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文從理論、實證和應用3個方面，討論了中醫藥的科學性、循證研究和臨床實踐及其相關問題，試圖澄清模糊和錯誤認識，進一步正確評價中醫藥科學的歷史地位、重要價值和現實意義，增強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堅定理論自信和實踐自信，有力回擊極少人對于中醫藥理論及其實踐的貶抑和污名化，為中醫藥事業的進步與發展提供建議。
引用本文： 孫榮國, 賈曉蓉. 論中醫藥學的理論、實證與應用. 華西醫學, 2021, 36(10): 1469-1473. doi: 10.7507/1002-0179.202007143 復制
我國中醫藥學（中醫和中藥）歷史悠久、成就斐然，具有獨立、完整、深厚的理論知識體系和極其豐富的臨床實踐經驗，是中華優秀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世界醫藥寶庫中不可或缺的瑰寶，為中華民族健康和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重要貢獻，獲得愈來愈多國家及其民眾的認可與使用。然而，進入新世紀，中醫藥學仍然面臨著諸多挑戰，特別是少數人對于中醫藥理論及其應用感到疑惑和迷茫，以及對于中醫藥發展產生悲觀失望的情緒。實際上，近一二百年來，隨著西方醫學的傳入，社會上出現了貶低和否定中醫學的潮流，把中醫斥為“不科學”和“玄學”，社會上出現了把醫卜星相混為一談，誤解中醫、貶低中醫的現象，“廢醫”之論不絕于耳，致使患者莫衷一是[1-3]。本文從中醫藥學的理論、實證和應用3個方面進行解析，旨在進一步正確評價中醫藥科學，為中醫藥事業的進步與發展提供意見與建議。
1 理論
1.1 科學理論
科學是關于自然、社會和思維的知識體系，強調懷疑（假設）、探索、創新和逼近真理，以及繼承和發展。科學是涉及分門別類諸多學科的知識體系的集合，是各個學科在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過程中所產生和積累的理論、知識、技能和方法等專門知識體系，客觀、真實反映人、事、物內在本質與特征及其變化規律，以及相互關系等，是全人類數千年來理論知識和豐富實踐經驗的傳承與發展。科學理論則是人們在不同學科的具體探索、研究、認識和實踐過程中，所整理、歸納、凝練、抽象，并逐步形成的概念、前提、邏輯、推理、模型、法則和規定等。換言之，科學理論涉及人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認識論、方法論和實踐論。雖然不同學科理論形成的背景、目的和用途等不盡相同，但是它們均能夠對一定范圍或特定范疇中的觀察對象的研究、認識和實踐起到積極的解釋和指導性作用，并無高低、貴賤之分。
1.2 中醫藥理論
中醫藥學是應用科學，目的性與實踐性明確，理論根基深厚，實踐經驗和實證研究豐富。中醫藥理論根植于陰陽平衡理論，從“天人合一”宇宙觀、整體觀[4]與和諧共生的角度，經過漫長的辨證施治實踐與驗證，并不斷加以抽象、歸納、總結、升華，逐漸形成了較為完整、獨立、科學的理論與知識體系，包括理、法、方、藥等，用以闡明中醫藥學的基本理論、基本規律和基本方法，并指導辨證施治的實踐，其理論與方法不斷被辨證施治的療效所驗證與完善，歷經數千年仍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例如，臟腑學說是祖國醫學理論體系的核心[5]。中醫臟腑理論借用了“木、火、土、金、水”，代表5種抽象屬性，用以表述中醫的肝、心、脾、肺、腎5個對象的性質、功能和相生相克的關系與規律等的中醫理論。對于專業術語，我們不應望文生義，而應是首先明了相關用詞特殊含義，并進一步深入到理論本身所闡釋的內核及其獨創性、邏輯性、解釋性和指導性之中，以及在實踐中不斷驗證的成效，從而加以完整、準確的認識。
與時俱進是中醫藥科學發展的內在要求。近些年來，一批中醫藥界專家和學者致力于采用20世紀國外先后創立的理論，如量子論關于微觀物質世界的開放性和不確定性及其規律、模糊論所提供的處理不肯定性和不精確性問題的方法、混沌論關于用整體、連續的數據關系探討動態系統中的變化，以及耗散結構論關于耗散結構的性質及其形成、穩定和演變規律等，進行中醫藥理論及其辨證施治的詮釋與初步研究[6-9]，取得了一定成績。但應該注意的是，應用近現代理論與學說，豐富和完善中醫藥的理論，應該堅持“中醫為體、西醫為用、兼收并蓄、強身健體”的中醫藥理論與實踐發展基本原則[10]，以中醫藥理論與辨證施治實踐為主體，在充分消化、吸收的基礎上，進一步推動中醫藥理論與實踐的進步，探索更多的有益于中醫藥理論與實踐發展、進步的良好借鑒與佐證，避免生搬硬套相關理論與方法，避免所謂“脫胎換骨”式中醫藥理論研究及其實踐，方能達到充實、豐富和完善中醫傳統理論與實踐的目標。否則，將可能會導致中醫藥理論與實踐的“空洞化”。
2 實證
2.1 概念
《宋書·范曄傳》：“言之皆有實證，非為空談”。一般認為，實證為實際的證明、確鑿的驗證或證明其確實。實證研究可以理解為：為了證明和驗證想法、假設和假定等，人們對于人、事、物的本質、特征、規律和聯系等所進行的、具有一定目的的思考和探究的活動，是不斷深化和完善的過程。
實證研究可分為實驗研究、準實驗研究和觀察性研究。其中，觀察性研究要求對所研究總體中的足夠多的病證患者進行觀察研究，以期認識和掌握研究總體的特征與變化規律等。應該依據不同的研究目的、研究階段和研究對象等，選擇適宜的實證研究方法。
2.2 循證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數千年醫學發展歷史中，人類一直秉持“循證”的科學理念，無論是中醫（藥）還是西醫（藥）的各臨床學科均重視醫學的實踐性和證據性。換言之，“遵從證據”的準則早已深入各臨床醫學學科實踐與發展的骨髓之中。在兼收并蓄的基礎上，不同學科均創立和發展本學科獨特理論與方法學體系，以發揮不可替代的效用，否則該學科將難以持久存在與發展。雖然中、西醫（藥）的理論體系及其辨證施治方法不同，但是作為人類醫學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均是通過實踐與循證，以療效證據充分證明自身對于人類疾病的防治及其康復的重要、無可替代的價值。
中藥從單味藥到多味藥，從探索性合并用藥到遵從“君臣佐使”原則的科學用藥，從在混沌中摸索到有目的探索，從陰陽思想到五行學說，再到臟腑、經脈和元氣理論，從預防到治療，中醫藥循證思想和認識體系不斷發展與完善。例如，我國最早的傳染病隔離收治機制，距今已有3350多年的歷史。從秦漢時期起，政府對疫病的檢驗、報告、隔離、治療都有一整套的制度和方法[11]。有研究者分析中國古代經典著作發現，中醫解剖學歷史悠久，是中醫藥發展的基礎之一[12]。另外，古典醫籍中“病”的概念，也與今日西醫之“病”的概念迥異，故如何將辨“證”與辨古典醫籍之“病”、現代西醫之“病”相結合，對于提高中醫診療水平而言是一個重要研究領域[11]。
總之，中醫藥學積累了大量豐富、真實、可靠的實踐經驗與循證依據，提供了數千年來人類病癥的防治與康復的有效臨床實踐，確保中華民族較好地生息繁衍與文明進步，這從中醫藥學在我國抗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中所發揮的預防、治療和康復一體作用中[13]，可窺見一斑。
2.3 研究
在我國歷史上，中醫藥學在數百次與“疫病”流行的大規模斗爭中，得到了較好臨床實踐與驗證。中醫藥療效的實證更多地源于現代醫學所謂“真實世界”（觀察性循證）研究方法的驗證，即在數千年反復實踐與不斷驗證的基礎上，通過大量的臨床辨證施治臨床案例的不斷積累與驗證，反復總結、修正與升華，逐漸形成我國中醫學與中藥學獨特的醫學理論知識體系，并較好地指導臨床實踐，這是一個實踐、認識、驗證，再實踐、再認識、再驗證的漫長而科學的研究過程。
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國家先后制定的一系列中醫藥科技規劃和相關的科技政策，如成立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頒布實施《關于依靠科學技術進步振興中醫藥事業的意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醫藥條例》《綜合醫院中醫藥工作指南（試行）》《中醫藥創新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等等，推動了中醫藥研究的發展及中醫藥科技成果的推廣與應用[14]。近年來，為了繼承和發揚中醫藥診療特色和優勢，完善符合中藥特點的技術評價體系，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發布了《證候類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技術指導原則》及其解讀、中藥新藥用于咳嗽變異性哮喘和慢性心力衰竭臨床研究等多個技術指導原則和《中藥藥源性肝損傷臨床評價指導原則》等重要文件[15-16]，大大推動了中藥研究更加科學、規范地發展。
近些年來，中醫藥學運用細胞與整體、形態與功能、靜態與動態相結合等研究手段，揭示中醫辨證與重要方劑調整與平衡的作用機制，努力為中醫藥相關理論提供研究依據，并借助生物信息學[17]和衛生統計學等相關學科的理論與方法，闡釋中醫藥理論的內涵與機制等，做了不少的研究工作，也取得了一些研究結果及其初步結論，但尚有待不斷努力。例如，《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七版）》主要從西醫的角度指出[18]，鑒別診斷病原體及其表現，以及易混淆疾病的鑒別診斷，尚缺乏中醫鑒別診斷原則與要求，因為“同病異癥、異病同癥”在中醫臨床上并不少見[19-22]，中醫鑒別診斷有其獨特性、重要性與必要性。同時，中醫藥理論也認為，“同病異治、異病同治”[23-25]，并且中藥方劑為多組分、多靶點、多作用，故不能機械地采用西醫藥的理論與方法來簡單進行中醫藥辯證施治的理論與實踐活動。
借鑒現代醫學科學的理論與方法，中醫藥研究采用隨機對照試驗，部分研究已經逐漸深入到細胞和分子水平，以闡釋中藥作用機制和功能，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有作者采用meta分析方法，共納入28項隨機臨床對照試驗，對2442例研究對象進行中醫藥治療慢性萎縮性胃炎癌前病變療效研究，結果顯示，部分中藥治療慢性萎縮性胃炎癌前病變安全有效[26]。中藥，特別是中藥復方，療效發揮不僅僅是單個或幾個有效成分，而往往是多種成分通過不同途徑和機制實現協同作用，達到治療疾病的目的，這就是所謂的多成分、多靶點的協同作用。例如，延胡索擴張冠狀動脈的成分是季胺堿，而鎮痛作用的有效成分是四氫巴馬汀。不同成分在體內有不同的藥物代謝動力學過程，而復方制劑在體內發生作用是一個多層次、多環節、多靶點的過程[27]。另外，中藥的組分復雜，其抑菌作用的機制和功能也較為多重[28]。中藥的功效不僅僅體現在對于某種（類）病原體、機體細胞或組織的層面，更多可能是體現在對于多細胞、多組織和多臟腑等的綜合調適與平衡或糾偏的作用上。因此，要結合中醫的理論及其辨證施治思維方式，從整體角度去把握病癥的發生、發展，更加全面地去看待中醫藥科學。
由于中藥方劑為多組分、多靶點、多作用，故一味地企圖從中藥方劑中提取某一種成分用于臨床實踐是一種西醫的臨床治療思維方法，更何況篩選并確定中藥方劑中某一種成分對于某種病證的療效驗證是一個極其復雜和漫長的過程，研究風險高，并且其用藥思想已經脫離了中醫藥理論與方法的整體觀。
應該指出的是，在任何科學研究中，應該充分依據臨床專業理論知識進行臨床研究并作出最后的專業性結論，而不能僅僅看統計學P值是否小于檢驗水準而下最終研究結論。例如，當進行兩組大數據比較指標差異的假設檢驗時，即使兩組差異很小，不具有專業意義，但由于抽樣誤差很小，統計學P值卻會小于預先設定檢驗水準，從而得出兩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的統計學結論。因此，我們應該避免唯統計學分析結論的不正確做法。
3 應用
中醫藥科學已經為越來越多國家，包括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所認可與接受，也為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所推薦與應用。最新版的國際疾病分類法設立了傳統醫學章節，納入150條疾病和196條證候條目[29]，這更有利于中醫藥的國際交流與合作，更有利于中醫藥為人類健康作出更大的貢獻。特別是，2020年6月1日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基本醫療衛生與健康促進法》明確規定，國家加強中藥的保護與發展，充分體現中藥的特色和優勢，發揮其在預防、保健、醫療和康復中的作用[30]。這部基礎性、綜合性的衛生與健康領域的法律，必將更好地保護和進一步大力促進中醫藥事業的蓬勃發展。
發揮中醫藥所長，辨證施治。中醫病證表現形式多樣，例如望、聞、問、切四診異常，以及癥狀、體征和實驗室檢查異常。療效判斷有多種指標可供選擇，并且不同療效指標之間可能存在一定或較強的關聯性。因此，在考慮安全性和有效性的同時，也應該考慮采用合理、有限的醫療資源消耗，滿足患者診療判斷，避免“過度”診療及其醫療資源消耗給患者帶來的不必要經濟負擔和/或痛苦，以及可能產生的醫學倫理問題。在具有安全性的基礎上，任何治療方法或手段的療效是硬道理。例如，依據中藥驗方精心研制的“胃炎合劑”，針對胃痛和胃脹等進行辨證施治，選擇望、聞、問、切四診作為療效判斷指標，如舌象與脈象恢復正常，以及胃痛和胃脹等病癥好轉與消失等。當然，在必要的情況下，少數患者也可以選擇胃鏡等檢查。有研究認為，由于長期服用鎮靜催眠西藥（阿普唑侖、艾司唑侖等），失眠癥患者易形成依賴性且具有一定毒副作用，而中醫學本著“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及“標本同治”的治療原則，運用傳統中醫藥、針灸、心理療法等，治療失眠癥療效持久、毒副作用小，對于睡眠質量改善具有獨特的療效[31]。因此，應努力發揮中醫藥所長，如在預防、康復、骨傷、疑、難、慢等病癥中的辨證施治，充分發揮中醫手法、針法、刀法和灸法等簡便、易行、安全、有效、經濟和可及等特點及其獨特的功效。中醫藥精準診療至少應體現在個體化、精準化和系統、整體的辨證施治及其“君臣佐使”處方調配等綜合的能力與水平上。“治未病”是中醫藥科學的重要思想，經過長期、豐富的中醫藥實踐活動的充分驗證，為中醫藥理論提供了堅實基礎，業已成為全人類醫學重要的組成部分，其對于人類健康的意義重大，應該不斷發揚光大。
此外，應繼續大力組織相關中醫藥學，以及臨床流行病學、流行病與衛生統計學、衛生經濟學等多學科專家，進一步建立、完善諸多病證的辨證施治指南，供相關臨床醫師參考，并切實考核、督導，務求落實到位。
4 結語
我國中醫藥學具有科學的理論知識體系和有效的臨床實踐，在人類疾病防治及其康復中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應該不斷傳承、努力發展和完善。因此，我們應特別重視：① 堅定文化自信、理論自信和實踐自信，應該尊重事實、尊重真理、尊重規律，不盲目崇拜，忌削足適履，勿挾“洋”自重，應該自強不息，不斷增強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自我評價與正確發展的能力與水平；② 進一步強化一系列配套政策及其落實，進一步優化中醫藥研究與應用的外部環境與條件，強化中醫藥人才培養與梯隊建設，不斷完善中藥產業體系，研制更多、更好、更方便的中成藥；③ 深入思考、不斷探索與實踐，充分發揮中醫藥優勢，博采眾長，揚長避短，深化“疑、難、慢、雜”病癥的辨證施治的理論、驗證與實踐，不斷探索與完善中醫藥理論與知識體系，創新和發展適合中醫藥理論與實踐的現代中醫藥及其療效驗證方法學，更好地指導中醫藥臨床研究與實踐；④ 大力提倡不同學科、學派及其理論和實踐者應該互尊、互鑒、互學，應該避免不求甚解地評判任何學科、學派、理論和實踐的應用價值和科學意義；⑤ 進一步鞏固并大力推廣應用中醫適宜技術，讓不同層次的中醫藥適宜技術能夠更多在不同層級的醫療機構中生根、開花和結果，造福于廣大患者；⑥ 應進行形式多樣的科學、規范的中醫藥宣傳，包括中醫藥基本常識上課本、進課堂，及時取締和消除危害中醫藥事業的假中醫、假中藥及其不良影響，讓中醫藥進一步深入人心，從而不斷增強人們對于中醫藥的需求；⑦ 加強多種設計類型的中醫藥研究，強化大數據實證研究，不斷提升中醫辨證施治的成效，進一步用事實強有力地回擊對于中醫藥理論及其實踐的貶抑和污名化。
我國中醫藥學（中醫和中藥）歷史悠久、成就斐然，具有獨立、完整、深厚的理論知識體系和極其豐富的臨床實踐經驗，是中華優秀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世界醫藥寶庫中不可或缺的瑰寶，為中華民族健康和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重要貢獻，獲得愈來愈多國家及其民眾的認可與使用。然而，進入新世紀，中醫藥學仍然面臨著諸多挑戰，特別是少數人對于中醫藥理論及其應用感到疑惑和迷茫，以及對于中醫藥發展產生悲觀失望的情緒。實際上，近一二百年來，隨著西方醫學的傳入，社會上出現了貶低和否定中醫學的潮流，把中醫斥為“不科學”和“玄學”，社會上出現了把醫卜星相混為一談，誤解中醫、貶低中醫的現象，“廢醫”之論不絕于耳，致使患者莫衷一是[1-3]。本文從中醫藥學的理論、實證和應用3個方面進行解析，旨在進一步正確評價中醫藥科學，為中醫藥事業的進步與發展提供意見與建議。
1 理論
1.1 科學理論
科學是關于自然、社會和思維的知識體系，強調懷疑（假設）、探索、創新和逼近真理，以及繼承和發展。科學是涉及分門別類諸多學科的知識體系的集合，是各個學科在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過程中所產生和積累的理論、知識、技能和方法等專門知識體系，客觀、真實反映人、事、物內在本質與特征及其變化規律，以及相互關系等，是全人類數千年來理論知識和豐富實踐經驗的傳承與發展。科學理論則是人們在不同學科的具體探索、研究、認識和實踐過程中，所整理、歸納、凝練、抽象，并逐步形成的概念、前提、邏輯、推理、模型、法則和規定等。換言之，科學理論涉及人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認識論、方法論和實踐論。雖然不同學科理論形成的背景、目的和用途等不盡相同，但是它們均能夠對一定范圍或特定范疇中的觀察對象的研究、認識和實踐起到積極的解釋和指導性作用，并無高低、貴賤之分。
1.2 中醫藥理論
中醫藥學是應用科學，目的性與實踐性明確，理論根基深厚，實踐經驗和實證研究豐富。中醫藥理論根植于陰陽平衡理論，從“天人合一”宇宙觀、整體觀[4]與和諧共生的角度，經過漫長的辨證施治實踐與驗證，并不斷加以抽象、歸納、總結、升華，逐漸形成了較為完整、獨立、科學的理論與知識體系，包括理、法、方、藥等，用以闡明中醫藥學的基本理論、基本規律和基本方法，并指導辨證施治的實踐，其理論與方法不斷被辨證施治的療效所驗證與完善，歷經數千年仍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例如，臟腑學說是祖國醫學理論體系的核心[5]。中醫臟腑理論借用了“木、火、土、金、水”，代表5種抽象屬性，用以表述中醫的肝、心、脾、肺、腎5個對象的性質、功能和相生相克的關系與規律等的中醫理論。對于專業術語，我們不應望文生義，而應是首先明了相關用詞特殊含義，并進一步深入到理論本身所闡釋的內核及其獨創性、邏輯性、解釋性和指導性之中，以及在實踐中不斷驗證的成效，從而加以完整、準確的認識。
與時俱進是中醫藥科學發展的內在要求。近些年來，一批中醫藥界專家和學者致力于采用20世紀國外先后創立的理論，如量子論關于微觀物質世界的開放性和不確定性及其規律、模糊論所提供的處理不肯定性和不精確性問題的方法、混沌論關于用整體、連續的數據關系探討動態系統中的變化，以及耗散結構論關于耗散結構的性質及其形成、穩定和演變規律等，進行中醫藥理論及其辨證施治的詮釋與初步研究[6-9]，取得了一定成績。但應該注意的是，應用近現代理論與學說，豐富和完善中醫藥的理論，應該堅持“中醫為體、西醫為用、兼收并蓄、強身健體”的中醫藥理論與實踐發展基本原則[10]，以中醫藥理論與辨證施治實踐為主體，在充分消化、吸收的基礎上，進一步推動中醫藥理論與實踐的進步，探索更多的有益于中醫藥理論與實踐發展、進步的良好借鑒與佐證，避免生搬硬套相關理論與方法，避免所謂“脫胎換骨”式中醫藥理論研究及其實踐，方能達到充實、豐富和完善中醫傳統理論與實踐的目標。否則，將可能會導致中醫藥理論與實踐的“空洞化”。
2 實證
2.1 概念
《宋書·范曄傳》：“言之皆有實證，非為空談”。一般認為，實證為實際的證明、確鑿的驗證或證明其確實。實證研究可以理解為：為了證明和驗證想法、假設和假定等，人們對于人、事、物的本質、特征、規律和聯系等所進行的、具有一定目的的思考和探究的活動，是不斷深化和完善的過程。
實證研究可分為實驗研究、準實驗研究和觀察性研究。其中，觀察性研究要求對所研究總體中的足夠多的病證患者進行觀察研究，以期認識和掌握研究總體的特征與變化規律等。應該依據不同的研究目的、研究階段和研究對象等，選擇適宜的實證研究方法。
2.2 循證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數千年醫學發展歷史中，人類一直秉持“循證”的科學理念，無論是中醫（藥）還是西醫（藥）的各臨床學科均重視醫學的實踐性和證據性。換言之，“遵從證據”的準則早已深入各臨床醫學學科實踐與發展的骨髓之中。在兼收并蓄的基礎上，不同學科均創立和發展本學科獨特理論與方法學體系，以發揮不可替代的效用，否則該學科將難以持久存在與發展。雖然中、西醫（藥）的理論體系及其辨證施治方法不同，但是作為人類醫學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均是通過實踐與循證，以療效證據充分證明自身對于人類疾病的防治及其康復的重要、無可替代的價值。
中藥從單味藥到多味藥，從探索性合并用藥到遵從“君臣佐使”原則的科學用藥，從在混沌中摸索到有目的探索，從陰陽思想到五行學說，再到臟腑、經脈和元氣理論，從預防到治療，中醫藥循證思想和認識體系不斷發展與完善。例如，我國最早的傳染病隔離收治機制，距今已有3350多年的歷史。從秦漢時期起，政府對疫病的檢驗、報告、隔離、治療都有一整套的制度和方法[11]。有研究者分析中國古代經典著作發現，中醫解剖學歷史悠久，是中醫藥發展的基礎之一[12]。另外，古典醫籍中“病”的概念，也與今日西醫之“病”的概念迥異，故如何將辨“證”與辨古典醫籍之“病”、現代西醫之“病”相結合，對于提高中醫診療水平而言是一個重要研究領域[11]。
總之，中醫藥學積累了大量豐富、真實、可靠的實踐經驗與循證依據，提供了數千年來人類病癥的防治與康復的有效臨床實踐，確保中華民族較好地生息繁衍與文明進步，這從中醫藥學在我國抗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中所發揮的預防、治療和康復一體作用中[13]，可窺見一斑。
2.3 研究
在我國歷史上，中醫藥學在數百次與“疫病”流行的大規模斗爭中，得到了較好臨床實踐與驗證。中醫藥療效的實證更多地源于現代醫學所謂“真實世界”（觀察性循證）研究方法的驗證，即在數千年反復實踐與不斷驗證的基礎上，通過大量的臨床辨證施治臨床案例的不斷積累與驗證，反復總結、修正與升華，逐漸形成我國中醫學與中藥學獨特的醫學理論知識體系，并較好地指導臨床實踐，這是一個實踐、認識、驗證，再實踐、再認識、再驗證的漫長而科學的研究過程。
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國家先后制定的一系列中醫藥科技規劃和相關的科技政策，如成立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頒布實施《關于依靠科學技術進步振興中醫藥事業的意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醫藥條例》《綜合醫院中醫藥工作指南（試行）》《中醫藥創新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等等，推動了中醫藥研究的發展及中醫藥科技成果的推廣與應用[14]。近年來，為了繼承和發揚中醫藥診療特色和優勢，完善符合中藥特點的技術評價體系，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發布了《證候類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技術指導原則》及其解讀、中藥新藥用于咳嗽變異性哮喘和慢性心力衰竭臨床研究等多個技術指導原則和《中藥藥源性肝損傷臨床評價指導原則》等重要文件[15-16]，大大推動了中藥研究更加科學、規范地發展。
近些年來，中醫藥學運用細胞與整體、形態與功能、靜態與動態相結合等研究手段，揭示中醫辨證與重要方劑調整與平衡的作用機制，努力為中醫藥相關理論提供研究依據，并借助生物信息學[17]和衛生統計學等相關學科的理論與方法，闡釋中醫藥理論的內涵與機制等，做了不少的研究工作，也取得了一些研究結果及其初步結論，但尚有待不斷努力。例如，《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七版）》主要從西醫的角度指出[18]，鑒別診斷病原體及其表現，以及易混淆疾病的鑒別診斷，尚缺乏中醫鑒別診斷原則與要求，因為“同病異癥、異病同癥”在中醫臨床上并不少見[19-22]，中醫鑒別診斷有其獨特性、重要性與必要性。同時，中醫藥理論也認為，“同病異治、異病同治”[23-25]，并且中藥方劑為多組分、多靶點、多作用，故不能機械地采用西醫藥的理論與方法來簡單進行中醫藥辯證施治的理論與實踐活動。
借鑒現代醫學科學的理論與方法，中醫藥研究采用隨機對照試驗，部分研究已經逐漸深入到細胞和分子水平，以闡釋中藥作用機制和功能，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有作者采用meta分析方法，共納入28項隨機臨床對照試驗，對2442例研究對象進行中醫藥治療慢性萎縮性胃炎癌前病變療效研究，結果顯示，部分中藥治療慢性萎縮性胃炎癌前病變安全有效[26]。中藥，特別是中藥復方，療效發揮不僅僅是單個或幾個有效成分，而往往是多種成分通過不同途徑和機制實現協同作用，達到治療疾病的目的，這就是所謂的多成分、多靶點的協同作用。例如，延胡索擴張冠狀動脈的成分是季胺堿，而鎮痛作用的有效成分是四氫巴馬汀。不同成分在體內有不同的藥物代謝動力學過程，而復方制劑在體內發生作用是一個多層次、多環節、多靶點的過程[27]。另外，中藥的組分復雜，其抑菌作用的機制和功能也較為多重[28]。中藥的功效不僅僅體現在對于某種（類）病原體、機體細胞或組織的層面，更多可能是體現在對于多細胞、多組織和多臟腑等的綜合調適與平衡或糾偏的作用上。因此，要結合中醫的理論及其辨證施治思維方式，從整體角度去把握病癥的發生、發展，更加全面地去看待中醫藥科學。
由于中藥方劑為多組分、多靶點、多作用，故一味地企圖從中藥方劑中提取某一種成分用于臨床實踐是一種西醫的臨床治療思維方法，更何況篩選并確定中藥方劑中某一種成分對于某種病證的療效驗證是一個極其復雜和漫長的過程，研究風險高，并且其用藥思想已經脫離了中醫藥理論與方法的整體觀。
應該指出的是，在任何科學研究中，應該充分依據臨床專業理論知識進行臨床研究并作出最后的專業性結論，而不能僅僅看統計學P值是否小于檢驗水準而下最終研究結論。例如，當進行兩組大數據比較指標差異的假設檢驗時，即使兩組差異很小，不具有專業意義，但由于抽樣誤差很小，統計學P值卻會小于預先設定檢驗水準，從而得出兩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的統計學結論。因此，我們應該避免唯統計學分析結論的不正確做法。
3 應用
中醫藥科學已經為越來越多國家，包括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所認可與接受，也為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所推薦與應用。最新版的國際疾病分類法設立了傳統醫學章節，納入150條疾病和196條證候條目[29]，這更有利于中醫藥的國際交流與合作，更有利于中醫藥為人類健康作出更大的貢獻。特別是，2020年6月1日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基本醫療衛生與健康促進法》明確規定，國家加強中藥的保護與發展，充分體現中藥的特色和優勢，發揮其在預防、保健、醫療和康復中的作用[30]。這部基礎性、綜合性的衛生與健康領域的法律，必將更好地保護和進一步大力促進中醫藥事業的蓬勃發展。
發揮中醫藥所長，辨證施治。中醫病證表現形式多樣，例如望、聞、問、切四診異常，以及癥狀、體征和實驗室檢查異常。療效判斷有多種指標可供選擇，并且不同療效指標之間可能存在一定或較強的關聯性。因此，在考慮安全性和有效性的同時，也應該考慮采用合理、有限的醫療資源消耗，滿足患者診療判斷，避免“過度”診療及其醫療資源消耗給患者帶來的不必要經濟負擔和/或痛苦，以及可能產生的醫學倫理問題。在具有安全性的基礎上，任何治療方法或手段的療效是硬道理。例如，依據中藥驗方精心研制的“胃炎合劑”，針對胃痛和胃脹等進行辨證施治，選擇望、聞、問、切四診作為療效判斷指標，如舌象與脈象恢復正常，以及胃痛和胃脹等病癥好轉與消失等。當然，在必要的情況下，少數患者也可以選擇胃鏡等檢查。有研究認為，由于長期服用鎮靜催眠西藥（阿普唑侖、艾司唑侖等），失眠癥患者易形成依賴性且具有一定毒副作用，而中醫學本著“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及“標本同治”的治療原則，運用傳統中醫藥、針灸、心理療法等，治療失眠癥療效持久、毒副作用小，對于睡眠質量改善具有獨特的療效[31]。因此，應努力發揮中醫藥所長，如在預防、康復、骨傷、疑、難、慢等病癥中的辨證施治，充分發揮中醫手法、針法、刀法和灸法等簡便、易行、安全、有效、經濟和可及等特點及其獨特的功效。中醫藥精準診療至少應體現在個體化、精準化和系統、整體的辨證施治及其“君臣佐使”處方調配等綜合的能力與水平上。“治未病”是中醫藥科學的重要思想，經過長期、豐富的中醫藥實踐活動的充分驗證，為中醫藥理論提供了堅實基礎，業已成為全人類醫學重要的組成部分，其對于人類健康的意義重大，應該不斷發揚光大。
此外，應繼續大力組織相關中醫藥學，以及臨床流行病學、流行病與衛生統計學、衛生經濟學等多學科專家，進一步建立、完善諸多病證的辨證施治指南，供相關臨床醫師參考，并切實考核、督導，務求落實到位。
4 結語
我國中醫藥學具有科學的理論知識體系和有效的臨床實踐，在人類疾病防治及其康復中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應該不斷傳承、努力發展和完善。因此，我們應特別重視：① 堅定文化自信、理論自信和實踐自信，應該尊重事實、尊重真理、尊重規律，不盲目崇拜，忌削足適履，勿挾“洋”自重，應該自強不息，不斷增強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自我評價與正確發展的能力與水平；② 進一步強化一系列配套政策及其落實，進一步優化中醫藥研究與應用的外部環境與條件，強化中醫藥人才培養與梯隊建設，不斷完善中藥產業體系，研制更多、更好、更方便的中成藥；③ 深入思考、不斷探索與實踐，充分發揮中醫藥優勢，博采眾長，揚長避短，深化“疑、難、慢、雜”病癥的辨證施治的理論、驗證與實踐，不斷探索與完善中醫藥理論與知識體系，創新和發展適合中醫藥理論與實踐的現代中醫藥及其療效驗證方法學，更好地指導中醫藥臨床研究與實踐；④ 大力提倡不同學科、學派及其理論和實踐者應該互尊、互鑒、互學，應該避免不求甚解地評判任何學科、學派、理論和實踐的應用價值和科學意義；⑤ 進一步鞏固并大力推廣應用中醫適宜技術，讓不同層次的中醫藥適宜技術能夠更多在不同層級的醫療機構中生根、開花和結果，造福于廣大患者；⑥ 應進行形式多樣的科學、規范的中醫藥宣傳，包括中醫藥基本常識上課本、進課堂，及時取締和消除危害中醫藥事業的假中醫、假中藥及其不良影響，讓中醫藥進一步深入人心，從而不斷增強人們對于中醫藥的需求；⑦ 加強多種設計類型的中醫藥研究，強化大數據實證研究，不斷提升中醫辨證施治的成效，進一步用事實強有力地回擊對于中醫藥理論及其實踐的貶抑和污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