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呂鵬, 黃延, 張漫雪, 王允, 黃頤. 心理社會因素對肺癌患者預后的影響研究進展. 中國呼吸與危重監護雜志, 2021, 20(4): 294-298. doi: 10.7507/1671-6205.202012064 復制
惡性腫瘤是目前危害人類健康最嚴重的疾病之一，其中肺癌是其中最常見的一種。在一項中國的含 659 732 例腫瘤患者的多中心研究中，肺癌的占比為 18.6%，5 年生存率在該研究中僅為 19.7%[1]。另一項全球的含 1 810 萬新增惡性腫瘤患者的研究中肺癌為最常見腫瘤，其占比為 11.6%，也是腫瘤導致死亡的主要原因，占腫瘤死亡總數的 18.4%[2]。由于肺癌具有治療難度大、預后差、病死率高、易復發、軀體損害重等特點，導致患者及其家庭的重大疾病負擔。既往研究肺癌患者預后的影響因素主要從病理類型、初診分期，以及性別、種族、社會經濟狀況、居住環境、受教育程度等社會因素方面進行研究，因肺癌患者病后心理壓力較重，容易產生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問題，例如焦慮癥狀和抑郁癥狀等負面情緒，而這些負面情緒同樣會影響原發腫瘤的進展和預后[3]。既往研究也發現肺癌患者出現心理健康問題如果能夠及時發現并進行早期干預，能夠改善預后和生存率[4]。目前對肺癌患者社會因素的預后影響研究較多，但對肺癌患者心理因素的預后影響研究不多且不深，故有必要了解肺癌患者心理異常的識別及干預手段，減輕不利心理社會因素對預后的影響。本文將對影響肺癌患者預后的心理社會因素進行綜述。
1 社會因素與肺癌患者預后的關系
除了疾病本身的病理類型及初診分期對腫瘤患者預后的主要影響之外。社會因素，例如性別、受教育程度、種族、社會經濟地位、居住環境等因素可以通過影響肺癌患者對于疾病診斷、治療方式選擇、治療依從性等因素的認知，直接或間接影響患者的預后[5-6]。
一項大樣本的回顧性調查研究顯示，男性肺癌患者生存率更低[7]，可能的原因是男性吸煙的比例和數量較女性高。文化程度越高的患者會更積極地關注腫瘤的治療和預后[8]，導致對于疾病認知更為客觀，治療依從性更高，從而預后更好。而文化程度低的患者因為不善于利用資源去學習認識腫瘤的發生、進展和治療，就醫配合度較低，從而預后更差[9]。可能的原因有性別與文化程度對于腫瘤預后的交互影響，也包括了患者經濟條件、對疾病的理解能力、尋求醫療資源的能力的差異所導致[10]。
眾所周知，吸煙是肺癌的致病和影響預后的危險因素，不同種族對于肺癌患者生存率的差異還取決于對吸煙行為的管理及其相關的遺傳因素[11]，例如，通過對尿液中尼古丁當量測量后發現，非裔黑人相較于白人其每單位香煙中尼古丁的吸收量會更多[12]，從而加重對于發病和預后的影響。此外，種族還會影響肺癌患者平等獲得如就診醫院級別、醫療方式、保險等資源，這也是導致預后不良的重要因素[13]。另外，醫患間的種族差異也會影響醫患溝通的質量，從而影響患者對于治療的決策以及依從性，最終影響患者的預后[14]。一項波蘭的研究發現男性的社會經濟地位指數與肺癌患者的死亡率呈負相關[15]。可能是因為社會經濟地位低下的人群吸煙率會上升，進一步提示社會經濟地位通過肺癌相關危險因素對于預后的間接作用[16]。此外，早期篩查和診斷可增加肺癌的治愈率和改善預后，肺癌患者從有首發癥狀到其至醫療機構尋求診斷、進而開始治療的過程中如果被延誤，也會影響腫瘤的預后，而社會經濟地位與肺癌的早期篩查和診斷也具有明確的關系[17]，盡管有澳大利亞的研究顯示農村地區的肺癌患者相較于城市地區患者診斷分期為早期的占比會更高[16]，也有研究顯示城市地區的肺癌死亡率高于農村地區[18]。天津市的一項長達 17 年的回顧性研究顯示該地區肺癌患者在 1999 年城市地區與農村地區死亡率比值為 1.99∶1，到了 2016 年卻變成了 0.98∶1[19]，這種差異可能與現在城市化進程及其伴隨的空氣污染有關[20]。但大多數研究發現較低的社會經濟地位與胸部腫瘤患者生存率降低有關。因農村肺癌患者的醫保支付比例、護理支出以及個人自費項目都會較城市地區低[21]，接受手術治療的農村地區肺癌患者相較于城市地區肺癌患者的比例會更低，故多數研究結果顯示農村地區肺癌患者預后差于城市地區。
2 精神心理因素對于肺癌患者預后的影響
2.1 常見的精神心理因素、篩選測評方法、干預措施及效果
肺癌患者最常見的精神心理因素為焦慮及抑郁。在針對普通人群的薈萃分析中焦慮癥的發病率為 3.8%～25%[22]，該研究焦慮癥發病率差異較大既有篩查量表不同也有診斷標準不同的原因。薈萃分析顯示抑郁癥全球發病率為 4.7%[23]，中國抑郁癥的終身患病率為 3.3%[24]。因吸煙可明顯增加肺癌的發病率，一項歐洲的研究發現吸煙者焦慮抑郁癥狀的檢出率為 21%[25]，較正常人群高。一項國內的研究將 400 例非小細胞肺癌手術治療患者與 480 位健康對照使用醫院焦慮抑郁量表（HADS）進行評估，結果顯示非小細胞肺癌患者出院時焦慮評分［（7.8±3.9）分］高于健康對照［（4.8±2.7）分］，抑郁評分［（7.2±3.6）分］也同樣高于健康對照［（4.2±2.6）分］[26]。另一項韓國的研究同樣通過 HADS 篩查肺癌患者手術前后的焦慮、抑郁癥狀，結果顯示肺癌手術患者手術當日焦慮抑郁癥狀檢出率分別為 8% 及 12%，術后 2 周焦慮抑郁癥狀的檢出率分別為 9% 及 19%[27]。肺癌作為一個應激事件同樣也會增加患者的焦慮抑郁水平，有薈萃分析顯示焦慮抑郁癥狀可增加惡性腫瘤的發病率而且有更差的生存率及病死率[28]。
患者的精神心理因素會對肺癌患者預后產生不利影響，在臨床工作中可以使用以下測評工具進行測量。可選用焦慮癥篩查量表（GAD-7）[29]、焦慮自評量表（SAS）[30]、漢密爾頓焦慮量表（HAMA）[31]評定患者的焦慮癥狀；選用抑郁癥篩查量表（PHQ-9）[32]、抑郁自評量表（SDS）[33]、漢米爾頓抑郁量表（HAMD）[31]評定患者的抑郁癥狀；選用 HADS[34]同時評定焦慮抑郁癥狀；選用社會支持評定量表（SSRS）[35]評定患者擁有的主客觀社會支持；選用歐洲五維健康量表（EQ-5D-5L）[36]、生活質量核心問卷（QLQ-C30）[37]了解患者患病后對其社會功能及生活質量的影響。經上述部分工具篩選出具體癥狀，根據各量表評分標準劃分嚴重程度，一般有中重度以上焦慮抑郁癥狀均需臨床進一步干預。臨床上常根據美國精神疾病診斷標準（DSM-V）或者國際疾病分類（ICD-10）予以相關診斷及治療干預措施，而且建議請精神科醫師會診指導治療或及時轉診。
當患者出現焦慮癥狀時可以選用以下干預措施，可短期使用苯二氮卓類[38]藥物抗焦慮，一般 30 min 左右可起效，但停藥后焦慮癥狀很快就會反復，且長期使用會產生依賴。若癥狀嚴重到能達到焦慮障礙或抑郁障礙，可長期使用選擇性 5-羥色胺再攝取抑制劑（SSRIs）、選擇性去甲腎上腺素再攝取抑制劑（NERI）、5-羥色胺及去甲腎上腺素再攝取抑制劑（SNRI）等藥物治療，這些藥物一般需要 2～4 周方能逐漸起效，無依賴性[39]。有抑郁焦慮癥狀的患者也可進行心理或行為治療，目前常用的有放松訓練、正念冥想、認知行為治療、個體或團體心理治療等，以及重復經顱磁刺激、腦電等物理治療，對有嚴重消極想法或行為者還可選用無抽搐電休克治療，根據患者情況也可藥物結合心理及物理治療[40]。肺癌患者出現心理健康問題如果能夠及時發現并進行早期干預，能夠改善預后和生存率[4]。但目前針對肺癌患者精神心理因素的研究較少。有采用團體心理治療的肺癌患者 10 周后再評時與干預前相比患者社會功能提高，抑郁情緒減輕[41]，采用豁達團體治療 8 次后，過 2 年再隨訪發現干預組的生存率為 31.8%，而對照組僅為 9.3%[42]。有對其他外科手術后的患者進行認知行為治療（CBT）的心理治療后患者抑郁水平及術后疼痛均減輕[43]。
2.2 伴隨焦慮癥狀或共患焦慮障礙對于肺癌患者預后的影響
焦慮癥狀是一種對長期的、不可預測的或者潛在威脅產生的情緒狀態，如果這種癥狀嚴重而持續存在，會嚴重影響軀體和社會功能，達到一定程度即可診斷焦慮障礙[44-45]。對于肺癌患者而言，由于對疾病相關認識的缺乏，疾病難治并易復發，且醫療費用高昂，加之對自身健康狀況和家庭經濟壓力的擔憂會讓肺癌患者產生強烈的焦慮情緒，而這種焦慮會嚴重影響到肺癌患者的預后[46]。
研究表明惡性腫瘤患者的焦慮癥狀與其病死率呈正相關[47]。一項調查研究用華西心晴指數量表（HEI）[48]對 70 例胸部腫瘤術后患者的情緒心理狀態進行調查，發現 50% 的患者術后出現中重度焦慮障礙和抑郁障礙，這些不良情緒的存在會導致預后不良[49]。焦慮癥狀還與肺癌患者的健康相關生存質量有關。一項調查研究顯示，存在焦慮癥狀肺癌患者的健康相關生活質量相較于不具有焦慮癥狀的肺癌患者明顯降低。上述研究還提示有焦慮癥狀和無焦慮癥狀的肺癌患者在生理和心理兩方面都存在顯著差異[50]。另一項研究同樣表明焦慮會影響到肺癌患者的生活質量[51]。一項通過對 82 例肺癌患者的隨訪研究表明，焦慮不僅降低生活質量，且可以影響到的肺癌患者治療的依從性和預后，在隨訪中也更易失訪，會進一步影響其預后效果[49]。與肺癌術后一般患者相比，有術后焦慮癥狀的患者住院時間變得更長，術后并發癥更多[52]。未來的研究可進一步探究焦慮癥狀對肺癌患者的健康相關生存質量的作用機制。
2.3 伴隨抑郁癥狀或共患抑郁障礙對于肺癌患者預后的影響
抑郁癥狀是一種明顯且持久的以心情低落、興趣下降為主的情緒狀態，當癥狀嚴重到一定程度時即可診斷抑郁障礙。在抑郁癥狀的驅使下患者容易產生放棄治療的想法，甚至會有自殺意念[53]，從而影響患者的預后[54]。抑郁癥狀是癌癥患者最常見的心理特征，其中肺癌患者的風險尤其高[55]。大約有一半的肺癌患者在病程中出現抑郁癥狀，其中大多數患者的抑郁癥狀會持續存在[56-57]。
美國的一項研究對診斷為肺癌的患者進行了長達 2 年的隨訪，發現抑郁癥癥狀與死亡率增加有關[58]。另一項隨訪了 10.3 年包含 2 611 907 例癌癥患者的薈萃分析顯示，有抑郁焦慮癥狀的人群對癌癥發病率和死亡率的相對風險進行調整后增加 1.13 倍；患癌癥后特異性死亡率增加 1.21 倍，患癌癥后全因死亡率增加 1.24 倍[27]。肺癌患者生存率的差異也有可能與自殺有關，自殺在肺癌患者并不罕見[58]，肺癌患者相較于普通人群自殺風險可增加 2.57 倍[59]。而這種自殺行為很可能被抑郁癥狀所驅使。抑郁癥狀還會明顯影響肺癌患者的生活質量[56]。另外一項縱向研究的證據表明，腫瘤導致的疼痛和抑郁癥狀之間存在相互關系，從而影響到肺癌患者的生活質量[60]。有抑郁癥狀的患者對周圍環境存在消極認知，這可能部分解釋腫瘤患者存在的抑郁癥狀與其降低的生活質量之間的關系[61]。此外，患者抑郁癥狀的持續還與抗癌治療方案的不依從性有關，也與肺癌患者顯著的認知功能和社會功能損害有關[49]。盡管現在對腫瘤患者已經開展了系列心理干預研究，但國內相關研究很少。
3 總結與展望
肺癌是目前危害人類健康最嚴重、最為常見的疾病之一。肺癌患者的社會因素可以通過個體心理活動影響患者的心理狀態，產生焦慮、抑郁等負面情緒，甚至出現焦慮障礙或抑郁障礙。而這些心理問題會加重或惡化肺癌患者本身的軀體癥狀，并嚴重影響治療依從性、生活質量等，導致預后更加不良，故在肺癌患者預后評估中既要重視社會因素也應注意精神心理因素的評估。雖然目前對于肺癌相關社會因素有了較為深入的了解，然而對于諸社會因素與心理因素如何相互作用從而影響肺癌患者預后，尚需要大樣本前瞻性的隨訪研究，找出那些心理社會因素直接與肺癌有關，并且如何與肺癌其他高危因素發生交互作用也需要進一步研究。還需開展腫瘤科與精神科聯合的前瞻性隨機對照試驗了解那些心理社會干預方式有利于改善肺癌患者的預后。便于今后制定針對性的肺癌防治措施，為進一步優化肺癌患者的治療、改善預后、提高生存率提供理論依據。
利益沖突：本文不涉及任何利益沖突。
惡性腫瘤是目前危害人類健康最嚴重的疾病之一，其中肺癌是其中最常見的一種。在一項中國的含 659 732 例腫瘤患者的多中心研究中，肺癌的占比為 18.6%，5 年生存率在該研究中僅為 19.7%[1]。另一項全球的含 1 810 萬新增惡性腫瘤患者的研究中肺癌為最常見腫瘤，其占比為 11.6%，也是腫瘤導致死亡的主要原因，占腫瘤死亡總數的 18.4%[2]。由于肺癌具有治療難度大、預后差、病死率高、易復發、軀體損害重等特點，導致患者及其家庭的重大疾病負擔。既往研究肺癌患者預后的影響因素主要從病理類型、初診分期，以及性別、種族、社會經濟狀況、居住環境、受教育程度等社會因素方面進行研究，因肺癌患者病后心理壓力較重，容易產生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問題，例如焦慮癥狀和抑郁癥狀等負面情緒，而這些負面情緒同樣會影響原發腫瘤的進展和預后[3]。既往研究也發現肺癌患者出現心理健康問題如果能夠及時發現并進行早期干預，能夠改善預后和生存率[4]。目前對肺癌患者社會因素的預后影響研究較多，但對肺癌患者心理因素的預后影響研究不多且不深，故有必要了解肺癌患者心理異常的識別及干預手段，減輕不利心理社會因素對預后的影響。本文將對影響肺癌患者預后的心理社會因素進行綜述。
1 社會因素與肺癌患者預后的關系
除了疾病本身的病理類型及初診分期對腫瘤患者預后的主要影響之外。社會因素，例如性別、受教育程度、種族、社會經濟地位、居住環境等因素可以通過影響肺癌患者對于疾病診斷、治療方式選擇、治療依從性等因素的認知，直接或間接影響患者的預后[5-6]。
一項大樣本的回顧性調查研究顯示，男性肺癌患者生存率更低[7]，可能的原因是男性吸煙的比例和數量較女性高。文化程度越高的患者會更積極地關注腫瘤的治療和預后[8]，導致對于疾病認知更為客觀，治療依從性更高，從而預后更好。而文化程度低的患者因為不善于利用資源去學習認識腫瘤的發生、進展和治療，就醫配合度較低，從而預后更差[9]。可能的原因有性別與文化程度對于腫瘤預后的交互影響，也包括了患者經濟條件、對疾病的理解能力、尋求醫療資源的能力的差異所導致[10]。
眾所周知，吸煙是肺癌的致病和影響預后的危險因素，不同種族對于肺癌患者生存率的差異還取決于對吸煙行為的管理及其相關的遺傳因素[11]，例如，通過對尿液中尼古丁當量測量后發現，非裔黑人相較于白人其每單位香煙中尼古丁的吸收量會更多[12]，從而加重對于發病和預后的影響。此外，種族還會影響肺癌患者平等獲得如就診醫院級別、醫療方式、保險等資源，這也是導致預后不良的重要因素[13]。另外，醫患間的種族差異也會影響醫患溝通的質量，從而影響患者對于治療的決策以及依從性，最終影響患者的預后[14]。一項波蘭的研究發現男性的社會經濟地位指數與肺癌患者的死亡率呈負相關[15]。可能是因為社會經濟地位低下的人群吸煙率會上升，進一步提示社會經濟地位通過肺癌相關危險因素對于預后的間接作用[16]。此外，早期篩查和診斷可增加肺癌的治愈率和改善預后，肺癌患者從有首發癥狀到其至醫療機構尋求診斷、進而開始治療的過程中如果被延誤，也會影響腫瘤的預后，而社會經濟地位與肺癌的早期篩查和診斷也具有明確的關系[17]，盡管有澳大利亞的研究顯示農村地區的肺癌患者相較于城市地區患者診斷分期為早期的占比會更高[16]，也有研究顯示城市地區的肺癌死亡率高于農村地區[18]。天津市的一項長達 17 年的回顧性研究顯示該地區肺癌患者在 1999 年城市地區與農村地區死亡率比值為 1.99∶1，到了 2016 年卻變成了 0.98∶1[19]，這種差異可能與現在城市化進程及其伴隨的空氣污染有關[20]。但大多數研究發現較低的社會經濟地位與胸部腫瘤患者生存率降低有關。因農村肺癌患者的醫保支付比例、護理支出以及個人自費項目都會較城市地區低[21]，接受手術治療的農村地區肺癌患者相較于城市地區肺癌患者的比例會更低，故多數研究結果顯示農村地區肺癌患者預后差于城市地區。
2 精神心理因素對于肺癌患者預后的影響
2.1 常見的精神心理因素、篩選測評方法、干預措施及效果
肺癌患者最常見的精神心理因素為焦慮及抑郁。在針對普通人群的薈萃分析中焦慮癥的發病率為 3.8%～25%[22]，該研究焦慮癥發病率差異較大既有篩查量表不同也有診斷標準不同的原因。薈萃分析顯示抑郁癥全球發病率為 4.7%[23]，中國抑郁癥的終身患病率為 3.3%[24]。因吸煙可明顯增加肺癌的發病率，一項歐洲的研究發現吸煙者焦慮抑郁癥狀的檢出率為 21%[25]，較正常人群高。一項國內的研究將 400 例非小細胞肺癌手術治療患者與 480 位健康對照使用醫院焦慮抑郁量表（HADS）進行評估，結果顯示非小細胞肺癌患者出院時焦慮評分［（7.8±3.9）分］高于健康對照［（4.8±2.7）分］，抑郁評分［（7.2±3.6）分］也同樣高于健康對照［（4.2±2.6）分］[26]。另一項韓國的研究同樣通過 HADS 篩查肺癌患者手術前后的焦慮、抑郁癥狀，結果顯示肺癌手術患者手術當日焦慮抑郁癥狀檢出率分別為 8% 及 12%，術后 2 周焦慮抑郁癥狀的檢出率分別為 9% 及 19%[27]。肺癌作為一個應激事件同樣也會增加患者的焦慮抑郁水平，有薈萃分析顯示焦慮抑郁癥狀可增加惡性腫瘤的發病率而且有更差的生存率及病死率[28]。
患者的精神心理因素會對肺癌患者預后產生不利影響，在臨床工作中可以使用以下測評工具進行測量。可選用焦慮癥篩查量表（GAD-7）[29]、焦慮自評量表（SAS）[30]、漢密爾頓焦慮量表（HAMA）[31]評定患者的焦慮癥狀；選用抑郁癥篩查量表（PHQ-9）[32]、抑郁自評量表（SDS）[33]、漢米爾頓抑郁量表（HAMD）[31]評定患者的抑郁癥狀；選用 HADS[34]同時評定焦慮抑郁癥狀；選用社會支持評定量表（SSRS）[35]評定患者擁有的主客觀社會支持；選用歐洲五維健康量表（EQ-5D-5L）[36]、生活質量核心問卷（QLQ-C30）[37]了解患者患病后對其社會功能及生活質量的影響。經上述部分工具篩選出具體癥狀，根據各量表評分標準劃分嚴重程度，一般有中重度以上焦慮抑郁癥狀均需臨床進一步干預。臨床上常根據美國精神疾病診斷標準（DSM-V）或者國際疾病分類（ICD-10）予以相關診斷及治療干預措施，而且建議請精神科醫師會診指導治療或及時轉診。
當患者出現焦慮癥狀時可以選用以下干預措施，可短期使用苯二氮卓類[38]藥物抗焦慮，一般 30 min 左右可起效，但停藥后焦慮癥狀很快就會反復，且長期使用會產生依賴。若癥狀嚴重到能達到焦慮障礙或抑郁障礙，可長期使用選擇性 5-羥色胺再攝取抑制劑（SSRIs）、選擇性去甲腎上腺素再攝取抑制劑（NERI）、5-羥色胺及去甲腎上腺素再攝取抑制劑（SNRI）等藥物治療，這些藥物一般需要 2～4 周方能逐漸起效，無依賴性[39]。有抑郁焦慮癥狀的患者也可進行心理或行為治療，目前常用的有放松訓練、正念冥想、認知行為治療、個體或團體心理治療等，以及重復經顱磁刺激、腦電等物理治療，對有嚴重消極想法或行為者還可選用無抽搐電休克治療，根據患者情況也可藥物結合心理及物理治療[40]。肺癌患者出現心理健康問題如果能夠及時發現并進行早期干預，能夠改善預后和生存率[4]。但目前針對肺癌患者精神心理因素的研究較少。有采用團體心理治療的肺癌患者 10 周后再評時與干預前相比患者社會功能提高，抑郁情緒減輕[41]，采用豁達團體治療 8 次后，過 2 年再隨訪發現干預組的生存率為 31.8%，而對照組僅為 9.3%[42]。有對其他外科手術后的患者進行認知行為治療（CBT）的心理治療后患者抑郁水平及術后疼痛均減輕[43]。
2.2 伴隨焦慮癥狀或共患焦慮障礙對于肺癌患者預后的影響
焦慮癥狀是一種對長期的、不可預測的或者潛在威脅產生的情緒狀態，如果這種癥狀嚴重而持續存在，會嚴重影響軀體和社會功能，達到一定程度即可診斷焦慮障礙[44-45]。對于肺癌患者而言，由于對疾病相關認識的缺乏，疾病難治并易復發，且醫療費用高昂，加之對自身健康狀況和家庭經濟壓力的擔憂會讓肺癌患者產生強烈的焦慮情緒，而這種焦慮會嚴重影響到肺癌患者的預后[46]。
研究表明惡性腫瘤患者的焦慮癥狀與其病死率呈正相關[47]。一項調查研究用華西心晴指數量表（HEI）[48]對 70 例胸部腫瘤術后患者的情緒心理狀態進行調查，發現 50% 的患者術后出現中重度焦慮障礙和抑郁障礙，這些不良情緒的存在會導致預后不良[49]。焦慮癥狀還與肺癌患者的健康相關生存質量有關。一項調查研究顯示，存在焦慮癥狀肺癌患者的健康相關生活質量相較于不具有焦慮癥狀的肺癌患者明顯降低。上述研究還提示有焦慮癥狀和無焦慮癥狀的肺癌患者在生理和心理兩方面都存在顯著差異[50]。另一項研究同樣表明焦慮會影響到肺癌患者的生活質量[51]。一項通過對 82 例肺癌患者的隨訪研究表明，焦慮不僅降低生活質量，且可以影響到的肺癌患者治療的依從性和預后，在隨訪中也更易失訪，會進一步影響其預后效果[49]。與肺癌術后一般患者相比，有術后焦慮癥狀的患者住院時間變得更長，術后并發癥更多[52]。未來的研究可進一步探究焦慮癥狀對肺癌患者的健康相關生存質量的作用機制。
2.3 伴隨抑郁癥狀或共患抑郁障礙對于肺癌患者預后的影響
抑郁癥狀是一種明顯且持久的以心情低落、興趣下降為主的情緒狀態，當癥狀嚴重到一定程度時即可診斷抑郁障礙。在抑郁癥狀的驅使下患者容易產生放棄治療的想法，甚至會有自殺意念[53]，從而影響患者的預后[54]。抑郁癥狀是癌癥患者最常見的心理特征，其中肺癌患者的風險尤其高[55]。大約有一半的肺癌患者在病程中出現抑郁癥狀，其中大多數患者的抑郁癥狀會持續存在[56-57]。
美國的一項研究對診斷為肺癌的患者進行了長達 2 年的隨訪，發現抑郁癥癥狀與死亡率增加有關[58]。另一項隨訪了 10.3 年包含 2 611 907 例癌癥患者的薈萃分析顯示，有抑郁焦慮癥狀的人群對癌癥發病率和死亡率的相對風險進行調整后增加 1.13 倍；患癌癥后特異性死亡率增加 1.21 倍，患癌癥后全因死亡率增加 1.24 倍[27]。肺癌患者生存率的差異也有可能與自殺有關，自殺在肺癌患者并不罕見[58]，肺癌患者相較于普通人群自殺風險可增加 2.57 倍[59]。而這種自殺行為很可能被抑郁癥狀所驅使。抑郁癥狀還會明顯影響肺癌患者的生活質量[56]。另外一項縱向研究的證據表明，腫瘤導致的疼痛和抑郁癥狀之間存在相互關系，從而影響到肺癌患者的生活質量[60]。有抑郁癥狀的患者對周圍環境存在消極認知，這可能部分解釋腫瘤患者存在的抑郁癥狀與其降低的生活質量之間的關系[61]。此外，患者抑郁癥狀的持續還與抗癌治療方案的不依從性有關，也與肺癌患者顯著的認知功能和社會功能損害有關[49]。盡管現在對腫瘤患者已經開展了系列心理干預研究，但國內相關研究很少。
3 總結與展望
肺癌是目前危害人類健康最嚴重、最為常見的疾病之一。肺癌患者的社會因素可以通過個體心理活動影響患者的心理狀態，產生焦慮、抑郁等負面情緒，甚至出現焦慮障礙或抑郁障礙。而這些心理問題會加重或惡化肺癌患者本身的軀體癥狀，并嚴重影響治療依從性、生活質量等，導致預后更加不良，故在肺癌患者預后評估中既要重視社會因素也應注意精神心理因素的評估。雖然目前對于肺癌相關社會因素有了較為深入的了解，然而對于諸社會因素與心理因素如何相互作用從而影響肺癌患者預后，尚需要大樣本前瞻性的隨訪研究，找出那些心理社會因素直接與肺癌有關，并且如何與肺癌其他高危因素發生交互作用也需要進一步研究。還需開展腫瘤科與精神科聯合的前瞻性隨機對照試驗了解那些心理社會干預方式有利于改善肺癌患者的預后。便于今后制定針對性的肺癌防治措施，為進一步優化肺癌患者的治療、改善預后、提高生存率提供理論依據。
利益沖突：本文不涉及任何利益沖突。