麻醉、低溫停循環及雙側順行性腦灌注下進行。其中男 18 例、女 5 例，年齡（73.6±4.1）歲。結果全組體外循環時間（207.5±38.3）min，主動脈阻斷時間（148.1±35.7）min，停循環時間（9.4±5.1）min，手術時間（7.2±3.6）h，術后體外膜肺氧合（extracorporeal memberane oxygenation，ECMO）支持 2 例，透析 4 例，2 例（8.9%）住院期死亡 。全組患者出院前及術后 3 個月復查主動脈全程 CT 提示：覆膜支架及其分支血管通暢無狹窄，支架位置正常，主動脈弓及降主動脈假腔完全血栓化 19 例，部分血栓化 3 例。結論對于老年 Stanford A 型主動脈夾層患者，外科治療仍是首選。減少或避免低溫尤其是深低溫停循環對患者的負面影響，最大限度縮短全身重要臟器缺血時間及總體手術時間是手術成功的關鍵。
目的 應用改良全弓置換技術治療 Stanford A 型主動脈夾層，通過評估其臨床療效來評價該技術的安全性及有效性。 方法 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12 月對連續 39 例 Stanford A 型主動脈夾層患者行改良全弓置換術，所有患者均在全身麻醉、淺低溫停循環及雙側順行性腦灌注下進行。根據主動脈根部病變情況采取相應術式：行 Bentall 術 4 例，David 術 2 例，主動脈瓣成形+升主動脈置換術 25 例，Cabrol 術 8 例；弓部處理均采用改良全弓置換+支架象鼻術；同期行二尖瓣成形術 1 例，三尖瓣成形術 1 例。 結果 全組體外循環時間（218.5±42.2）min，主動脈阻斷時間（134.2±32.4）min，停循環時間（4.9±2.3）min，手術時間（415.5±80.5）min，術后透析 4 例，短暫性神經并發癥 2 例，無永久性神經系統并發癥，術后無截癱，住院期間無死亡。全組患者出院前及出院后 3 個月復查心臟彩超及主動脈全程 CT。降主動脈假腔完全性血栓化 37 例，部分性血栓化 2 例。 結論 改良全弓置換技術治療 Stanford A 型主動脈夾層是安全、有效的，可降低術后并發癥發生率，近期療效滿意。
目的：探討擴大冷凍象鼻支架覆蓋范圍是否增加急性A型主動脈夾層術后脊髓損傷的風險。方法：納入2017~2020年廣東省人民醫院心臟大血管外科收治的急性 A 型主動脈夾層患者573例，按患者術后復查胸部X線片或者主動脈全程CT血管造影（CTA）診斷確定的冷凍象鼻支架成像的最低點對應的胸椎水平，將患者分成兩組：低于第8胸椎水平的為Th9組（58例），男46例（79.31%）、女12例（20.69%），年齡（47.91±9.92）歲，體重（64.20±9.81）kg；高于或等于第8胸椎水平為Th8組，男444例（86.21%）、女71 例（13.79%），年齡（51.01±10.30）歲，體重（73.47±14.75）kg。總結并分析兩組患者的臨床資料及預后。結果：術后脊髓損傷兩組共有27例，其中Th8組24例（4.66%）、Th9組3例（5.17%，P=0.861）。Th8組3例術后暫時性輕癱，對癥治療后自行恢復，5例患者術后截癱行腦脊液引流，3 d后雙下肢肌力逐漸恢復；其余患者行腦脊液引流、糖皮質激素、營養神經藥物、電刺激等治療后未見脊髓截癱恢復；未發現遲發性脊髓缺血損傷病例；Th9組1例患者術后截癱合并腦出血腦疝導致院內早期死亡。其余并發癥兩組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結論：擴大術中支架覆蓋范圍不會增加急性A型主動脈夾層術后脊髓損傷的風險。
目的 總結重癥馬方綜合征患者的外科治療經驗及策略，評價其治療效果和預后。 方法 回顧性分析 2012 年 1 月至 2016 年 10 月南方醫科大學珠江醫院及廣東省人民醫院入院收治的 15 例重癥馬方綜合征患者［左心室射血分數（LVEF）≤40% 或左心室舒張末期內徑（LVEDD）≥75 mm］的臨床資料，其中男 11 例、女 4 例，年齡 19～55（32.9±8.7）歲。5 例馬方綜合征患者合并主動脈夾層均行 Bentall+主動脈弓置換+支架象鼻術。10 例非夾層患者主動脈根部處理采用 Bentall 術 7 例，Cabrol 術 1 例，Bentall 術+右半弓置換 2 例，所有患者同期均予二尖瓣修復或置換處理，其中二尖瓣成形術 12 例，二尖瓣置換術 3 例。另同期行三尖瓣成形術 12 例。 結果 該組患者中因心律失常出現心搏驟停死亡 1 例。主動脈內球囊反搏（IABP）輔助治療 11 例，占 73.3%。術后 3 個月 LVEDD 較術前明顯縮短［（80.5±7.4）mm vs.（58.3±6.0）mm，P<0.05］；LVEF 較術前增加（37.3%±5.2%vs. 46.3%±4.4%，P<0.05）。術后 1 年 LVEDD 較術前明顯縮短［（80.5±7.4）mmvs.（53.7±3.6）mm，P<0.05］；LVEF 較術前明顯增加（37.3%±5.2%vs. 57.7%±4.2%，P<0.05）。隨訪期間無死亡及再手術病例。 結論 必要的術前治療、術中同期徹底矯治所有瓣膜及血管病變問題以及術后較長時間的 ICU 監護治療是成功治療重癥馬方綜合征患者的關鍵。
目的探討長象鼻支架是否增加急性 A 型主動脈夾層患者術后脊髓損傷的風險。方法納入 2018—2019 年廣東省人民醫院心臟大血管外科收治的急性 A 型主動脈夾層患者 172 例，根據術中采用象鼻支架的長度將患者分為兩組：支架長度 100 mm 的為短支架組，長度 150 mm 的為長支架組。短支架組 124 例，男 108 例（87.1%）、女 16 例（12.9%），年齡（51.8±7.9）歲；長支架組 48 例，男 44 例（91.7%）、女 4 例（8.3%），年齡（50.6±9.7）歲。總結并分析兩組患者的臨床資料及預后。結果對于術中支架遠端錨定區，長支架組平均錨定于第（8.5±0.7）胸椎水平，短支架組平均錨定于第（6.8±0.6）胸椎水平（P=0.001）。術后兩組共 16 例患者死亡［短支架組 13 例（10.5%）vs. 長支架組 3 例（6.2%），P=0.561］。術后兩組共 7 例脊髓損傷［短支架組 6 例（4.8%）vs. 長支架組 1 例（2.2%），P=0.675］。再次開胸止血、內漏等并發癥兩組間差異亦無統計學意義。術后平均隨訪 16.7（1～30）個月，長支架組隨訪期間 2 例死亡，短支架組隨訪期間 5 例死亡。出院后無新發脊髓截癱或輕癱，無遠端再次手術干預。結論長象鼻支架不增加急性 A 型主動脈夾層患者術后脊髓損傷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